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十月，曹丕受禅为帝，建国立朝为魏。次年三月，刘备即位称帝，国号仍称汉。再次年，吴王孙权建元黄武，又于七年后称帝，国号依旧为吴。三国时代的魏、蜀（汉）、吴非同时建国形成，但三国鼎立之势却形成于建安十三年（208年）的赤壁之战。两汉四百余年（包括新莽）皇朝瓦解，天下分裂为三国，前此天下一家的中国观不再能适应现实的新局面。三国的政权为三家各自所有，又各有其国号、建元、政府、疆域、人民等等，非复一统的中国局面。自秦汉统一中国以来，三国时代是首次分裂的开端，各国对本身政权建立的考虑为何？又对其他各国政权的看法与态度如何？以现代的话语来说，即各国国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何在? 各国又如何去建构其 “国家”？

“天下”一词在古代往往有些模糊、含混的指称，大体上是指概括的中国，若天下分裂、一统，即是中国的分裂、一统。“中国”词称早在先秦可见，所指为京师、国境、诸夏领域、中等之国、中央之国，而其中以诸夏领域所指最多，意谓同族群、同文化之地。在统一的时代，“中国”当即为其朝代的代表，除去这种基本的观点外，也同时指本朝之前各朝代的总概念，即诸夏领域的古老概念。在分裂如三国时代，则“中国”所指恐怕有所变动，指自身政权或其他政权为 “中国”？这又与其国家观念有关，故而两者之间宜有脉络可寻，是否观念一致或矛盾？

（一）“国家” 的指称

曹魏建国的基业是曹操所奠定。依《三国志》所载，曹操于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领兖州牧，建安九年（204年）领冀州牧而让兖州，建安十三年（208年）为丞相，建安十八年（213年）策为魏公，建安二十一年（216年）进为魏王，次年，即以曹丕为魏太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薨逝，曹丕嗣为丞相、魏王。在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至洛阳，环卫京师；献帝以其假节钺、录尚书事、又领司隶校尉，故掌握朝廷与京师地区大权，得以迁献帝及朝廷于许昌；此后即通称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时期。然则曹操奉献帝、居朝廷，虽“挟天子”但仍为汉臣，且为皇帝所依赖，则利用天子朝廷号正名义，“令诸侯”当即如此，而其时群雄未必能受曹操“令诸侯”，仍各自拥兵企图，并不异于曹操。

陈寿评论说：“曹操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曹操霸业名在兴汉，从讨董卓、平黄巾、破袁术、袁绍、刘表等，都以实力攻取，正如他《自述令》中所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此处“国家”实指汉献帝，如同后文说“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即以皇帝称“国家”，曹操又在给孔融书札中说“昔国家东迁”，同样是指汉献帝。考察汉献帝即位以来，确历经劫难，颠沛于群雄之间，曹操所言倒是实情。

《后汉书》中载曹操由录尚书事、冀州牧、丞相、魏公、魏王等，全加上“自领（立、进）”二字，意谓其为权臣，可为所欲为，以说明其心迹。陈寿与范晔作史，各有其思考，此处暂不讨论。以陈寿作三国史，虽帝魏而三国分别为史，即以三国各为正朔，各有其主（国主、国君），鼎立分裂汉室，为当时的新时代，也是史实。以 《三国志》“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而作注的裴松之，他仍要说“寿书诠叙可观，事多审正”，故对三国的历史，还须依赖《三国志》与裴注为主。虽然陈寿书与裴注引部分书都是后人追记，但以之为恢复重建其时的历史，恐也即如此。

刘协

前述指称皇帝为“国家”，在其他地方也可见到，袁绍欲立幽州牧刘虞以替董卓所立献帝，使人报于袁术，袁术另有其志，回答说废杀灵帝乃董卓所为，“岂国家哉？”是指献帝为“国家”。董卓擅政朝廷时，因惧于关东兵马强盛，有意徙都于长安，河南尹朱儁素有重名，董卓笼络以太仆副丞相之职，朱儁拒而不受，又言“国家西迁，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东之衅，臣不见其可也”，所指“国家”正是汉献帝。

及后董卓被诛，部将李傕、郭汜等反攻京师长安，控制朝政，徐州刺史陶谦有意号召州郡并推朱儁为首，以兴兵进讨李催等，陶谦奏记于朱儁书中说“国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祸，幼主劫执，忠良残敝，长安隔绝，不知吉凶”。仍是称汉献帝为“国家”。及至三国时期，称皇帝为“国家”的情形仍有多处可见，如臧霸称魏文帝、杨阜称魏明帝、吴人张俨鲁肃称孙权、诸葛亮关羽称刘备等，三国都有称州牧诸侯及帝王为“国家”的例子，不再赘举。

