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山被处决40多年后，亲弟弟坦言：毛主席当年杀他是对的！》
引言：
1952年2月的一个寒冷清晨，保定市郊外响起了两声沉闷的枪响。这两声枪响不仅震惊了全国，更在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重大贪腐案件，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审判和处决，展现了年轻共和国惩治腐败的决心。40多年后，当刘青山的亲弟弟刘恒山谈起这段历史时，他的一番话令人深思。面对哥哥的命运，这位同样经历过战火洗礼的革命老兵，为何会说出＂毛主席杀他是对的＂这样的话？在建国初期，刘青山和张子善究竟犯下了什么样的错误？为什么连昔日的战友都无法为他们说情？这个案件又给后人留下了怎样的启示？
一、从战场到贪腐：英雄的蜕变
1931年，年仅15岁的刘青山在河北大城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大城县，正处于日伪政权的统治之下。刘青山凭借着过人的组织能力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很快在当地建立起了抗日武装队伍。
在抗日战争期间，刘青山带领着游击队与日军展开了多次斗争。1938年，他担任大城县组织部长期间，成功组织了一次重要的地下活动。当时日军正在清剿当地的抗日力量，刘青山带领游击队在敌后建立起了一个秘密联络点，为运送物资和传递情报提供了重要支持。因其屡次破坏日军的统治，日伪政权曾悬赏1500大洋缉拿他。
而张子善的革命经历同样令人敬佩。1933年入党后，他很快就遭到叛徒出卖。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张子善始终坚贞不屈。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抓住战乱时机，成功越狱。出狱后，他立即重新投入革命队伍，在冀中平原地区组织抗日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刘青山和张子善都在华北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在平津战役期间，刘青山负责指挥一支地方武装，配合解放军主力作战，成功打击了国民党的外围据点。张子善则在天津地区发展地下工作，为解放军攻城提供了大量情报支持。
1949年8月，由于在革命战争中的突出表现，33岁的刘青山被任命为天津地委书记。上任伊始，他便将老战友张子善调到身边担任副书记。然而，就是这两位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士，在和平年代却逐渐迷失了方向。
刘青山上任后，很快就将办公地点搬到了天津马场道18号的一栋花园洋楼。这座被人们私下称为＂刘公馆＂的建筑，成为了他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的开始。他不再像战争年代那样与战士同吃同住，而是开始追求奢华的生活享受。
张子善虽然表面上仍坚持在机关工作，但他的生活作风也在悄然改变。这位曾经在牢狱中宁死不屈的革命者，此时却开始追求物质享受。他每月要抽掉八九条高档香烟，穿着考究的西装和皮毛大衣出入，与其革命时期的艰苦朴素形成了鲜明对比。
1950年，两人走上了一条更为危险的道路。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成立了＂河工供应站＂，开始了系统性的贪污活动。这个决定，不仅背离了党的宗旨，更是辜负了人民的信任，将他们从革命英雄推向了腐败分子的深渊。
二、权力寻租：系统性贪腐的形成
1950年初，天津地区百废待兴，大量基建项目亟待开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刘青山和张子善以解决物资供应困难为由，成立了＂河工供应站＂。这个机构表面上是为了统筹调配建设物资，实则成为了两人贪污受贿的重要工具。
＂河工供应站＂的运作模式十分隐蔽。他们先是在天津各区设立分站，由张子善亲自挑选的工作人员负责经营。这些分站通过垄断建材供应渠道，artificially抬高物资价格，从中赚取差价。据统计，仅1950年下半年，通过这种方式就中饱私囊超过20亿元（旧币）。
在粮食供应方面，两人的手段更为老练。当时天津地区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刘青山和张子善利用职务之便，指使下属虚报粮食储备数据。他们将多报的粮食暗中转卖给投机商人，获取巨额利润。这些粮食本应是支援工业建设和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物资，却被他们当作了牟利的工具。
基建工程成为两人权力寻租的又一重要领域。1950年秋，天津开展了一系列市政建设项目。刘青山和张子善在工程招标过程中，暗中与承包商达成协议。承包商通过层层转包，虚增工程造价，再将其中的差额返还给两人。这种操作不仅造成了国家资金的巨大损失，还导致工程质量低劣。
特权生活方面，两人的奢靡程度令人咋舌。刘青山在马场道的＂刘公馆＂中，配备了专门的厨师团队。这些厨师每天要准备各种精致菜肴，光是一道韭菜饺子就要反复试验多次才能达到他的要求。张子善则喜欢收藏名贵字画，办公室里挂满了价值连城的书画作品。
