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建立之后,除了汉初平定诸侯王叛乱之外,汉政府发动的主要战争是对周边地区的匈奴、大宛、南越、西南夷等。其中对匈奴的战争历时最长,影响最深远。如史书记载:“中国虚废,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
而汉政府的和亲活动不仅包括与匈奴之间的和亲,亦包括与南越、乌孙等国家之间进行的“四夷和亲”。如武帝时为联合乌孙夹击匈奴,先后送两位公主(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与乌孙昆弥和亲。与南越的和亲,如《汉书·终军传》载:“南越与汉和亲,乃遣军使南越,说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诸侯。”又《后汉书·马援传》载:“遣羌豪杨封譬说塞外羌,皆来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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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亲”虽是“战”与“和"两种截然相反的活动,但是对促进周边影响中原文化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
西汉建立初期,中原地区经秦末战争和楚汉战争之后,荒野千里,民生凋敝,如史书所载:“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而北方的匈奴却正处于匈奴史上最强大的时期,在富有传奇色彩的冒顿单于统治下,匈奴逐渐统一了北方草原,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势力,“兵强,控弦三十万”,对中原地区也一度虎视眈眈。
汉高祖刘邦原也想与匈奴一争高下,但白登之围的困辱,使其不得不听取刘敬的建议,用向匈奴贡献公主和亲的方式来换取边境和平,从而获得喘息和休养生息的时间。此后吕后、惠帝、文帝、景帝、武帝和元帝时,均有与匈奴和亲的记载。
汉初制定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本是在汉初经济和军事实力均无力与匈奴争锋的背景下的无奈之举,故而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及“文景之治”的财富积累之后,到了“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的武帝时期,便不再采用和亲的方式,而是直接对匈奴开战。在武帝与汉匈交战期间,“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罢极若之。”匈奴遭受沉重打击,再也不复当年冒顿时期的强盛。而汉武帝连年用兵也将文景以来积累的财富几近耗尽,“穷竭武力,单用天财,纪岁以攘之。寇虽颇折,而汉之疲耗略相当矣。”以至于晚年不得不下罪己诏悔过。
武帝之后,汉政府经“昭宣中兴",国力迅速恢复,而匈奴却因争夺单于之位,搞得内部争乱不已,加上连年灾害,牲畜大批死亡,百姓生活困苦不堪。于是匈奴“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然其侵盗益希,遇汉使愈厚,欲以渐致和亲,汉亦羁縻之。”
除了武帝时对匈奴的长期战争之外,汉政府于本始二年(前72),联合乌孙,共二十多万联军远征匈奴,吓得匈奴“老弱犇走”,汉兵乘胜追击,多有斩获,“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这是西汉对匈奴的最后一次大战,“匈奴遂衰耗”。匈奴元气大伤,此后虽对中原仍屡有侵扰,但再也无力对中原王朝发动大规模进攻。
自武帝以来,前后近六十年的对匈战争,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沉重代价,这也招致后来史家的批评。但若无这六十年的对匈战争,便无法收复北方故土,也无此后北方边境的安全和内地人民的安定,更重要的是,保证不了汉政府对河西走廊乃至西域的控制权,也就无法开展对外经济交流。
王莽执政及东汉初建几十年来,中原政局混乱,经济凋敝,地方势力割据,而匈奴则内部安定,生产恢复,实力在逐渐增强。《后汉书·鲜卑乌桓列传》载:“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
东汉政府与匈奴之间的战争与和亲的关系,与西汉相比有所不同。东汉初年,地方割据,政局不稳,无心外事。东汉政府无力经营西域与北方,对匈奴不时的侵扰,多是采取消极防御政策。更无意经营西域,自然就不愿与匈奴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对于西域诸国内附的请求,也不予理会,如《后汉书·西域列传》载“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内讧,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北匈奴内忧外患之下,不断向中原王朝提出和亲的请求,此时北匈奴的实力与西汉匈奴全盛时期已经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而此时东汉政府早已平定南方的叛乱,国内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迅速。故东汉政府迟迟不肯答应匈奴的和亲请求,甚至永元十七年(103年),北匈奴提出“遣子入侍”以换和亲的请求时,当时执政的邓太后仍是置之不理。
与对北匈奴和亲的拒绝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汉政府对后来国力强大的鲜卑却主动要求和亲,东汉政府向鲜卑求和亲,而鲜卑拒绝的原因,是当时北匈奴已被赶出漠北,鲜卑一跃而成为北方地区最强大的势力。而此时东汉处于桓帝当政之时,已到统治的末期,如行将就木的老人,对鲜卑侵扰的反击败多胜少,故而鲜卑反而断然拒绝东汉政府的和亲请求。
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东汉经济恢复,便开始着手边事,以期重新夺回对西域的控制权。永元二年,“南单于复上求灭北庭,于是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至涿邪山,乃留辎重,分为二部,各引轻兵两道袭之。左部北过西海至河云北,右部从匈奴河水西绕天山,南度甘微河,二军俱会,夜围北单于。”
这次战争的结果,是彻底打垮了北匈奴的力量,此后北匈奴单于为汉所册封,虽经常有背叛的行为,但旋被汉所平,从此之后,匈奴再也不对北部边疆构成重大威胁,匈奴之患永除。
汉匈之间持续多年的战争。不仅使汉政府收复了秦时故土,更对匈奴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但汉政府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汉政府亦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不得不改变方略,希望通过与乌孙和亲来牵制匈奴。
元丰六年(前105年),汉武帝封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与乌孙王和亲。细君公主去世之后,汉武帝又将楚王刘戌的孙女解忧公主远嫁给乌孙王和亲。
“和亲"多是在对方实力强大,己方无力应对的情况下所做的无奈之举。当西汉初年经济军事实力衰弱的时候,便向当时强盛一时的匈奴提出了和亲请求,而当武帝时国力强盛时,便断绝和亲,开始发动战争,而当匈奴被汉政府打得元气大伤、自己内部斗得七零八落时,又主动向汉提出和亲。东汉初年无力北顾,也无意经营西域,便对匈奴采取守势。
后来南北匈奴分裂,东汉政府接受了南匈奴“永为蕃蔽,捍御北虏”的肯求。当东汉政府征讨北匈奴连连胜利,而北匈奴实力衰败时,便对北匈奴的和亲请求置之不理。但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与和亲,却对促进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西汉高祖刘邦、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和元帝都有与匈奴和亲的记载,武帝时还先后送了两位公主(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与乌孙昆弥和亲。据史料记载,终汉一代,有案可考被送至匈奴或乌孙的公主、宫女或良家子约有十几位,更不用提在战争中被虏至胡地的汉人女子。
虽然自汉代以来,有关和亲的利弊和作用等问题被讨论了无数次,所谓“汉人女子胡儿妻”,这些胡汉通婚联姻的方式,无论官方的和亲或是民间自愿与非自愿的婚姻。且不论在安边的首要目的是否实现,和亲在促进中原与北方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上的积极意义是不应忽视的。
两汉时期中原对北方草原地区的和亲也好,战争也罢,无疑都对地区间的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正如韩养民所云:“文化的交流融合,并不尽是在温情脉脉的牧歌声中进行。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频繁的战争便是文化大融合的催生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