自汉以来沿袭称皇帝为“国家”之外，多数的指称是政权建立之国或朝代，即一般所指的国家。国家自周代宗法封建胙土命氏以来，氏（家）国几乎不分，姓氏也渐不分，“国家”一词的联用到春秋战国时应已被普遍接受，家与国往往也成为封建贵族相互替用的同义语（是以家为国），如众所周知的“三家分晋”，韩、赵、魏三家不就是指所分立后的三国？

而早在传为周公所作《立政》篇中有“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之句，前此有“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又之后有“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之句。文中的国家、国、王国都是相同地指称周，可知在西周初已将 “国家” 指为其国，此国家当指周的天下，包含封建各国、各家。宗法封建贵族是王为天子而有天下，诸侯有封国，卿大夫有家，及卿大夫篡国以家为国，至于家国不分，家、国为一，故其家臣往往即为国之臣，国事也就等于是其家事，此在秦汉以后不难见到这种观念，于此暂不赘述。至于将国家视为家产，以汉高帝刘邦所说最为传神，高帝为父亲太上皇寿，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高帝以国家为他的 “产业” 正是家天下之心理；汉家天下的国家正是其家业、家产。

（二）曹魏建国

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220年），汉献帝以“众望在魏”，禅位给曹丕，是为魏文帝，改元黄初。《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引诸书详载禅位及当时朝廷大臣劝进的过程，其中不外是两汉以来盛行的图谶符命、纬书、天文祥瑞等说以及汉承尧运、魏氏与舜同祖，尧、舜、禹禅让以应天命等说法，即魏以土德继汉的火德为正统相授受。

曹丕

换言之，经过禅位诏书、册（策）、玺书、劝进、符瑞等必要的进程，国家由刘（汉）家继承为曹（魏）家，于此则魏承汉统，完成其居正统而拥有的国家天下。据史载汉献帝 “以众望在魏”，以册书诏魏王曹丕， “敬逊尔位”，禅让皇位于魏王，时为延康元年（220年）十月乙卯，庚午日，“王升坛即阼，百官陪位，事讫，降坛，视燎成礼而返”；这是接受汉的皇帝之位。次日（辛未）魏王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等数万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岳、四渎，祭文 “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又言“谨择元日，与群僚登坛受帝玺绶，告类于尔大神；唯尔有神，尚响永寂，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而后制诏改元黄初，议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承五行等。这是即皇位的次日另举行的祭告天地，即已经受禅继为皇帝，接着要告天，易姓为天子，是新的朝代，要天来受命为天子，故而用“皇帝臣丕”来上告，是继为“天子”的仪式，因此有匈奴、四夷等共同陪位，天下一家由汉（刘）家成为魏（曹）家的国家，天命魏为天子，“祚于有魏‘世享’”。是继承 “国家”（天下）仪式，而前者庚午受禅是继承“政府”（朝廷）仪式，到此皇帝、天子、朝廷、天下的继承合法性才能确立。至于其合理性即前述群臣所说曹操扶汉的盛德及天文、图谶等等诸多言论，以天命在魏为根据。这些都是两汉以来常见的理论，是理、法皆具，又合乎实情，难怪曹丕升坛礼毕，顾谓群臣说：“禹、舜之事，吾知之矣！”他知道得位谋国是如何一回事。

曹魏易姓立国，其政权得自汉帝的禅让，其国家为天命所立，当然以正统自居。其有利的地位是由曹操所建立，他奉汉帝为汉臣，视其他势力皆为汉的天下，如其说“若天下初定，吾便家内不得香熏”，“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所指的天下即汉朝原有的天下。因之曹操为汉天下戮力实为曹丕立下基础，使汉家天下易姓而造成魏家天下。曹丕得国前后的发展，是种自足式或自认式的，即自认为在理法上能满足其立国的根据，这种自我建立的政权并不需要他者的定位或承认。地方政权或势力常用这类自足式的说法来为己立论，即如汉末黄巾军也能自称天子，且有说法：“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黄巾如此，其他“有志者”岂不更有说法？

据《魏武故事》所载曹操的《述志令》，文中以汉臣自居，终志在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汉帝 “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警跸”，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当时侍中陈群、尚书桓阶上奏，称说桓、灵之间图纬皆言“汉行气尽，黄家无所与让也当兴”。此正如黄巾军起兵的号召理据，而前将军夏侯惇也劝说曹操为天下依归，曹操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曹魏易姓建国之本在于曹操之世，至曹丕旋即“无所与让也”，正式取得汉家天下。

