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访谈中国古代推举人才的历史，并解答：“孔乙己悲剧”怪科举考试吗，科举选才适当吗？ 结论：“孔乙己悲剧”不怪科举；科举考试出现，是中国政治和文化反复博弈的必然。 关键词：科举考试，乡土文化，心怀鬼胎，人际依附。 这一次采访者A继续采访，采访对象，某文化学博士F。 博士F一直关注中国和外国的文化差异；并且，他还曾经对科举考试在中国古代的演变发展，做出相对深入的考察和梳理。 当A一提出问题，这次访谈的主题是当代的孔乙己群体化问题，并试图和F交流，鲁迅时代之所以出现孔乙己现象问题，是否和清王朝末年，已经停了“科举考试”有关？另外，科举考试的制度方式，是否对当代解决孔乙己群体化化问题，有某些启示意义。 博士F一谈到科举制度，就侃侃而谈；以至于将采访者发问的主题“孔乙己问题”，都差点忘了。 不过后来，他还是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停科举”和单一农业社会，是导致民国初年出现少数文人孔乙己化的一个方面原因。 博士F谈的内容，都是肯定过去科举考试，对中国政治、社会积极意义的。 （一）科举考试为主政者垂爱，经历一个过程 F说，科举作为选才方式的出现，其地位越来越稳固化，并不是偶然的，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 在王朝政治的选才举才方面，经历了征辟制、察举制、中正制、科举制的漫长演变。 在西汉大一统帝国建立的早期阶段，最初实行的是征辟制。 所谓征辟，是要将对人才的查访、召请结合起来。当时，行政部门和公共事务都相对较少，这种方式，基本上够用。 不过，随着行政单元和政府部门增多，征辟制不能完全满足要求。 此外，由于在那个时代，毕竟读书写字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件昂贵的事情，因此，民间自发培养的文化人，对社会公共管理而言，是供不应求的。因此，政府除了有必要发掘现有文化人之外，还要考虑不断培养新的文化人。 那么，选择哪些年轻人来培养呢？ F说，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和乡土社会，针对一个中国人的社会评价，最初来自族人和乡人。 你去看最早的既是朝臣也是文化名人司马迁的著作，或去看汉语言的各种早期文献，那些记载都显示，从春秋到秦汉的文化人，都非常注重自己在乡域的名声，注重乡人的评价。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王朝政治的早期，皇帝、宰相，将人才的最初选拔权，下放到地方官，就是顺应中国乡土文化环境的自然反应。 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皇帝下诏书，制定选择人才标准；接着，指令政府官员按照标准，向皇帝推荐人才；最后皇帝亲自对推荐过来的人才进行面试，根据他们的表现授予官职。于是，“察举制”诞生。 再后来，在“察举”中受到推荐的人员，有了一个专门的名称，为孝廉。 所谓孝廉，也富有中国文化特色。这是因为，中国人在文化观念上，就老是和不断地认为，人的美好品德总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些表现出孝顺长辈的人，可以推想，他们也会在操持公务上，表现得廉洁正直。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建立了太学，地方举荐过来的学子，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考试，才能授予官职。 太学生经考试后，成绩甲等直接留在中央为郎官；乙等生，则回到地方为吏，如果表现好，吏还有机会，再征召到中央为官。 这就表明，在汉武帝之后，西汉已经开始实行察举、考试相结合；推荐和培养相结合的选人用人制度。 东汉瓦解之后，到魏晋时期，由于篡夺政权的曹魏和后续政权，要通过承认既得利益的机制，稳定朝政并收买人心，察举制再发展成“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则完全废止了考试环节。州郡设置一个“中正”，中正根据家世、德行等标准，给当地的士人确定等级。当时把人才分为九个等级，中正官负责确定某个人才属于哪一等。