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

——《荀子天论》

当你的对手强大无比且你根本看不到未来时，要如何自救？

你的对手强大，证明他正在做的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或者说是与当前的社会相适应的，你看不到未来，至少说明你所坚持的道路在某些方面与社会现实是不相符的。

所以想要自救就必须放下来自固有认知的偏见，客观地分析你的对手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劣势，他的优势你能不能学来？

而后再以同样客观的态度去看待自己的理论，哪些是始终有用的，必须一直坚持，哪些是与社会现实不符的，应该做出调整。

客观地分析了自己与对手后，要设法让自己清楚该坚持什么？又该改变什么？

但人这种生物本身就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先入为主的念头很容易给自己的思维打上烙印，而打破思维烙印的常规方法是用一个新的更加强烈的烙印去代替旧的烙印，正是因为人的这个思维习惯，才导致了“皈依者狂热”这种奇怪现象的产生。

但显然，以新的思维烙印去代替旧的思维烙印并不能获得智慧，这只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罢了。

真正要重塑自己的认知，明白什么该坚守，什么该放弃的办法只有一个：参与社会实践。

社会是人类行为的总和，人们关于每件具体事物的选择本质上讲都是对一个个社会命题的真实回答，它能最高效地告诉人们真正在社会上行之有效的理论是什么样的。

脱离了社会实践，任何自救都不过是自己臆想出的空中楼阁。

纵观人类历史，曾有过无数个个体、组织、民族、国家在绝境中寻求自救之路，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即便是那些积极求索的人或组织，他们自认为会得救的那条路往往并不是真正的救赎之路，而历史却会以各自各样的方式让他们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完成自救。

自救者，天救之，命运往往会眷顾那些积极自救的人，即便他们并没有聪明到一开始就看清历史的走向，但只要他们一直在实践中自救，当历史的脉络逐渐清晰，他们往往能更快更牢地抓住那转瞬即逝的机会。

今天的故事里，要完成自救的是儒家学派，那个积极投身实践帮助儒家寻找出路的人叫荀卿，后世之人尊称他为荀子，与儒家另外两个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相比，荀子的名声要小上很多，但他的思想却奠定此后2000多年华夏大地上社会运行的基本框架。

关于荀子的争论一直没有停过，而很多刺耳的批评之声不来自别处，就来自他所在的儒家，甚至在两宋时期，荀子曾被开除“儒籍”归入到法家行列，当你系统了解了他的主张后，就不会对这些感到奇怪，荀子，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一个儒家的“叛逆者”，但是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儒家陷入死循环后的求索者。

当时的荀子应该不会想到，他跌跌撞撞为儒家找出的那条路会成为之后2000年中国社会的主流。本已经分出胜负的儒法战争，也因荀子在最后时刻入场再添波折。

在电视剧《大秦帝国》中，为了艺术效果安排了一场商鞅与孟子在稷下学宫的辩论。

《大秦帝国》的主角是秦国和法家，所以商鞅在剧中被塑造成洞若观火的翩翩少年形象，而作为“反派”的儒家代表孟子，则毫不意外地被塑造成了一个酸腐的老学究。

显然，这样的场景自真实的历史中是不可能出现，历史上的商鞅比孟子大了20多岁，但历史上孟子被后生质疑的事却是十分真切地发生过，而不断质疑孟子的不是别人，正是同为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

荀子是赵国人，从小喜欢读书，在遍阅诸子百家后，荀子仍最认同的仍是孔子的学说，并以孔子思想继承人自居，荀子在50岁前往齐国稷下学宫，在一次次辩论中很快脱颖而出，并成为稷下学宫的祭酒（首席学者）。

这里面要说一下大秦帝国里提到的那个孟子和商鞅的辩论地：稷下学宫。

兴建稷下学宫的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稷下学宫自修建以来就成为了当时天下学者的聚集之地，各类思想在稷下学宫里激烈碰撞。