曹操

曹魏代汉前的汉末天下，各地方势力除黄巾军明目张胆举旗起事外，对天下有其企图者仍在所不少，以袁绍、袁术兄弟为代表，正如臧洪为袁绍所擒时，臧洪面对诸将公开陈说袁氏：“今王室衰弱，无扶翼之意，欲因际会，希冀非望”，所指虽为诸袁实则指出当时地方势力大多如此，难怪曹操要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汉末天下时局如此，曹氏父子何能例外？

稍前袁绍与曹操共同起兵时，袁绍即对曹操表达其野心，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掌天下，庶可以济乎？”这是袁绍前后可对照的例子。其从弟袁术更不遑多让，当兴平二年（195年）长安大乱时，袁术即对部众表达“今刘氏微弱，海内鼎废”，欲自立帝王之业，“遂僭号为仲氏”，自以为袁姓出于陈，陈为舜之后，以土承火德应运，后因兵败，欲归帝号于袁绍，比时局不异于周末七国分势，“卒强者兼之”，又以汉失天下已久，袁氏受命当王等话语，袁绍则是“阴然之”。袁氏兄弟各具野心，袁绍有势力未及成功，袁术初建其政权，但仓促而终。举袁氏为例，说明当时“希冀非望”者并非止曹氏父子而已。

（二）蜀汉立国

蜀汉刘备建国情形不异于曹、袁二氏。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魏初建，传闻汉帝见害，刘备发丧制服，先是追谥汉帝为孝愍皇帝，随即有刘豹等十余人言天文图谶，许靖、诸葛亮等言瑞命符应，劝进刘备。四月丙午，刘备即帝位同时告祭天地，以“皇帝臣备”来告祭皇天后土，“惟大神尚飨！祚于汉家”，自以为孝景中山靖王之后，仍建国号为汉。似乎即皇帝位与告受天子位是同日一并举行，以汉景帝血胤继为正统，而曹魏篡汉，上无天子，故即皇位又继汉为天子，是为刘氏的法理依据。刘豹等人所言重在西南蜀地有黄气，圣主起于此而致中兴，许靖等则进一步提出曹魏篡弑，汉景帝胄裔、上无天子等，完成蜀汉政权之所自，国家建立之所来。

刘备

蜀汉立国仍是种自足式说法，也就是自立为帝，下面二则数据说得最为明白。其一是群臣议推刘备为汉中王时，费诗上疏说刘备，以曹氏父子偪主篡位，特欲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因而左迁，此与刘巴初劝谏刘备“锐意欲即真”，以为“示天下不广”，有类似之处。费诗直言刘备有“自立”之心，当不为刘备所喜。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受群臣推为汉中王，上表汉帝虽说是依旧典为王是权宜之制，仍宣示“以汉中、巴、蜀、广陵、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政典”，而刘备本人上表中也说是假权宜、应权通变，乃“辄顺众议，拜受印玺”，并“上还所假左将军、宜城侯印绶”。

刘备自立为王，范晔于《后汉书》中直书“刘备自称汉中王”；一年半后刘备又自立为帝；其二是孙权遣使郑泉通聘于刘备，刘备问以吴王孙权何以不答所书，“得无以吾正名不宜乎？” 刘备是说已称帝是“正名”，有何不宜？郑泉答以曹氏父子夺位，而“殿下既为宗室，有维城之责”，非但不能率先讨伐，反而于是“自名”，不合天下之义，刘备听后“甚惭恧”。说明刘备自立，是“自名”为帝，当时吴国并不正式承认其国及其帝位，刘备受到了讽责当然要自觉惭愧。

（三）孙吴立国

曹魏代汉、蜀汉自立，辙迹类似，都是自足式的说法；孙吴的立国也不例外。曹魏代汉为帝时，孙权尊之为中央朝廷而称藩臣，受封为吴王加九锡，实则孙权是“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据《魏略》所载，孙权闻魏文帝受禅、刘备称帝，于是问知星者，看分野中星气如何？颇有僭位自立之意。但恐位次不尊，无以威众号令，又欲行先卑后踞之策，以为卑则可以假宠自保，后踞当或遭来征讨，又若有兵战征讨则可以引致臣民众怒，因之可据以自大声势。故而孙权决定“深绝蜀而专事魏”。魏文帝报孙权书中强调“朕之与君，大义已定”是吴受封而臣事于魏的君臣关系，又言“自君策名以来，贡献盈路”，与其后下诏中言孙权“乐委质长为列臣”等，这是策名委质之义，亦即君臣名分的礼仪。

