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发布了《1969年，毛主席问韩先楚：好久没有见到洪学智了，他到哪里去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毛主席在台上突然大声问：邓华同志今天来了吗》，以及《开国将军钟伟，性情火爆，被人装入大麻袋，先用乱棍打，然后沉江》三文，讲述了洪学智、邓华、钟伟等开国将军在那场“文化大风暴”中的落难遭遇。

说起来，军界中，受“文化大风暴”摧残最严重的单位还是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

其中，昆明军区前任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受迫害自杀，昆明军区后任第一政委谭甫仁中将遇刺身亡，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朱家壁少将受迫害一度跳楼，此外，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昆明军区第二政委李成芳中将等等，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

本文来讲一讲阎红彦上将在这场世纪“大风暴”中的不幸遭遇。

关于阎红彦上将的事迹，他出生于陕西瓦窑堡，早年和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一起搞革命，是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1月，阎红彦曾和谢子长一起到中央局学习，随后转往河北省委军委工作。该年7月，阎红彦进入孙殿英部成功地举行了包头兵暴，拉出了一个团。在8月27日的前委召开扩大会议，他主张带领部队回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会合，被陈伯达指责为“大西北主义”。

刚正不阿的他忍无可忍，与陈伯达发生了激烈争吵，结果被撤销了职务。

这是阎红彦因为性格原因第一次遇到了挫折。

第二次遇到挫折，除了性格原因，还有他对党性的坚持。

那是1945年，被选为了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的他，看到了高岗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高岗也出自于西北红军系统，阎红彦对他的底细了如指掌。

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阎红彦郑重地向刘少奇、任弼时提出了反对意见。

可惜的是，阎红彦的意见未被重视，阎红彦本人却受到了误解和批评。

到了七届一中全会，高岗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阎红彦再次向刘少奇、任弼时提出反对意见，并明确指出了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等等劣迹，要求中央把自己的意见记录存档。

这一次，他遭到了高岗的疯狂报复，他也因此含冤多年。

1954年，“高饶事件”发生后，历史证明了他的正确，他的名誉得到了恢复。

1958年3月，毛主席在召开成都会议期间，见到了他，亲切地把他叫到身边，有些沉痛地说：“阎红彦同志，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太对不起你了。”

他淡淡一笑，说：“这没有什么。”

话说回来，1966年，当那场“文化大风暴”突如其来地席卷神州大地，阎红彦和许多正直坚定的共和国将领一样，手足无措，陷入了一种“不理解、不积极、不得力”的状态之中。

该年8月，他到北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见到了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老战友廖志高，他一个劲地说：“我们得向毛主席反映下面的情况了，目前的‘大革命’这样搞，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不行哪。”

廖志高深有同感地说：“对呀，我们都应该向毛主席反映这个问题，明天，我们在小组会都讲一讲吧。”

两人秉持党性，在小组会上讲出了自己对当场形势的担忧。

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毛主席又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陈伯达在林彪的指使下召开了一个小会，指定一部分原来在军队工作的高级干部参加，目的是鼓动大家揭发批判刘邓。

阎红彦和时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第一书记的赵增益作为第二野战军三兵团的老干部，参加了会议。

有人在会上做了“揭发”，说刘邓在淮海战役中有过动摇，一度想后撤。

陈伯达得到了这样一条毫无根据的“材料”，正无比高兴。

哪知，一向眼中不容砂子的阎红彦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义愤填膺地说：“你们在胡说什么？这纯粹是造谣！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我从没看见过总部出现过什么动摇！”

赵增益也跟着站了起来，说：“我是当时三纵的作战部长，我也可以作证，总部从没有出现过什么动摇！”

阎红彦和赵增益的发言一下子就把陈伯达等人的如意算盘打乱了，会开不下去了。

陈伯达咬牙切齿地把阎红彦列入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名单内。

阎红彦此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他回到昆明后，遭到了轮番批斗，家也被抄了。

虽说在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的保护下，东躲西藏，但到了1967年1月，还是遭到了陈伯达的严酷迫害。

心灰意冷的他，服下了大量安眠药，含恨辞世，享年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