理论上讲稷下学宫应该是一个思想非常自由的地方，但是由于稷下学宫地处儒家兴起的齐鲁大地，儒家思想也自然而然地成为稷下学宫的主流。、

一种思想如果长期在一个地区作为主导思想就会在内部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奇怪现象，进而形成思维茧房，让其他思想难以渗透进来，处于这种思想氛围下的群体会全然不顾现实发生的事，一味地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世间的终极真理。

荀子来到稷下学宫时，这里的思维氛围就是这样，多数儒家子弟照本宣科自命不凡，全然不顾法家指导下的秦国已经成为天下强国的事实。

荀子与其他儒家子弟的第一个不同就是他并不甘心只在理论层面夸夸其谈，他要的是真正以自己的理论去解决客观问题。

在理论结合实践一段时间后，荀子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几乎刨了儒家的“根”。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性善论是孟子那一派儒家体系的理论基础，因为人性本善，仁义礼智是与生俱来的，只不过被后来的社会环境污染，所以儒家主张的克己复礼才会理论基础，如果性善论被推翻，那么儒家的很多理论就将不复存在。

但自称是真正了解孔子的人的荀子却非常直接地宣称孟子的性善论是错的。

荀子比较系统地宣传他的人性本恶的理论：人天生饿了就要找食物，累了就要休息，如果不加以约束，人人都会争夺利益，如果因为信奉人性本善而不去管理，天下将是一片焦土。

荀子不认同孟子的性善论，但却十分推崇孔子，至少荀子自己是这样说的，关于孔子，荀子与周边的人进行了一些辩论，在荀子口中，孔子，和儒家的另外一个圣人周公身上都有着一些可怕的故事。

有人问荀子，周公与孔子为何会在当时和后世都得到人们的尊崇？

荀子反对对方，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那个人用孔子形容周公的话来回答：孔子说周公身份已经显赫到极点，行为却愈发谦逊，权力已经大到极点，却愈发克制，总之周公被后人推崇是因为他品德高尚。

荀子对这个答案不以为然，他表示事情一定没有那样简单，武王死后，成王年幼而周公大权在握，他主持分封诸侯71个，姬姓王就占53个，但其他诸侯似乎并没有什么意见，这点是仅仅靠谦逊克制就能做到的吗？

周公随武王伐纣的过程中，三天之内出现了5种不吉利的天相，很多人都认为不能再继续进军了，但是周公坚持部队日夜兼程赶往牧野，完成了伐纣的大业，又令被打败的商人和一同参与伐纣的其他诸侯军宾服，完成这些靠仅仅靠谦逊自律是就可以了吗？

在荀子口中，周公的高贵品质绝不仅仅表现在自律谦逊上，那些都只是表象，周公真正让天下宾服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讲规则，但也杀伐果断的“圣王”。

在重塑了周公形象后，荀子当然也不会“放过”儒家的另一个圣人孔子。

关于孔子的故事很多，这些故事大多能够证明孔子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但是荀子却偏偏着重讲了一个最“恐怖”的故事。

荀子说：孔子在鲁国当摄相的时候，上任7天就杀了少正卯，关于杀人这件事，孔子的态度是该杀的人就得杀，还列举了商汤杀尹谐，文王杀潘止，周公杀管叔，太公杀华仕，管仲杀 付里乙这几个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在荀子口中的孔子并非总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贤良之师的形象，他更多是一个行事果决的政治家，在他为政时并不总是靠道德教化，很多时候也要用出霹雳手段。

孔子杀杀正卯这件事历史上有争议，就如同韩非子口中的伍子胥出昭关一样，这个故事都仅见于荀子的文章里，当然，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是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真不真实，而是荀子为什么要在孔子的众多故事里选择这一个。