担任中正的一般是地方的士族，他们在评定等级的时候当然也会偏向士族的子弟。 在古代，不像现在百业发达，人们择业渠道非常狭窄。由于做官的利益和诱惑太大了，察举制和由察举发展而来的九品中正制，会产生非常大的弊端。 ——其一，造假泛滥。 为博取名声，文化人的造假、虚伪、相互吹捧，层出不穷。这在东汉的中后期，就已经非常流行。史籍史料显示，东汉时期关于文人的记录，充斥着肉麻的赞美和褒扬。从主政者选才的角度来看，某一范围文化人之间过度的互相吹嘘，显然会导致，关于某某文化人的名声和操守，真假难辨。 ——其二，利益集团。 地方官的举荐权，会在官僚阶层之中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容易发生世家大族相互照顾，并垄断仕途。至于后来察举制会进一步演变到“九品中正制”，那就更是篡权的曹家、司马家出于照顾当时门阀士族，进一步就这种世家大族的相互照顾的既得利益，合法化和固定化。 （二）科举成为历史趋势的管理机制原因 在经历大乱的痛苦之后，科举考试经历萌芽、试用之后，是在隋朝、唐朝、宋朝的大量朝廷政治斗争的发酵过程中，才逐渐走向成熟的。 科举选人得以胜出，其最基本的机制在于，经过残酷的社会动荡和惨烈的政治斗争，中央主政者越来越觉得：只有科举，既有利于帝国发掘培养经世济用的人才；也有利于皇权中枢摆脱其他利益集团的干扰；由此更有利于朝政合理化。 F认为，科举考试之所以会产生，并且越来越受重视，越来越得到规范化，是因为越到后来，帝国中枢的执政者越来越感受到，只有通过将部分重要人才的初选权，抓在皇帝手中，才能实现达到帝国治理的多方面目的。 ——防止重要人才在最初阶段就被埋没。 ——屏蔽掉在层层举荐过程之中，各路大鬼小鬼的各种心怀鬼胎。 ——把最重要人才的初选权，掌握在中央主政者手中；由此，也将重要人才首次进入职场仕途的知遇之恩，掌控在皇权手中。 后来，科举考试中的几个趋势，都可以看出上述动机的关键性。 第一，科举的组织越来越讲究考题保密和考风考纪。 在唐朝时，科举考试试卷是不糊应试者姓名的，并且考生可以在考前广泛接触朝官，包括主考官。到了后来，科举考试试卷糊名；主考官在考试前较长时间要与世隔离；考生进入考场，严禁任何夹带。 并且，一直持续到晚清，科场舞弊案都是斩立决的罪名。 第二，通过科举授官的初阶，在不断提升；储备池在不断扩大。 唐朝进士授官都是科级，并且通过科举授官的名额，也相对有限。宋朝以后进士授官的初阶都是县级。再到后来，一甲状元可以零工作经验，直接授官从六品（相当于当代的副司级）。 第三，自宋朝以后，进士及第者，要面见皇帝，并认皇帝为老师。 “进士”即意味着入选中高层官吏，进士及第后，随即在皇宫参加鹿鸣宴，受到皇帝的接见、祝贺和嘉勉。这就明确，“进士”进入仕途群体，在他们才能“变现”环节的最关键环节，其知遇之恩，首先直接属于皇帝本人。 （三）科举选官的社会文化原因 F认为，科举考试对中国社会之成为必然，是适应中国乡土文化，并挑战中国乡土文化之政治弊端的一项制度反动。 什么是乡土文化，乡土文化的基础特征如下。 ——乡村是传统中国社会人的根，也是评价人的起点；是人生存发展的本源所在，是人成败得失的见证场所；也是传统中国社会人一生挥之不去、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 由于乡村的家族生活，加上古代农业看天吃饭，在古代农村，安家立业、生存发展，每时每刻的各种安身立命事项，都需要乡人的出手扶助。 乡土文化和农业文明、耕读文化相适应。 乡土文化导致的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缺乏边界感，距离感。 从另一方面看，乡土文化背景中的人际关系，到处都是圈子感、依附感。 然而，如果从帝国政治的角度看，即使先不考虑全体人民的利益，即使从帝国主政者的私人角度来看，乡土文化给帝国政治带来的弊端，也是显然的。 ——乡土文化催生的乡土利益倾斜、乃至中国文化所崇尚的小圈子利益倾斜，都和帝国治理，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 帝国政治最基本追求，应该是帝国的长治久安；这种长治久安也建立在适度照顾广大普罗大众的利益基础之上，需要依靠整个帝国范围的纲纪才能得到维持维护。然而，乡土文化，却会要求或催促即使是读过书的文化人，要去对乡人、族人额外关照。 这在某些场合，这就会发生相互矛盾。当某种矛盾出现后，在帝国政治之中，也逐渐出现一些应对乡土文化弊端的“反动”举措。 