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青梅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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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至2013年间，山东省昌邑新置遗址5处，共发现周、汉、晋、明、清等各类古墓964处，包括791处汉墓。

在汉代墓葬中，我发现有些陶器上饰有鸟和鱼图案，如钫、壶和盆。同样是用鸟和鱼做装饰，但上面的鸟和鱼图案又各有不同。

在墓内摆放鸟鱼纹饰，亦不是当时盛行的葬法，说明此墓主人虽然有钱，但并非大富大贵，可见其意义非凡。

文章试图从工艺考古学的角度，对出土的鸟鱼纹饰的制作、流通、出土的墓葬以及墓主人的家属等问题加以论述，并希望方家能给我们更多的帮助。

昌邑新设墓汉墓所发现的带有鸟鱼纹的陶制品，在国内尚属罕见。作者对其进行研究，一是由于鸟鱼图案是一种很早就出现的题材，早在仰韶文化彩陶中就有“鹤鱼石斧”图案。

二是因为器物种类和形状的差别，其鸟、鱼图案各有特色。新义陵出土的汉代文物几乎覆盖了汉代，但是，在西汉中期、晚期到新莽朝以及东汉，都没有发现有带鸟鱼图案的陶器。

本项目拟从西汉中期2号墓中发掘4个陶钫，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五座墓葬的十件陶钫、一座墓葬的一件陶壶和东汉时期一座墓葬的一件陶盆。

在陶钫上，以鸟、鱼为纹饰，而陶壶、陶盆则以刻划为主。下文将就这批鸟、鱼纹饰根据年代及器物类别的差异作一简略介绍。

兴义遗址共发现70多个西汉中期墓，其中M3、M809号墓分别出土2枚彩色鸟鱼图案的陶钫。

M3∶1泥质灰陶，方口，圆鼓腹，方形圈足，下腹饰竖向和横向绳纹。盖为覆斗形，斜壁，圆形捉手，有四条凸棱，四壁饰对称的二鸟和二鱼。M3∶2的形制、鸟鱼纹与M3∶1相同，下腹饰横向绳纹，底部饰斜向绳纹。

（图一）M809:1的粘土陶器，直嘴，圆腹，方腹，颈部和腰部有两道红线，颈部有两条“三角”的红线，肩部红彩饰对应火焰纹，底部饰放射状绳纹。

盖体为小平顶，斜墙，四棱脊，上有一只飞鸟，四面墙上都有一条鱼纹。M809∶2的形制、鸟鱼纹与M809∶1相同。（图二）

根据西汉中晚期2号墓所发现的4枚陶钫，可以看出该时代的连架帽具有圆抓手、小平顶等特征，故其上绘有各种鸟、鱼图案。因为能用来绘画的地方只有捕手四周的墙壁，于是匠人们就在墙壁上画了两只鸟和两条鱼。

而在墙壁和中间，则是一个小小的平台。中央的小平顶绘一鸟，周围四壁配置四鱼颇有“一鸟制四鱼”的意味。

其中，M140,M289,M424,M443,M532,M611等6个墓中，分别出有刻划鸟类和鱼类图案的陶器。其中，M532是竖穴立穴墓室，其他6个都是立穴的砖棺墓。

M289∶2，泥制灰陶器，方直嘴，筒腹，圆脚，上腹部周围有一条红色的波浪纹及一条相连的线。罩体呈覆斗形状，呈斜壁状，呈圆抓手，其周围有两只飞鸟与两条鱼呈对称状。

M289∶3鸟鱼纹和M289∶2基本一致，口缘和腹下有两个红弦纹，上腹则有一条红线相连的线。（图三）

M443:1是一件粘土陶器，方口筒身，圆嘴，圆腹，圆脚，腹部和底面饰有绳纹。盖呈覆斗状，小平顶，顶上有一只飞鸟，四边斜刻有鱼纹。

M443∶2的形制，鸟鱼纹和M443∶1完全一致，均为M443∶1.M611:1的泥灰陶器，方嘴，筒腹，圆脚，上腹有一条螺旋状的云龙纹。

盖体为覆斗，斜墙，平顶，顶上有四排相对的三角，四边饰鱼。M611∶2，其鸟鱼纹与M611:1相似，上腹有白花花卉纹，下腹有两个白弦纹，由于颜料已剥落，花纹模糊不清。

M532:1粘土陶器，方嘴，筒身，最大直径在腹部，呈正方形，下腹部有一条线。盖体为覆斗，斜墙，平顶，顶上有四排相对的三角，四边饰鱼。M532∶2的鸟鱼纹和M532∶2完全一致。（图四）

西汉后期到新莽间的连帽形继承了汉代中期的圆抓手与小平面的习俗，因此鸟鱼图案也继承了二鸟、二鱼相对而对以及一鸟四鱼的两种风格。

但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图案也随之产生。M611、M532等4枚均为小平盖，但其上盖处并无鸟形图案，而为四层叠三角图案，四面各饰一条大鱼。（图五）

刻划鸟鱼纹的陶壶仅一件，发现于M193。与陶钫的鸟鱼纹都彩绘于钫盖不同，此件陶壶上的鸟鱼纹饰于壶的上腹部。且为刻划而成，没有彩绘。

M193:1泥陶器，开口，弯肩，筒身，仿圈脚形。沿下、颈下及腹部饰四周凹弦纹，领部饰八周弦纹，下腹部饰一套圆戳纹，肩部各饰一圈圆状的鼻状物，上饰刻划网状花纹。上腹两侧刻划有两个左右对称的鸟啄花纹。（图六）