荀子通过对周公和孔子故事的重塑，在理论基础上与传统儒家一味强调“德”的腐儒划清了界限。

他清楚地告诉儒家子弟：儒家要想入世，道德教化和霹雳手段都是不可或缺的。

荀子以孔子为偶像，但他在一个问题，确切的说是一个国家的态度却与孔子大相径庭，这个国度就是法家治下的秦国。

孔子在周游列国宣传的仁政思想时，根本就没考虑过秦国，当时的秦国尚未开启商鞅变法，还只是个地处西北的“蛮夷之国”。

孔子周游列国时根本就不去秦国，主张克己复礼的孔子对于“蛮夷”秦国的蔑视可见一斑。

待到荀子生活的那个年代，秦国已经经历了商鞅变法，在军功爵位制度的激励下，秦国已经从最初的“蛮夷之国”更进一步，成为了诸侯口中的“虎狼之国”。

儒家子弟们对于这样的秦国无疑会更加鄙视，尽管秦国在商鞅变法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强，但这并不妨碍儒家子弟们瞧不起秦国。

面对秦国，荀子再次不走寻常路，他不但深入秦国实地考察，还对秦国赞赏有加。

荀子表示：秦国在四代秦王的接力治理下已经相当富强，而秦国的强大不能简单归结于土地肥沃和函谷关险要，秦国高效的制度设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荀子对于秦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给予了颇高的评价：

秦国百姓十分朴实，不奢华，不矫揉造作，对官府十分顺从。

秦国官吏行事高效，法律严明。

秦国士大夫公私分明，不结党营私。

秦国朝堂办事有一定流程，效率很高。

在荀子口中，秦国不但不是所谓的“虎狼之国”，反而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接近完美的强国。

荀子入秦被后世认为是一个重大文化现象，它标志着儒家与法家从水火不容开始走向相互交流。

法家治下的秦国强盛景象就在眼前，荀子并未像其他儒家子弟一样选择把头埋在沙子里当鸵鸟，此番秦国之旅对于荀子思想的成型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荀子主张治理国家要运用的“礼”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礼”，它更多是规则的意思，这与法家用“法”来规范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共通之处了。

荀子与孔子、孟子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三巨头”。但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荀子最著名的两个弟子：韩非和李斯却都是彻头彻尾的法家。

从这个角度看，荀子在儒家中显然并不纯粹，连性善论都抛弃了，能纯粹吗？

荀子的理论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新意，但是这些“没有新意”的理论是在荀子不断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它是经历过社会检验的，这远比那些坐在书斋里侃侃而谈的腐儒们提出的观点要靠谱得多，也实际得多。

对了，上文说荀子入秦后，称秦国已经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国度了，接近完美的另一个含义就是仍有瑕疵。

针对这个瑕疵，荀子向秦昭襄王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秦昭襄王对于荀子的提议不屑一顾，但谁也没有想到，荀子竟真的预言了法家治下的秦国的最终结局，而他的那个“四不像”理论却被后世一种沿用。

看看荀子给秦昭襄王提出的那个“平平无奇”的建议吧。

荀子称法家治下的秦国社会秩序井然，国家富强，已经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国度了，而唯一不完全的点就是：没有重用儒生来对国民进行教化，如今秦人守规矩只是出于对法规的畏惧，并非真正发自内心的想要遵守规则，如果在法家规则的基础上，再让儒家子弟对国民进行教会，则国家可以长治久安，如果只是一味地运用“法”、“术”、“势”来驯化国民，则这样的强大不能持久。

面对荀子这样的建议，秦昭襄王毫无疑问地没太当回事，其实别说秦昭襄王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就是今天的我们也不会认为这个建议能有什么新意。

它不过是把儒家的道德教化与法家的法规约束相结合，看起来简直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当时秦国国力正处于上升期，法家思想正帮助秦帝国一步步做大做强，这个时候荀子还要搞什么“儒法结合”，这在秦昭襄王看来，更像是一种“摘桃子”的举动。你儒家已经不行了，这个节骨眼上与正在蒸蒸日上的法家结合，不是抢功劳又会是什么？