委质策名源于西周、春秋，指策命委质之君臣名分确立必要举行的仪式，除去臣下效命于君上之外，尚须有经济上的贡纳关系。故而魏文帝书诏中申明其与孙权吴王的君臣关系，而孙权则要“卑辞上书”及“贡献盈路”。又当魏文帝遣使要求珍玩时，吴国群臣也说：“荆、扬二州，贡有常典”，这即是君臣关系的表现。换言之，魏为中央正朔，册封吴为王侯之国，吴则视其本身政权为魏所封之王国，实则待机自立，自张其国，而曹魏君臣也并非不知，如《魏略》载三公奏议十五条，数说孙权种种“罪状”及其“长含鸱枭反逆之性，背弃天施，罪恶积大”，结论是指孙权“终非不侵不叛之臣”；刘晔也曾指出孙氏江东久无内臣之心，并分析孙权称藩的缘由。

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十一月册封孙权为吴王，孙权遣赵咨使魏后返国，言说北方曹魏终不能守盟，劝孙权应东南之运，宜改年号、正服色，即自立为国，不需臣事曹魏；孙权颇有接纳之意。当时孙吴政权对魏是“外臣内王”的格局，如后来《旧唐书》形容藩镇李怀仙说，“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一样。由于魏既要册封吴国，遂要求纳质子，为孙权所辞拒，自立其子孙登为王太子，次年九月，曹魏出兵南下，并报书指责孙权不纳质子，孙权一则临江拒守，并改年为“黄武”，一则遣使通聘于刘备。到次年，魏军退返，四月时，吴国群臣劝孙权即帝位，孙权并未允许，并解说当年为防西方刘备，而北方曹魏有援助江东之意，若不受拜封，恐“二处受敌，于孤为剧”，故自仰按而就受封为吴王；但稍后改建年号，即已是不奉正朔了。

孙权

到黄武七年（229年）春，吴国公卿百官进劝孙权正尊号，又言说有黄龙、凤凰见。四月丙申，孙权南郊即皇帝位，改元黄龙。早在汉兴平中，吴中即有童谣说：“黄金车，班兰耳，闿昌门，出天子”，谣谚所指即为春秋时吴王夫差所都的吴县西城门，又称阊阖门，为孙权吴国之都城，此二十余年前谣谚与黄龙凤凰瑞异，都是孙权自立为帝的根据，无非是正其天子之名其来有自。与曹、刘称帝所用天文、图谶等如出一辙。孙权的即帝位与告受天子位如刘备同样是当天一并举行，他的告天文与曹、刘相同以“皇帝臣某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起句，仍是先为皇帝再告天示受天命为天子。

说法是以曹魏篡汉，而汉也行气数终，天意既去汉，则汉室已绝祀于天，致皇帝位虚而郊祀无主，因嘉瑞历数在吴，故畏天命，不敢勿从而即帝位；又除吴国群臣所言之外，在制定的鼓吹乐中也有《从历数》、《承天命》可反映出来。孙权是三国中最后称帝自立为国者，所提出的理据也最薄弱，只强调天意去汉命、曹丕篡汉、郊祀无主，加上前此所部署的天文瑞异气数等。大体与刘备、曹丕相似，唯刘备还有自称的汉家血胤之说来加强其继汉的正统性，曹丕则以得到汉帝的禅让为其正统性，孙权显得更是自说自话了；而且未见有蛮夷等陪臣，也显得草率为天子。

三国各以自足式的法理为据，皆经过即皇帝、天子位的仪式，又都由其所自建的政权而变家为国。三国皇帝以天子自居，自然视其国代表天下的象征，但实际状况是天下三分，也就需要一统天下始真为正统，是以国家而争天下。在未一统时，三方都承认现实的实际局面，即各有其政权或其国，如以孟子所言，众人周知的民贵、君轻、社稷次之以及“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借用儒家观点概括为人民、土地（社稷、江山）、政府（君、政事），似也颇合现代国家三要素的组成，魏、蜀、吴各有皇帝（天子）、国号及年号，并置朝廷（政府），有其领土疆域、人民；正是天下三分为三国。

天下三分是承认彼此政权为政治实体，曹魏建国，孙权初奉之为中央正统朝廷，魏封其为吴王，虽视为藩臣之国，即等于正视孙氏的江东政权，对刘备自立的汉中王及其后的自立称帝都未加以理会，但在内也承认天下分裂，另有吴、蜀二政权。魏文帝曾问太尉贾诩：“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 贾诩也说：“吴、蜀虽蕞尔小国”，是知魏君臣都能正视吴、蜀的分裂政权，就是除魏国外，天下另有二国的存在，而魏的自命正统恐怕还不得二国的承认。在后继的魏明帝也曾问由蜀降魏的黄权说：“天下鼎立，当以何地为正？” 黄权回答说“当以天文为正” 又以“吴、蜀二主”并立，鼎立三国是现实状况，想要为正，现实政局尚难以知之，只能付诸于“天文”了。