1950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充分暴露了两人挥霍公款的程度。当时天津只有一辆美式吉普车用于公务，刘青山嫌其简陋，便指使下属从香港进口了两辆豪华轿车。这些轿车的价值高达3亿多元（旧币），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型工厂半年的产值。
为了掩盖这些行为，两人还建立了一套严密的＂保护网＂。任何对他们提出质疑的干部，都会被调离重要岗位。他们还培植了一批亲信，在关键部门担任要职，形成了一个互相包庇的利益集团。这种做法严重破坏了党的组织纪律，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到1951年中期，两人通过＂河工供应站＂、粮食转卖、工程回扣等多个渠道，累计贪污公款数额惊人。这些钱款有的被他们挥霍在奢靡生活上，有的则被转移到了私人账户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背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准则。
三、新增元素：群众反映与基层抗争
1951年初春，天津南开区的一位退伍军人王德明递交了一份长达12页的举报信。信中详细记录了他在工程建设中发现的问题：一座原本预算300万元（旧币）的小型仓库，最终造价竟然高达1200万元。当他试图向上级反映情况时，却遭到了＂河工供应站＂负责人的威胁。
这封信很快在基层干部中引起了共鸣。天津北区的街道主任李文忠随后也站出来，揭露了一起粮食转运中的舞弊案。在他的记录中，一批本应运往工厂的粮食，被＂河工供应站＂的工作人员以次充好，高价卖给了私人粮商。当地群众对此怨声载道，但投诉始终得不到处理。
1951年4月，一场特殊的群众座谈会在天津工人文化宫召开。会议原本是讨论城市建设问题，却意外成为了群众倾诉的平台。一位姓张的老工人带来了一本详细的账本，记录着＂河工供应站＂在建材采购中的种种问题。比如，同样规格的水泥，＂河工供应站＂的售价竟然比市场价高出近一倍。
基层干部的抗争也在持续进行。天津市政府采购科的科长赵建国，多次拒绝在虚高的工程预算上签字。为此，他被调离了原有岗位，改任了一个闲职。但他并未就此屈服，而是继续收集证据，记录下了大量的违规事实。
地方纪检部门也并非毫无作为。1951年夏天，天津市纪委派出了一个3人小组，开始暗中调查＂河工供应站＂的财务状况。调查组成员在翻阅账目时发现，许多重要的原始单据都已经被销毁，存在的账目也都经过了精心＂修饰＂。
一位叫孙明的会计引起了调查组的注意。这位年轻的会计曾经负责＂河工供应站＂的部分账务工作，但在1951年初突然被调离。通过与孙明的秘密接触，调查组获得了一些重要线索：在他工作期间，曾经被要求设立多个＂小金库＂，专门用于处理一些来路不明的资金。
与此同时，基层党组织也开始了自发的反腐行动。天津河北区的党支部书记刘建功，组织党员干部对辖区内的工程项目进行摸底调查。他们发现，很多工程项目都存在虚报工程量、转包倒包的现象，且这些问题都与＂河工供应站＂有着密切关系。
到1951年8月，来自群众和基层的举报信件已经堆积如山。这些举报内容虽然零散，但拼凑在一起，却勾勒出了一个系统性腐败的完整图景。正是这些来自基层的声音，最终推动了中央对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重视和查处。
面对基层的抗争，刘青山和张子善开始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他们一方面加大了对知情人的威胁力度，另一方面也在加紧销毁证据。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再严密的掩饰也无法阻挡真相大白于天下。
四、查办过程：从调查到判决
1951年9月15日，中央纪委派出的专案组正式进驻天津。专案组一行七人，由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杨士杰带队。他们首先在天津市委机关大院内设立了临时办公室，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深入调查。
专案组的调查方式十分严密。他们分成三个小组：第一组负责核查账目，第二组走访基层，第三组专门负责对重要证人的保护。为了防止打草惊蛇，调查初期并未对刘青山、张子善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在查账过程中，专案组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河工供应站＂的账目中存在大量现金支出记录，收款人均为＂某某同志＂。通过走访，专案组查明这些＂某某同志＂大多是虚构的人物，资金实际流向了刘青山和张子善控制的私人账户。
1951年10月，专案组获得了一份关键证据。一位在香港的商人提供了与＂河工供应站＂的交易记录，证实了两人利用职务之便，在进口物资中收取巨额回扣。仅这一项，涉案金额就高达数十亿元（旧币）。
随后的调查更是触目惊心。专案组在天津市郊的一处秘密仓库中，发现了大量囤积的战略物资。这些物资原本是支援抗美援朝的重要物资，却被刘青山、张子善截留并高价转卖。清点显示，仅铜材一项就达到了15吨。
1951年11月20日，中央作出决定，对刘青山、张子善采取强制措施。当晚，专案组同时对两人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在刘青山的＂刘公馆＂地下室里，发现了装满现金的铁皮箱。而在张子善的书房中，则找到了大量涉案文件和账本。