况且在秦昭襄王看来，荀子提出的所谓通过道德教化让国民自觉遵守法令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秦法通过加大处罚力度也可以达到让国民遵守法律的效果呀，至于国民遵守法令是不是出于自觉，这在秦昭襄王看来并不重要，只要结果一样就够了，严刑峻法面前，你不“自觉”也得“自觉”。

蒸蒸日上的秦帝国让秦昭襄王对于已经形成闭环的法家理论深信不疑，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最合理的治国方式的，用赏赐和惩戒驱使国民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行事，这远比道德教化要实际得多。

当时的秦国国力正处于上升期，所以秦昭襄王也不会去考虑荀子口中的道德教化结合法令治理与直接全部用法令相比有什么优势。

问题出在成本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的任何一个举动都是成本和代价的。多数王朝覆灭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在国家鼎盛时期盲目扩张，导致成本高企，最后被高成本活活拖死。

在法家眼里，让他人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行事无非两种手段：

第一种是用好处诱惑他这种做，第二种则是用严刑峻法逼迫他必须这样做。

二者分别对应人性中的趋利和弊害。

但如果是这样就必然面临一个问题：无论选择威逼还是利诱国家都需要付出不小的成本。

赏的方式自不必说，想要赏赐国家就得拿出真金白银；罚的方式看似没有成本的，但是执行惩戒的机构本身就是成本，被处罚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为了让人面对处罚而不做出反抗，就必须维持一个庞大的暴力机构，而这背后带来的隐藏成本是惊人的。

儒家的道德教会与法家的威逼利诱达到的效果是一致的，这确实是事实，甚至在多数时候，法家的赏与罚效果要比儒家的道德教会要的多，但这背后高企的成本，法家必须全部自己承担。

荀子先用大费周章的重塑了周公与孔子的形象，要说明的是管理国家光靠道德教会是不行的，得有一定的奖惩措施，让违背规则的人倒霉，这一点很容易理解。

而后荀子又向秦昭襄王建议将儒家的道德教化引入秦国，与法家一同治国，他的潜台词是只靠法令也不行，这不算太容易理解。

荀子坚持治国光靠法令是不足以治理好一个国家，道德教会也必须被应用，其背后的逻辑就是成本，道德教化可以让民众心愿诚服地交税，服徭役、兵役，它的真实意义是相比于法家，成本更低。

我们再简单复盘一下荀子的思想吧：

人性本恶，必须加以约束，所以治国的第一步是立规矩，这一点法家有优势，让不遵守规则的人受到惩戒，用霹雳手段把社会运行的基本准则给树立起来。

规则树立起来后，就是维护规则的正常运行了，靠法令，靠赏与罚来维系规则运行不是不行，只是成本太高，所以在实际执行时要多用道德教化，这样可以降低统治成本。

这便是被荀子重塑后的儒家理念，楚国灭掉鲁国后，荀子的好友春申君黄歇命荀子在原鲁地治理，荀子将他的儒法结合的理论运用到实处，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只是荀子所治不过一县，并未形成太大的示范效应。

一直到荀子逝世，法家都还处于上升期，荀子的声音也注定少有人问津。

但是随着半个多世纪后大泽乡的那一声惊雷，纯法家治国的弊端显露了出来，人们终于再次捡起了荀子的理论，并经过几代帝王的反复修订，“外儒内法”的治国形式基本成型。

或许，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荀子都不能确定他为儒家找到的这条道路是不是真正的救赎之路，他所能做的只是一边实践，一边总结，最后得出这个并不漂亮但是确实管用的结论。

能找到自救之路的人，一定本身就在路上。

……

荀子搞清楚了道德教育可以降低统治成本的事实，但是他并未能解释清楚道德教育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一点下篇文章详细讲。、

事实上，即便没有荀子，法家也不可能彻底消灭儒家，因为法家走到最后会发现他们面临一个无法跨越的天堑：血亲。

而这恰恰是儒家的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