又如刘备驾崩时，蜀汉益州大姓雍闿跋扈，都护李严报信解说利害，雍闿回答说：“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指出天下三分鼎立，各自为正朔，不符合天下、正朔为一的应然状况，不免使人彷徨于三国之间。雍闿有叛蜀之心，为其行止动向预作合理化的解说，却也说明鼎立三国的事实，及各以为正朔所在自居的现况，他的动向是可以自行选择，不须负担必然效忠的对象。其实雍闿这种情形并不少见，即不过将三国时代许多人物心中所想的表白出来而已。自汉末以来，各投其主及各事其主的情形所在多有，归附叛离与奔投反复者难有划一的标准，即如著名的诸葛亮三兄弟（族弟诞、兄谨）都分别事蜀、魏、吴三国，所谓“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即如此。各委质于其主，又各为其政权（国）效命。

三国形势图

天下三分不论对外或对内，也不论用何种方式言说，都已成为当时的共识。而一统天下是可以为正的看法，也同样是当时各国的共识。除上文魏文帝问贾诩之说外，又当魏明帝修殿舍，辛毗上疏谏言，明帝答报说：“二虏未灭而治宫室”等等，所指即蜀、吴仍据地为国，天下并未统一。蜀汉邓芝当先主刘备驾崩后出使吴国，议谈和盟之事，他言说孙权，指出二国联盟“进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后孙权与魏绝交，邓芝再往吴国，孙权以天下太平则吴、蜀二主可分治天下，然则邓芝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若并灭魏国后，正是吴、蜀二国相争天下的开始。

邓芝的坦诚言论，正反映出当时确以为天下终究应是一统为一国、一主的。吴国如诸葛恪公开言论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王者不务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古今未之有也”，进取以一统天下与魏、蜀言论并无二致。再如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前、后《出师表》，论说汉末以来豪杰并起，至于天下三分，而“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不可“坐定天下”等等，同样指出天下分裂的各地政权而形成三分局面，终究是要统合为一，成就帝王之业。

正视天下三分等于承认有三个政治实体或三个政权的存在，但承认其国家、帝王朝廷则未必相同。诸葛亮致书于在吴国任事的兄长诸葛瑾，称吴国为 “东朝”，表达承认吴的朝廷、国家之意。当吴国太傅诸葛恪兴兵图谋攻蜀，蜀汉越巂太守张嶷致书于诸葛瞻（亮之子，恪堂弟），意欲劝阻诸葛恪，书信中称吴国为“东家”，吴帝为“东主”，即指吴为东方国家、帝王；与诸葛亮所称是承认其国家的语言说法。因蜀、吴通好，吕蒙与鲁肃言“今东、西虽为一家”；及后孙权言于蜀汉使臣宗预所说：“东之与西；譬犹一家”，所指即二国有如一家之好；双方相互承认其国家。

此与司马昭招降吴国孙皓时说“结欢弭兵，共为一家”，所指的“一家”不同，司马昭是要吴国降附于魏国的一家，但也称吴国为“南邦”，是未否认南方的吴国为国家。他同时又述及先前“平定蜀汉”，指称刘蜀的国号。这是魏人对二国国家地位的认定。当吴国主孙皓遣使纪陟、弘璆至魏时，魏元帝问“吴王”，承认其吴国，惟不称为皇帝之号，但纪陟回答仍称孙皓为“皇帝”，也称魏帝为“君王”，此为干宝所作《晋纪》的记载，是国家的承认，但魏帝似不以吴帝孙皓与其同等为皇帝，纪陟敢于面达孙皓为皇帝，似乎显得特别，或仅是干宝所记如此；尤其干宝又记“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问讳，入国而问俗”，岂非不拘讳俗？

上文有吕蒙、鲁肃所言吴、蜀如一家之好，也有蜀汉马良奉使，说“今衔国命，协穆一家”，指吴、蜀二国为二家，但要协穆如一家之好。是春秋以来指称封建诸侯的传统，以孙、刘二家代表其国，如上文所说，家、国往往不分，国为一家一姓之国，天下也成其一家的天下，若天下三分，则天下有三家、三姓的国家存在。

三国形势图

三国间彼此指称常用名字为代表，即称国主名字如曹丕、刘备、孙权代表其政权。或称国号如魏、蜀、吴，但蜀的国号应为汉，如前所论，刘备在蜀，但建国为汉。又如傅肜随刘备东征，撤军时断后，吴将召令其投降，傅肜说： “何有汉将军降者！” 遂战死。此记载出于蜀中人物杨戏的《季汉辅臣赞》，其著作名“季汉”，文中说：“自我中汉之末，王纲弃柄”，又以蜀汉是“承汉高祖之始兆，复皇汉之宗祀也”。蜀人、蜀将自称国号当不为奇，如同刘备、诸葛亮等以继汉为国，以兴复汉室为号召。

