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历程》作者：李泽厚
“盛唐之音”的社会基础
说起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唐代是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朝代。唐代的历史为我们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
一方面，数百年的分裂、战乱被终结了。大一统的李唐帝国，在政治、财政、军事上都非常强盛。唐太宗甚至成为了当时东亚地区的“共主”，被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于是，唐代对外是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对内则是安定和统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的觉醒，社会风气也变得开放、自由。传统的贵族统治遭到了打击，传统的世家大族，逐渐腐朽没落，失去了在朝廷和社会的话语权。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廷的普通士人阶层。
与此同时，南北文化在唐代交流、融合，北朝的汉魏旧学和南方的齐梁新声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陈出新。这种新的本土文化在成熟之后，又和来自西域的外族文化相互碰撞，为中华文化补充了新鲜血液。
当时，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从长安开始，一路通往中亚、中东和欧洲、非洲，带来的不仅是外国的奇珍异宝，还有和中国不同的习俗、礼仪、服装、艺术和宗教。
一时间，大唐首都长安成为了世界的首都，不同文明在此交流，“胡酒”“胡姬”“胡帽”“胡乐”，在长安盛极一时，中国人以无比开放的胸怀，拥抱了全世界。
这种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就是产生“盛唐之音”的社会基础。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社会背景，唐代文化才能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外来的文化要素，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勇于突破传统，开辟新境界。
这种新的境界，新就新在它不再局限于某个社会群体，而是属于全社会、属于每一个人。
在此之前，西汉的艺术是属于宫廷、皇室的艺术，以陈述人的活动和对环境的征服为特征。魏晋六朝的艺术则是属于世家大族的艺术，以人的内心思辨为特征。到了唐代，新的文化艺术结合了这二者，又继续向前开拓，既不是单纯描绘外在的事物和人物的活动，也不只是关注人的心灵、思辨和哲学思考，而是直接肯定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
于是，“盛唐之音”诞生了。它是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文艺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享乐还是颓丧，是喜悦兴奋还是哀愁悲伤，都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的光芒。
这就是盛唐艺术，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唐诗。
唐诗和书法的登峰造极
唐诗的发展经历了由初唐到盛唐的转变。
早在唐朝初年，就诞生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和作品。在这其中，张若虚创作的长篇诗歌《春江花月夜》，被认为是初唐诗歌的顶峰之作。
在之后，以王勃为代表的“初唐四杰”，更以少年豪情写下了壮美的诗篇，为盛唐诗歌的到来做好了铺垫。他们的作品，把不够成熟的空灵的感伤，转化成了壮志满怀、要求建功立业的成熟的呼唤。
于是，就像作为个体的人在度过了十六七岁的人生感伤期之后，也会变得成熟起来，唐诗在这个时期开始走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间，迎来了鲜花怒放的盛唐之音。
这种盛唐之音，首先是由陈子昂呼喊出来的，他的名作《登幽州台歌》这样写道：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写这首诗的时候，既有满腔的愤慨，又有旷达的胸怀。在慨叹时光岁月的同时，他向天地万物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展现出了一种积极进取的壮志豪情。
同样的，孟浩然的代表作《春晓》也有着类似的生命力：“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样简单质朴的诗句，却蕴含着无穷的哲理。
表面上看，诗人伤春惜花，内心充满伤感，但是他的情感并不低沉、颓废，而是描绘了一幅清新活泼的春日图画。