举一例言之，任官避原籍，即在大多数情况下，帝国官员任职，要避开原籍。 ——所谓原籍，就是任职者的故乡。 观察所有“反动”措施，由本乡荐举，逐渐过渡到通过科举考试，就是其中功能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积极“反动”。 （四）科举为强势君王倚重的原因要点 从宋以后，频发的北方战乱，已通过杀戮、驱赶等方式，砸碎了原来的门阀家族体系、另一方面，则由于纸张普及，可获得教育群体增加，文化人群体增加，总体上，除了元朝之外，在宋、明、清三代，科举选人越来越受到朝廷重视。 并且，越是掌控朝政相对强势的君王，对自己通过科举过程发掘的骨干人才，越是相对倚重。 在宋朝，作为赵宋国策，从宋真宗之后，几乎所有朝廷要职，统由科举功名人士担任。 在明清两代，那些掌控朝政相对强势的君王——如洪武、永乐、康熙、雍正等，都曾经亲自垂询任内科举殿试的全过程细节，并主动排除殿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乃至努力从进士群体之中，发掘人才。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因为，越到后来，强势的朝政掌控人越来越觉得，其他皇帝要打交道的所谓身边人，什么外戚、宦官、武将，乃至宗室，都一定程度“心怀鬼胎”，只要权力天平向任何一方倾斜，最终会扰乱政治大局，甚至导致天下大乱。 但科举入仕者有所不同，毕竟是多年寒窗，专业研习道德教化和政治治理，只要皇帝的目标是国家长治久安，科举入仕者在思想和步调上，和皇帝同心同德的程度，要高得多。 此其一。 如果依靠荐举，通过各种举荐途径入仕者，从被举荐者角度看，他多少会对举荐者怀有一定程度的知遇感恩，这会使得朝政人际关系更加复杂，官员之间以同乡、同师门或其他联络为纽带的朋党痼疾，会更加严重；从整个朝政运转来看，也会不断固化地方举荐官员的自我存在感。 ——此路有我开，此树由我栽，欲从此路过，留下……。 此其二。 自唐代开始，由于纸张普遍使用，读书成本下降；就可资朝廷使用的人才而言，读书人备选池大大增加，显然，只有考试，才是防止“野无遗贤”的正确方式。 在东汉之前，书籍由竹简编成，且每本书的数量很少，不论是藏书还是读书，都是日常为衣食所累的普通农民阶层，遥不可及的事情。 纸张在东汉发明。随着越来越普遍使用，每本书翻印数量大为增加。虽然读书，仍然要一定的空闲时间和财力支持，但读书人群体的相对规模，相比竹简时代，已经大大扩张。 在西汉和东汉早期，由于读书人文化人的数量有限，察举制自然能将绝大部分读书识字的文化人纳入官僚系统，同时，非常少量的有治学成就或卓越见解的文化人，只要他自己适当在文化圈活动，其名声能够很快上达朝廷。 但是，越到后来，随着读书人数量增加，怎样从中发掘优秀者，就不是察举所能解决的问题了。那用什么方法解决，只有考试才能解决。 此其三。 F谈到这里，还继续提到，他在国外呆过一段时间。 他感觉到，从文化差异上看，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思维方式上，和西方人存在明显差异。 在中国古代，人们处在农业和乡居环境中，这种传统农业背景的生存，具有一个特点，看天吃饭，勉强维持温饱。因此，也每一时刻，都需要乡人、族人的搭手扶助。 这就决定了，中国几千年，中国式人际关系特征是，人的依附性、从属性、求同性更强。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中的人际关系，人和人之间，相对缺乏自觉意义上的边界感。 中国人见面打招呼常用语：吃（南方很多地方也称“恰”）了吗？这表明，在古代，很多时候，在乡居环境之中，确实有很多乡人、族人，是没有吃（“恰”）饭的，是需要乡人、族人搭手扶助的。 再加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从文化人职业选择的收益来看，除部分文化人可能能够从事中医、私塾教师之外，文化人职业选择面窄，即通常只有做官或做吏作为选择。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同学、同乡、同门之间，都会产生高度的共情，并且通常认为，有相互扶助的需要。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如果将重要人才的初选权交给举荐，肯定是同一地方的人，同一圈子的人，大量地相互吹捧，并相互结党营私。 