其次，晋武帝时广汉太守张敩对武帝言及“蜀汉”国号，或其时蜀汉已亡，时过境迁，称其曾建立的政权国号无需避讳。魏高贵乡公时，毌丘俭与文钦举兵反，有意归附吴国借兵，同时致书攻蜀将领郭淮，书信中邀郭淮“托命归汉”，共同举兵，东西并讨司马师。此时因起兵反魏，始用“汉”国号，用意极为明显，而且书文中还提到将来二人可“瓜分中国”，所指即是将魏国瓜分。吴国黄龙元年（229年）孙权即位皇帝位，召告吴蜀盟文中说：“今日汉吴既盟”， “汉之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等等宣示二国，明确双方互相承认，也称正式的国号。卢弼的《集解》，注此盟誓又说陆机《辨亡论》 也称“汉主”，可知蜀汉是魏晋所称。陆机是吴人，称“汉氏”是称国号，也称蜀国，是以地理称。

此外，甚少见到自称或他称蜀为“汉”的国号记载，反而常见称蜀为国号，与魏、吴二国常自称或他称为国号的情形相比，有明显的不同。似乎对“汉”号有极深的避讳，或可说明魏国对蜀汉是承认其政权，但不承认其国号为“汉”，故而皆以蜀为替代。如曹植于魏明帝时上疏称“而顾西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可代表魏国常称二国的国号，也代表魏国对二国国家的态度，吴国是先称臣而后不臣之国，蜀汉是僭伪（违命）之国，像是伪政权。甚至蜀汉的使臣宗预对孙权说是“命结二国之好”，但又说：“蜀土僻小，虽云邻国，东西相赖；吴不可无蜀，蜀不可无吴”，他连自己的国家都不称“汉”而称蜀，何待他国径直要称蜀而不称汉？吴、蜀为地理称呼，吴国号与地理一致，汉国立于蜀，则往往以地理而称其国。

魏以继汉为正统中央，对吴、蜀二国在言语中自不便抬举，反有轻视訾责，《魏鼓吹曲》中有《平南荆》曲，词句“贼备屯樊城”，指称刘备为贼，对其政权与其国号当然也不假以辞色。魏明帝《苦寒行》词中说：“虽有吴蜀寇，春秋足耀兵”，《棹歌行》词中说：“蠢尔吴蜀虏，凭江栖山险”，吴、蜀在他看来是非寇即虏。在诏书文中，虽时称吴、蜀国，但也不乏贬抑而称之为虏、贼，又在魏国群臣中此类贬抑称谓大有人在，如司马芝上书言“二虏未灭”，华歆上疏说吴、蜀为“二贼负险延命”，董昭说孙权与关羽为“二贼”等。

此类称国或称人物的说法甚多，不烦引证。要之，对立三国，在其内部都有贬抑对方的言辞称说，相对为敌时也互指贬责，贬抑相轻虽常见，实际上三方各自为国，并不在词语间论辩，只在攻伐战略上用心，是承认现状的做法。而当时各有立国的理据，孰为贼寇？又如何分别为是？为国家定位及政权的性质似未多所争辩，除去开国立业时自足式的说法外，其余所见都不外于此，不过反复重申其立场而已。

公孙渊

当辽东公孙渊自立为王时，一则求吴为与国，一则令官属上书于魏，书中表明指出“今吴、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摇荡，无所统一”，是三国各自为帝，鼎足天下的实况，辽东政权也未讳言。辽东自公孙度始，与汉末各地势力相同，有自立政权的企图，表面奉汉而自立为侯王。其后继者受魏所封，但不为魏承认其政权，视之为臣下。当魏征召而发兵时，公孙渊遂自立为燕，遣使诱吴国而称臣，得到吴国承认其政权，并遣使封藩，但公孙渊反复，杀吴国使臣而投魏，然终为魏所灭。公孙渊政权仅暂为吴国所承认，魏国并不承认而视为抗命之臣，蜀国则无与交通。

“中国”的词称自先秦以来为书史上所常见，所指多在于华夏领域之地。秦汉帝国一统天下，“中国”即为其代表，概指为秦汉帝国之领地。天下、正朔为一， “中国”所指并无疑义，当天下三分，三国鼎立时，“中国”所指为何？则有待确证。寻阅三国所言指列之如下：魏文帝时欲征讨吴国，右中郎将鲍勋上谏，以为劳兵远袭，“日费千金，中国虚耗”，指魏为中国。前此曹操时欲讨伐庐江山贼陈策，刘晔以陈策据险而守，是因“中国未夷”之故，所指为北方中原之地。而后文帝曹丕建魏，吴国称藩，侍中刘晔分析吴国称臣的谋略，以为吴、蜀交恶， “又恐中国承其衅而伐之”，其委地称臣是“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则假中国之援”，中原地为魏建国所有，故又以魏为中国。其他又称“中国伐之”、“外尽礼事中国”、“委身事中国”等都是指魏为中国。魏文帝所作文辞中有“去珍玩必中国”、“中国珍果甚多”、“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葡萄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国”等，就其文意可知所指的“中国”是以其魏国为代表，也含有华夏地方的意思。魏明帝时华歆上书谏伐蜀，说“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所指即魏国本身为中国。同样地陈群谏明帝治宫室，说“今中国劳力，亦吴、蜀所愿”。孙资谏伐蜀，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等，都以魏自称中国，而相对于吴、蜀二国。