审讯工作随即展开。起初，两人试图狡辩，声称一切都是为了工作需要。但是面对确凿的证据，他们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在供述中，两人交代了从1950年至1951年间，通过各种手段贪污、受贿的具体过程。
1951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署对案件进行了复核。检察人员对涉案金额进行了严格核算，最终认定两人贪污、受贿总额超过180亿元（旧币）。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天津市一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195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保定专门成立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公开审理。审判持续了三天，出动警力300余人维持秩序。法庭上，检方出示了数百份证据材料，包括账册、单据、证人证言等。
1952年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全部个人财产。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这个判决需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亲自签发，并报请中央领导人批准。
两天后的清晨，在保定市郊外的刑场上，判决得到执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省部级高官执行死刑，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五、后续影响：整风反腐的序幕
刘青山、张子善案的审判结束后，一场声势浩大的追赃行动随即展开。1952年3月，专门成立的清查小组在天津各区展开地毯式搜索。在河北区一处废弃的粮仓夹层中，工作人员发现了装有50多万元现金的铁盒。这些赃款大多来自工程回扣，每一笔都做了详细记录。
同年4月，专案组又在张子善的亲戚家中查获了大批字画和古董。这些文物中包括明代大家董其昌的真迹，以及清代官窑瓷器。经专家鉴定，仅这批文物的价值就超过2亿元（旧币）。这些赃物被移交给了天津市博物馆收藏。
案件的处理也波及到了两人的关系网。1952年上半年，天津市各级机关开展了大规模的干部审查。＂河工供应站＂的147名工作人员中，有93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其中，1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35人被降职或调离原岗位。
在基层单位，这场整顿带来了明显的变化。天津市各区开始实行＂三公开＂制度：工程预算公开、招投标过程公开、验收结果公开。1952年5月，一项工程招标在天津工人文化宫进行公开评标，吸引了数百名群众旁听。这在当时是一个创新之举。
为了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天津市在1952年6月建立了新的监督机制。各区设立了群众举报站，配备专职工作人员接待群众举报。同时，成立了由工人、农民代表参加的特约监察员队伍，对重大工程项目进行全程监督。
这个案件也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反腐工作。1952年7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廉政建设的指示》，要求各地参照天津的经验，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随后，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在制度建设方面，这个案件促使相关部门对管理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1952年8月，财政部出台了新的会计制度，要求重要支出必须经过集体讨论。物资采购也实行了配额管理，超过限额的采购必须报上级审批。
案件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52年底。12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个案件的典型意义。会议要求各地检察机关建立案件线索移送制度，加强与纪检部门的协作配合。这为后来反腐败工作机制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在天津本地，这个案件带来的变化更为深远。原本由＂河工供应站＂经营的业务，改由新成立的天津市物资局统一管理。物资调配权限被严格划分，建立了多层次的审批制度。这种模式后来在全国推广，成为计划经济时期物资管理的重要特征。
到1953年初，案件的善后工作基本结束。追缴的赃款赃物全部上缴国库，涉案单位进行了彻底改组，相关制度得到完善。这个案件所揭示的问题和处理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为新中国的反腐败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