在汉代65个墓中，只在M804中发现一只有一个带底刻划的双鱼纹陶器。

M804:16，深褐色，青釉瓷，开口，低腹，下半部分呈斜形，底部凹陷。沿内饰一周水波纹，内壁底部饰两周凹弦纹，刻划有双鱼图案。（图片7）这座墓葬所用的墓砖，部分边有钻石状花纹，顶部有鱼图案。

昌邑地处胶东地区，在西汉和东汉时期分属北海郡和北海国。昌邑新设墓葬出土的以上鸟鱼纹饰，为研究汉代地方陶器的生产工艺、产品流通与使用、社会文化等问题，奠定了良好的考古基础。

鸟鱼纹陶的年代跨越了西汉中叶到东汉，其器物包括陶钫、陶壶、陶盆等，在装饰上既有绘画，也有刻划。根据年代对乌鱼纹饰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从汉代中期2号墓M3、M809号墓中发现的4个鸟鱼图案，可以看出，在图案的选择上，形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陶钫中的鸟和鱼图案均涂在钫盖上，因此，由于其形态的不同，因此其上的鸟、鱼图案也各不相同。

因为有一个圆形的捕手，所以只能在四个角落里作画，因此，两只鸟儿和两条鱼就被匠人们均匀地绘制出来，达到了一种平衡的效果。而小平顶的钫盖，可绘画的区域有五处。

如果墙壁上画着两只鸟和两条鱼，那么在小平顶上画一只小鸟或一条鱼，就会破坏这个平衡。而匠人们则是将四条鱼儿围在中间，将这一点完美的弥补了。

从西汉末期到新莽朝6个墓葬，发现有12个不同的鸟鱼图案，其中有12个是由M140,M289,M424,M443,M611,M532等。

正如上面提到的，尽管M611、M532的4枚同样为小平顶型钫，但制作者并未在中部小平顶部画一只小鸟，而把它分成了四个用多个三角花纹填满的较小的区块。

造成此种现象的成因较为复杂，可能是由于各艺人所持“粉本”的差别所致；另外，这也与艺人的个体修养有一定关系。

或者说，鱼的图案是主要的图案，而鸟类的图案只是一个辅助图案。正如该墓地东汉墓葬M804出土的陶盆内底就只刻划双鱼图案，也无鸟纹。

特别要指出的是，凡是用陶瓷罩子涂画的鸟类、鱼类，均在其自身的一片小小的空间中活动，相互间并无肢体上的联系，从而形成了一种类似于鸟类捕食或衔鱼的自然生态链。

而从西汉后期到新莽时代的一只M193号陶器，其上腹两侧分别刻有两个鸟啄图案，说明鸟类和鱼类存在着某种关系。白云翔老师把“鹳鸟衔鱼”这一形象看作是一种对大自然景色的一种艺术描绘，借此寄托人们对“丰收”的期待。

这样的期待在昌邑新设墓葬中应该仅有一次，陶瓷器上的花鸟鱼虫都是宁静共处，而且东汉陶碗底部只刻划了双鱼，并无鸟类。二头面向同一个方向，须连在一起。

彩陶上绘有禽鱼纹，使之与众不同，这不但是因为其实用价值的提高，也是因为承载着主人家庭更多的期许和寄托。

使用鸟鱼纹饰的，多是其后代，他们既要为主人预备陪葬品，又要为主人建造坟墓。墓葬的方位、大小和随葬品等有关因素，可以解答上述问题。作者整理了从西汉中叶到东汉各墓的有关资料，并列出了出过鸟鱼纹饰的墓葬名单。（表格I）

兴义遗址出土的汉代晚期墓多为90度至115度左右，共有38个，占全部墓的54.3%。M3与M809的方位正好位于此区间，说明了该地区普遍存在的埋葬方位。

墓的大小主要分布在2.2-3.7m,0.8-2.1m之间，其中M3、M809的规格比较大，说明其建造成本更高。

由是，从墓葬规模和鸟鱼纹陶器作为随葬品观察，两座墓葬的家庭还稍有余财的，毕竟两座墓葬的随葬之物都只有两件鸟鱼纹陶钫。

因此，由昌邑辛置墓地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随葬鸟鱼纹陶器墓葬的方向、尺寸和随葬物品综合分析，这些墓葬所属的家庭虽稍有余财，但也非大富大贵之家。

由于有些墓中仅有两个鸟鱼图案的陶钫，比如M443中所发现的两个鸟鱼图案的陶钫，其高度大约在5cm左右，所以两者之间的区别就非常明显了。

这也说明，用于陪葬的鸟鱼纹饰并非出自墓葬主人之手，不然两只陶鼎的高低不会有差别。但是，毫无疑问，这批鸟和鱼都是主人的后代，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为主人选择的陪葬品。

在有足够多的可供选用的陶具的情况下，墓葬主人的后代肯定会挑选大小相等的两个；如有偏差，亦可接受。这也说明了鸟鱼纹饰在彩陶中的重要地位。

汉代先民不但相信阴间，而且相信阴间是地上的延伸。因此，墓主人选择这种鸟鱼图案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希望墓主人在阴间能吃饱穿暖。

从工艺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昌邑信泽墓葬中的鸟鱼图案图案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延续和创新。装饰花纹样是影响图案的重要因素，但图案也是多种多样的。

鸟鱼纹陶器较素面或简单纹样的同类陶器的价格要“昂贵”，这不仅是因为其本身的器具用途，更是因为其主人家族对其所作的诸多祈祷。

从墓葬方位、大小及随葬的物品来看，该家族虽然富裕，但并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他们买了一些用来表示富裕的鸟鱼图案的瓷器，放进坟墓里，为的就是让坟墓里的主人在阴间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