魏明帝本人为太子时曾问吴国降人“江东闻中国名士为谁？”对江东吴国而言，中国正是指魏国。相对的说法在袁淮言于曹爽时也可见到，他以吴楚“不足与中国相抗”，但常为“中国患”，江汉以水陆互利，“攻之道远，中国之长技无所用之也”等等，都以魏的中国与吴对称。魏明帝增崇宫殿，百役繁兴，高堂隆上疏切谏，说吴蜀“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以吴蜀相对于魏，以魏为中国。在魏的《鼓吹曲》中，词句有“汉室微，社稷倾”，“中国扰，无纪经”，所说的中国即是指中土及后来所称的中原，又以魏所在之地及其政权代表中国。也有自居正统为天下正朔所在之意。

蜀汉以曹魏为汉贼，自以为汉家血胤之脉，又以天命兴汉所在，但从未以中国自居，似乎“中国”词称对蜀汉政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汉国号或蜀政权。诸葛亮早年在荆州躬耕于陇亩，与名士游学往来，言谈志向趋往，汝南孟公威有意北归乡里，诸葛亮说：“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耶？”是指北方中原之地为中国，而当时为曹操经营之地。而后诸葛亮劝说刘备求援孙权，并见孙权论说联盟抗曹操，后即有赤壁之战发生。在诸葛亮说辞中有“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即指与曹操决裂，而所说的中国正是指北方曹操的势力，地理上就是曹氏控有的中原之地，吴越不能称为“中国”。

在吴国方面，初期孙权时曹操得到荆州，江东震恐，孙权问策谋于群臣，当时周瑜分析南北情势，说曹操若南下，“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驱中国士兵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又说“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等，而周瑜部将黄盖也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等，所指的中国都是北方中原之人。孙权因辽东公孙渊降而复叛，有意亲征，薛综上谏疏，指出宜先安康本国以对付北方为主，待“中国一平，辽东自毙”，将北方魏国指为中国。又在论南方交州之地时，说：自汉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这里所指中国相对于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则成为华夏之地的中国。

士燮

因此“中国”的指称，需看其言说而知其所指。如同陈寿记吴国士燮在交趾任太守，宽厚谦虚，故“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陈寿所言中国士人应是概括华夏人士；是沿用以往的说法。诸葛恪与丞相陆逊书称“自汉末以来，中国士大夫如许子将辈”，许子将即汉末名士许劭，善于鉴识人物，与名士郭太齐名，又与堂兄许靖俱有高名，共为人物“月旦评”，诸葛恪所指中国士大夫为中原人士之意。华核当孙皓在位时，为营建新宫面上谏疏，书中指出吴之于魏，正是“欲与中国争相吞之计，其犹楚、汉势不两立”，所言中国即指魏国。同样，丹阳太守李衡，因执法而得罪孙休（孙权第六子，景帝），后孙修即位，李衡恐遭不测，意欲投奔魏国，为妻习氏所劝阻，她说受孙权提拔而“逃叛求活，以此北归，何面见中国人乎？”此处所说“中国”，实指魏国而言。

在三国的言说中都可见到“中国”词称的意涵，大体上指为魏国及后来中原之地为多。但因魏代汉而立国，其地理上正在北方中原之地，二者常重叠所指。三国前的传统观念，中土、中原为帝王所居，又是诸夏之地、中央朝廷（京师）、中央之国等都成为刻板印象，在“中国”地区所建的政权，也就理所当然成为地理与国家混合的指称，以写《仇国论》著名的谯周，以蜀喻为“因余之国”，以魏喻为“肇建之国”，倡蜀归魏之说，他又说：“王者居中国何也？顺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统也”，中国是中土、中原之地，中央所在，以统四方。当魏将邓艾受蜀降时报书说：“自古圣帝，爰逮汉、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正可说明这种观念。