此其四。 （五）科举考试对王朝治理正面作用非常明显 采访者A又问F，很多人都说科举考试，是封建社会的毒瘤，导致了中国科技落后，妨碍了中国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毒害了历代知识分子；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万恶之源。真的吗？ F说，大错特错，这些东西，都不是科举制度的错。 F说，上面讲的这些负面作用，实际上都是“中学”“国学”的经典思想的负面作用，这面负面作用的帽子，无论如何都扣不到“科举”身上。 比如说，科举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简直是大污蔑。 没有科举，中国的科学技术只会发展得更加糟糕。 ——在中国古代，绝大部分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都是有科举功名或官方身份的人，如张衡，选为孝廉，相当于后世的中举；祖冲之，入选当时华林学省；沈括，进士；徐光启，进士；宋应星，举人。 为什么这些古代科学家都是有科举功名或政府授职人士？ 道理一点都不复杂，科举或授职，解决了这些文化人的供职供养问题；没有功名职位的人，天天都要去地里，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刨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哪儿有心思科研和著作。 事实上，科举选官对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正面作用，也是显然的。 ——仅说一点，科举大大延长了封建王朝的寿命。 F说，在没有科举制的两汉，也一定程度科举初步推行的唐朝前朝，实际上相对安定的王朝政治，大致都在100年左右。 在科举选士制度相对成熟的明清两代，王朝政治相对稳定的时间，都能达到200年左右。 在科举制下，由于高层文官，都出自“进士”，“进士”层面的文化人对王朝政治决策的影响力，一定程度能够对冲那些皇位世袭者的某些“荒谬”言行的不良影响。 在西汉王朝，国家治乱和皇帝的贤明、昏庸程度密切相关；不是昏君，帝国就治理；昏君，帝国很快就乱。 在东汉后半段，与其说是刘汉王朝，不如说是舅宦对撕王朝；东汉最终也在国舅和宦官的相互撕扯中破碎。 但在科举选官相对成熟规范的明清两代，特别是明代，即使有的皇帝行为比较荒谬，其程度丝毫不亚于汉朝昏君；但这种荒谬行为对帝国政治的消极影响，远不如汉朝来的直接和迅速。其中重要原因是，科举人员组成的文官系统，一定程度——虽然不能说全部——屏蔽掉了这种消极影响。 （六）民国个别“孔乙己”现象和停科举有关 鲁迅在《孔乙己》作品之中，鲁迅后来，也都没有提到，是不是因为停科举引发“孔乙己”悲剧。 通观全文，鲁迅的主要意思是，“孔乙己”悲剧已造成，社会大众层面那种麻木，孔乙己自身那种沉沦和找不到出路，值得大家深思和引以为鉴。 不过回过头来说，民国的 “孔乙己”现象，虽然是少数，但和停科举有一定关系。因为，如果还有科举，那极少数的“孔乙己”的精力会放到继续考取功名上面，而不至于流落街头。 民国“孔乙己”只是一种零星社会现象，称不上当时的时弊。所谓“时弊”，是弊端已经一定程度成为群体现象。 从鲁迅对孔乙己行为的种种描述来说，鲁迅先生的主要意图，还是讥讽传统教育，传统教育有很多内容和理念不恰当，并由此导致孔乙己不主动深入社会，沉溺于维持自己的“长衫”身份，并且总觉得，自己拥有与众不同的很可贵知识——比如“回字四种写法”之类的。 从民国“孔乙己”悲剧形成的原因来看，还是以个人原因居多。实际上，在民国初期，仍然是一个文化人相对稀缺的时代。那些能写会算的人，只要不沉溺于“回字四种写法”之类的东西，稍做用心，是能够找到某种不脱长衫的营生的。 ——报社馆员；账房先生；投考正兴起的师范和专门学校；甚至，投考国立大学；等等。 （七）“孔乙己”群体现象要用公共管理制度治理 F认为，如果比照中国传统社会，可以看到，当代社会“孔乙己”现象，和鲁迅作品中的“孔乙己”有类似之处：都在等待自己期待的工作平台。 但也有不同之处：当代“孔乙己”已经是一种群体现象；民国孔乙己是个别现象。 群体的现象，当然要用面向群体的方法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