此外，盛唐时代的边塞诗，也无一不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和乐观向上的心态。
比如“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些诗句，都弥漫着豪迈、勇敢、一往无前的精神气质。这就是盛唐之音。
盛唐之音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当然应该是诗仙李白。
李白的作品脍炙人口，留下无数经典，他自己的个性色彩和人生故事，也令每一代中国人动容。他关心的，不只是一般的青春、边塞、江山、美景，而是笑傲王侯、蔑视世俗，不满现实，指斥人生，饮酒赋诗，纵情欢乐。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样的豪情只能出现在盛唐时代。那时，整个社会都处于欣欣向荣的状态中，毫无束缚。
在这样的盛唐时代，除了诗歌，书法也迎来了它的顶峰。
这两种艺术形式，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集中体现了盛唐的文化精神。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类似的审美气质和发展过程。
与唐诗一样，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初唐到盛唐的演变。初唐时代的书法就有许多经典的作品，比如冯承素、虞世南的书法，轻盈华美、婀娜多姿、风流敏丽，到今天也依然被奉为上品。
而到了盛唐时代，孙过庭写作的《书谱》总结和归纳了书法艺术的基本原则，强调了书法中抒发情感的重要性。它就像陈子昂那句“念天地之悠悠”一样，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召唤着盛唐诗歌的到来。孙过庭这一抒情哲理的提出，也预示盛唐书法中浪漫主义高峰的到来。
于是，与盛唐之音最为契合、体现出盛唐时代风貌的，既不是楷书，也不是行书、隶书，而是草书，尤其是狂草。
狂草书法的代表人物是被誉为“草圣”张旭。张旭在当时就和“诗仙”李白齐名，他的作品，就像李白的诗歌一样，无所拘束、自由奔放。
细看这些草书作品的线条，它们快速游走，在纸上就像有着生命力的水流一样，连字连笔，把人的喜怒悲欢的情感投射到笔墨之间，痛快淋漓。
李杜的区别
李白的诗歌和张旭的书法，代表了盛唐文化的登峰造极，但是这个巅峰并不能长久持续下去。
就像文化史上的许多浪漫主义高潮一样，它只是一个相当短暂的时期，在一闪而过的耀眼辉煌之后，很快就转入了另一个更有持续性的阶段，也就是规范化的实用主义阶段。
而在这一阶段，诗歌领域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诗圣”杜甫。
杜甫代表的文化，也是盛唐，但是这种盛唐之音，已经是另外一种了，与李白的时代精神有着很大的区别。最简单的例子是对于诗句平仄、对仗的运用。李白可以无拘无束、不受限制，展现一种自由的美，杜甫则更强调对仗的工整、韵律的和谐，在规范中创造出了近乎完美的诗歌作品。
这种情况在书法领域也是一样。
在张旭的时代之后，唐代书法继续发展，颜真卿、柳公权等新的一代书法家舍弃了草书，而选择了更为稳重、规范的楷书，写下了无数经典的传世作品。
但这并不是说杜甫和颜真卿的作品就没有李白、张旭的壮志豪情，而是说他们努力把盛唐那种雄浑壮阔的气势，纳入到规范之中，用严格的形式、规格，来塑造出可以重复和学习的范本。
毕竟，不可能人人都是李白那样的天才，我们普通人向往李白，却不可能学会他的艺术，因为那是一种天才的创造。而杜甫、颜真卿则不同，只要用心去学，总能学到他们的精髓。
就这样，“可能而不可习，可至而不可学”的“天才美”，就变成了“人人可学而至，可习而能”的“人工美”。美的整个风貌发生了巨大地变化，变得更加平易近人、更加通俗易懂，也更大众化、更容易让人接受，更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如果我们把诗歌和书法的这种变化放到一起来看，以李白、张旭为代表的“盛唐”，是对旧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的突破，最主要的艺术特征是内容不受形式的束缚，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的天才的抒发。
而以杜甫、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盛唐”，则是要建立起新的艺术规范和美学标准，最主要的特征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严格结合、有机统一，这样才能让后来者学习、效仿。
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不破不立”。如果套用到唐代文化的发展中，李白、张旭的功劳，就在于一个“破”字，而杜甫、颜真卿的功绩，则在于一个“立”字。
所以，我们今天既欣赏李白、张旭的浪漫、自由，又欣赏杜甫、颜真卿的工整、规范。尤其是后者，为唐代和以后的历朝历代，奠定了标准、树立了规范，成为正统，塑造了中华文化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