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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由于历史久远，人们往往认为上古时代的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对于商朝是否存在商业活动也心存疑虑。然而，大量出土文物为我们揭示了商朝商业活动的真实面貌，不仅证实了其存在，还显示了其活动范围之广，甚至扩展到了海外。

商朝时期的货物流通中，贝币作为重要的交换媒介，其出土情况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6,880多枚贝币，经过科学检测，发现它们来自台湾、南海以及遥远的阿曼湾、南非的阿果阿湾等地。这些贝币通过水路运输到河南安阳，充分证明了商朝时期已经具备了远航的能力，航海技术相当发达。

此外，历史文献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商朝商业活动的线索。《尚书大传·西伯戡黎》中记载，周国大臣散宜生为营救被商纣王囚禁的周文王，四处搜寻奇珍异宝，其中在“江淮之浦”找到了如车渠般的大贝。这种大贝，即砗磲，生长在深海中，如印度-西太平洋热带海洋、台湾、海南岛等地。散宜生能够从“江淮之浦”得到这种硕大的砗磲，无疑是当地人出海捕获的，进一步印证了商朝时期的远航和商业活动。

周武王伐纣后，在商朝国都朝歌和商贵族府邸中搜出了大量的宝玉和佩玉，其中明确记载的有宝玉一万四千枚，佩玉十八万枚。考虑到河南一带并不产玉，这些金玉很可能是通过商业交换或诸侯进贡而来的，再次证明了商朝商业活动的繁荣。

殷墟发掘的动物骨骼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商朝远航能力的证据。其中发现的麻龟板和鲸鱼肩胛骨等深海生物骨骼，以及来自同一深海的巨物椎骨，都表明商朝人已经能够远航至远离河南安阳的海洋。

更为直观的是，出土的商朝器物如“父乙盘”和“兽面纹鼎”上，都刻有商朝人乘船在海上贩运货物的图像。同时，已解读出的甲骨卜辞中也出现了商朝人对海上活动进行占卜的内容，如《殷契遗珠》第556片上写着的“追赶帆船”的卜辞，以及象形的“帆”字。这些都表明，商朝的一些船只上已经配备了风帆，为深海远航提供了动力支持。

总而言之，从出土的文物、历史文献以及甲骨卜辞等多方面证据来看，我们可以确信商朝时期不仅存在繁荣的商业活动，而且其远航能力也相当发达。这些发现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商朝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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