中原、中土即京师而扩及诸夏、区夏之地，如魏将钟会移蜀国檄文说：魏武拨乱反正，“造我区夏”，是同意思所指。视中国为北方中原地区的例子所在多有，如汉末郑泰对董卓说“然中国自光武以来，无鸡鸣狗盗之警，百姓忘战日久”，指东汉以来的中原之地。傅嘏于曹芳（劭陵厉公）时，朝廷议论征吴，傅嘏说：“昔夫差陵齐胜晋，威行中国”，以春秋时吴王夫差进兵中原，齐、晋都是中原华夏诸国，喻为东吴对魏的中原之国。同样的比喻为魏明帝时，王朗上疏说春秋时吴王夫差“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威取中国，定霸华夏”，中国与华夏同是北方中原地区。

又如汉末孙策将死之际，对辅政大臣张昭言：“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当时正曹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孙策有攻许昌、迎汉帝的企图，但为刺客所重伤；所指的中国正是北方中原的战乱。汉末中原战乱犹如王粲的《七哀诗》中所说：“西京乱无象，豺狼方构患，复弃中国去，远身去荆蛮”，由于汉献帝为董卓西迁往长安，又有诸多朝廷乱事，使王粲离中原之地而往荆州依刘表，是以说去中国而远赴荆蛮。如仲长统说汉末的情况：“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所述所指相同。即如孙权在江东，也有“今定天下，都中国”以及“郊祀当于土中”之意，是要以中原为国都，而于“土中”（中土、中原）为郊祀所在始为一统天下后的正当抉择。至后晋武帝平吴，仍有童谣说：“中国当败吴当复”，指北方中原之国为中国。

对于四夷各地，由先秦的京师、诸夏、蛮夷天下秩序而来，而前二者即可合称“中国”，“中国”成为华夏之地或所建之国。如曹操对安定太守毌丘兴说：“羌、胡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对羌、胡而言，华夏自来即以中国为称。谢承作《后汉书》，载臧旻言西域诸国，初由三十六国，分为五十五，又散至百余国，其国大小、道里、人数及风俗、山川、草木、鸟兽、异物等，凡“不与中国同者，悉口陈其状，手画地形”，是西域各国与华夏中国之别，仍是承袭以往的指称。

《三国志》

魏文帝时，问苏则以西域通使，可否求市敦煌大珠？苏则回答说“若陛下化洽中国，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所指以魏为中国。陈寿作《三国志》，仍沿用华夏中国对外族的观点，如记田豫为护乌桓校尉，写道：“豫以戎狄为一，非中国之利”，记徐邈为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写道：“乃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费”等。又记“蛮夷潜夏”，称“久矣，其为中国患”，阎柔以乌桓所统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轲比能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又“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这些纪录，区别四夷与中国当是秦汉以来的传统记述方式，当时写称“中国”既代表华夏也可称说魏为中国。指称广义与狭义的代表。

汉末黄巾起事，中央有董卓之乱，地方州牧势同割据。汉室倾危之际，曹操迎汉帝而挟天子以令诸侯，后以汉丞相之名渐平北方中原地区。赤壁战后，已形成北、西、东三分天下之局。曹丕代汉称帝，开建魏国，刘备随之称帝，以继汉建立蜀（汉），孙权先称臣奉魏，不久建年号，继之称帝建吴国，三国鼎立而各自为正朔。

以曹魏而言，自认为是继汉的新朝、新国家，对东吴是初承认为其藩臣之国地位，封为吴国之王，行使江东的分治政权，而后吴建年号、称帝，则以为是叛逆，分裂天下之举，不视为对等的国家，但默认其政权，乃是因当时的现况，确为政治实体之故；对于蜀汉亦复如此。吴国由臣魏以保持其江东政权，称帝自立后即不奉魏为正朔，自认与魏是对等的国家，进而逐鹿中原。对于蜀汉，因联盟之故，承认其政权（汉中王），再则承认其国家地位，二国共同对魏，欲吴蜀均分天下。蜀汉对曹魏始终不以其为正统国家，视为汉贼篡乱的政权，以为自身仍为汉室后继的朝廷，企图以此以正名于天下。因为抗曹魏而与东吴联盟，故只得承认吴也是一新国家，双方地位平等，以进图天下。

三国形势图

三国各自立国，都经过即皇帝、告天子之位的仪式，前后的经过，诏告的表述几乎无所差别，由天文、图谶等自足式的说法以示天命，拥有领土、人民与政权即可建国立业。

对“中国”的词称，在蜀、吴二国都未用来指其本身，反而多指曹魏为“中国”，而曹魏也自称为“中国”，似当时以地理的中国在北方中原之地，是汉魏所居之地，蜀、吴虽以正统自居，但所称“中国”并未含有中国天下的代表，只指称中原或在该地所建的政权而已；而曹魏倒有继汉为正统，自以是代表中国天下正朔所在的观念。中国的观念应为天下，天下三分即概念的中国分裂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