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大林统治的时代，苏联的权贵阶层已经形成。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她的著作《一年的时光》中，生动地揭示了「高级布尔什维克们的生活场景」：

“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的居所和豪宅装点着华贵的地毯、闪闪发光的高加索金银餐具和稀有瓷器……他们的住所宛如宏伟的庄园，配备有壮观的花园、温室、马房，而这些一切都是用国库资金来豪华打理的。”

即便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当苏联饱受大规模饥荒之苦，无数人饿死时，这些苏联的特权阶层仍然过着奢侈的特供生活。

俄罗斯的历史档案资料揭示了这一现象。一份来自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第六科科长杰缅季耶夫」的文件描述了1932年苏共中央秘书处的开支情况：

烟草的消耗达到每月13000～14000支；

斯大林同志的秘书处、住所以及办公室每月分别分配烟草5000~6000支；

6名助手和顾问每人每月得到750支，总计4500支；

而切秋林、帕尔申和杰缅季耶夫等人每人每月获得500支，总计1500支……

此外，食堂的开销高达66088卢布，为书记处和会议大厅提供了定量的夹肉面包。

当然他们还享有其他特权供应，如优越的住房、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等待遇。

斯大林时期开始形成的这种特权生活，直至赫鲁晓夫时代才开始得到遏制。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他对斯大林时代的干部制度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废除了终身制和任命制。

根据苏共二十二大的决策，干部更迭变得更为频繁，每年都会有大量的领导因任期到期而被替代。

然而，赫鲁晓夫的这种频繁更替干部的策略却给自己带来了危机。

苏共干部们知道自己只有短暂的任期，就会做出非常短视且不负责的决策，最关键的是这种不稳定性使得他们感到不安，产生了一种持续的紧张氛围。

这种改革措施直接威胁到了苏联特权集团的稳固地位。

因此，赫鲁晓夫的下台似乎成为了必然的结局。

随后，勃列日涅夫上台，作为特权阶层的代表，他迅速纠正了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恢复了斯大林时代的特权制度。

他甚至引用了苏斯洛夫的观点，认为“干部稳定是成功的关键”。

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对赫鲁晓夫的政策进行了调整。

从那时起，苏共领导层的人员变动减少，干部任期终身制死灰复燃。

到了二十五大，连任的中央委员高达90%，一些甚至长达25年。

在此过程中，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等高级干部长时间居于高位。

这种终身制使得特权阶层得以形成和巩固，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封闭和稳定的小圈子。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特权阶层人数增加，但他们大多数并非来自普通人群，而是内部的流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970-1980年代，苏联的高级领导层几乎停止从底层补充新的成员。

在苏联存在的那段时期，这种独特的待遇一直延续至其解体。

叶利钦曾回忆：“那处位于莫斯科河边的别墅，四周翠绿环抱，它的规模宏大。内部设计精致，有花园和娱乐场所。每一个房间都有保安值守，并装备了最新的警报系统。即使是像我这样的苏共核心备选成员，也享有三名厨师、三名侍者、一名清洁工以及一名园艺师的陪伴。”

当首次目睹这座豪华宅邸时，它的巍峨与面积会令叶利钦一家人感到震撼。

踏入其内部，一个约50平方米的接待厅映入眼帘，壁炉、精致的大理石雕塑、橡木地板、华丽的地毯和豪华的家具尽显其中。

随后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两个、三个，乃至四个宽敞的房间，每一个都设有先进的彩色电视。

这还只是一层楼的情况。

此外，还有一个巨大的带顶的透明凉亭和一个内设台球桌的电影室。

叶利钦都搞不清楚别墅里到底有几个浴室和洗手间，这些设施简直让迁移到首都的叶利钦一家人惊呆了。

除了分配豪宅外，苏联的特权阶层还享有独特的医疗待遇。

叶利钦描述道：“医疗环境极为现代化，所有器械均采用国际顶尖技术。那里的医疗病房堪比一座奢华的宫殿：从精美的茶具、华丽的玻璃餐具到精美的地毯和高雅的吊灯，无一不显得尊贵。”

这就是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社会中的特权阶层，他们已与普通民众渐行渐远。

这一群体形成了独特的社交圈，他们之间的联系紧密，甚至在家族中也形成了固定的关系网，孩子们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相互之间结成婚姻关系。

这些特权阶层的后代，凭借家族背景，轻易地获得了进入顶尖学府的机会，例如声名显赫的国际关系学院。

从这些学府毕业后，他们往往被派往国外深造，并在归国后迅速地步入了令人艳羡的职业生涯，顺利跻身特权阶层的行列。

理论上，社会中的竞争和不同层次的存在是正常现象。

优秀的个体由于其出色的能力和贡献，应得到相应的回报和地位提升。正是这种竞争机制推动了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然而，在苏联这种竞争机制被严重扭曲，缺乏真正的公平竞争和机会均等，许多有才华和潜力的人才无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和实现自我价值，导致社会结构僵化。

苏联的特权阶层，由于其牢固的地位和利益驱动，开始逐渐忽视国家整体利益，将自己的私人利益放在首位。

这样的做法，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衰落和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