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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元狩元年( 前 122) ,淮南王刘安因被控谋反而自杀,但这起“谋反案”却处处给人一种诡异之感。
关于这次“谋反”,《史记》给出的理由是“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
这至少透露出两个细节:第一,谋反并未成型,只是计划谋反;第二,“反贼”淮南王刘安策划谋反的方式是在自己封地上招募宾客,准备发动叛乱。
这样的计划想想就不靠谱,当初吴楚等七国合力反汉尚且被3个月剿灭,如今以淮南一国之力对抗整个大汉朝廷,这与痴人说梦何异?
谋反是皇帝要杀死一个诸侯王时给出的最好理由,谋反谋反,最妙的是一个“谋”字,诸侯王不必真有所行动也可以被定性为谋反杀掉。
汉武帝一朝,诸侯王的日子格外不好过,因为从文帝开始的削弱诸侯王的行动到此时已经接近尾声,再无对抗中央之能力的诸侯王们已经沦为武帝的俎上鱼肉,武帝想夺权就夺权,想榨钱就榨钱,根本不需要讲理,但即便如此,汉武大帝通常也不会直接把他的这帮亲戚们直接物理超度,因为这样做根本就没有必要。
但淮南王的情况与所有人都不同,汉武帝杀他绝不是简单的夺权,或者汉武帝要从淮南王刘安手中夺走的不是简单的权,这句话有点绕,下面会详细解释,严格意义上讲,汉武帝杀淮南王刘安是为了祭旗,祭一面汉武帝费劲千辛万苦才立起来的大旗,为了这面大旗,武帝只能请皇叔赴死。
淮南诅咒提到汉代历史时,“淮南王”三个字本身就会给人一种混乱的感觉,当“淮南”这一地名与王爵一同出现时,其身上似乎存在着某种诅咒,汉初的淮南王几乎都卷入谋反大案,且都不得善终。
汉帝国建立以来的第一个淮南王是就是大名鼎鼎的英布,在见到韩信、彭越先后被杀后,淮南王英布立刻选择举兵反汉。
英布叛乱被平定后,刘邦把淮南王这一爵位封给了自己的第七子刘长。
刘长母亲早亡,由吕后抚养长大,这帮助他躲过了吕后对刘姓王的清洗,军功集团诛灭吕家后,他和后来的文帝刘恒成为还活着的唯二高祖之子。
这个淮南王刘长的名声可是不怎么好,仗着汉文帝刘恒对他这个唯一的弟弟还算照顾,刘长表现的十分飞扬跋扈,曾经拿大铁锤锤杀辟阳侯审食其,回到封地后又想召集人马造反当皇帝。
刘长的荒诞造反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他被制服后,汉文帝不忍杀他,把他流放至巴蜀,入蜀过程中,刘长绝食而死。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位淮南王刘安,正是刘长的儿子。
他成为淮南王之路也颇有一些传奇色彩,据说刘长被饿死后,长安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汉文帝刘恒听到这首民谣后十分感慨,于是让刘长的儿子们继续继承他的爵位。
获得淮南王爵位的正是刘长的长子刘安。
但是请注意,刘安虽然继承了淮南王的爵位,但是可没能完整继承淮南国的地盘,淮南国被一分为三,除了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勃和庐江王刘赐也继承了爵位。
也就是说,如果确有谋反之事,那么刘安想要做的是以三分之一个淮南国去对抗整个大汉,就当时的国力对比来看,只要淮南王刘安的智力和情绪还算正常的话,都不会做出这样以卵击石的事来,淮南王刘安之死,是否另有隐情?
子不类父知道前任淮南王刘长行事风格的人,可能会产生一种误区:
刘安作为刘长的儿子,一定也是一个暴怒狂躁之徒,但这种想法完全错了,刘安之于刘长,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子不类父的案例。
刘长不但性格暴躁,还好动喜武,据说也是一个力能扛鼎的主。
但是刘安与父亲刘长完全相反,他静而喜书,且博学多才,《史记》的原文是
“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
这位淮南王刘安,可是实实在在的为中华文化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道家经典著作《淮南子》就是刘安主持编撰的。
《淮南子》以黄老学说为主,也记录了儒家、法家、阴阳家等多家学说,我们今天所说的“元气论”、“宇宙观”这些概念都来自于《淮南子》。
从上述记载来看,淮南王刘安并不似父亲刘长容易脑袋一热做出以卵击石的事来,况且刘长谋反时,年仅25岁,本身就是容易冲动的年纪;而刘安被指“谋反”时已经年过六旬,早就过了拍脑门做决定的年纪。
关于淮南王刘安“谋反”一事,《史记》记载的也十分奇怪,司马迁处处留伏笔,好像生怕读者发现不了一般。
诡异谋反《史记》中给出的淮南王刘安谋反的心路历程以及谋反过程是这样的:
刘安因为父亲被饿死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始终有着谋反之心。
刘安在编撰《淮南子》的过程中,有大量学者云集在他的门下,其中有一个叫雷被的人与淮安王世子刘迁因为比剑起了冲突,刘安在这件事上偏袒了自己儿子,雷被看自己在淮南国待不下去了,准备离开淮南国。
刘安起初不想放行,最初的雷被只是不想在淮南国待着了,并没有别的想法,但刘安的阻拦让雷被下定决心,要把刘安“谋反”的阴谋全部告发。
元朔五年,太子学用剑,自以为人莫及,闻郎中雷被巧,乃召与戏。被一再辞让,误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时有欲从军者辄诣京师,被即愿奋击匈奴。太子迁数恶被于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后,被遂亡至长安,上书自明。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刘安还有一个心腹叫伍被,当时刘安为“造反”做准备,这个伍被劝阻刘安不要做这种以卵击石的蠢事,刘安给出的答复是:当前皇帝没有儿子,如果皇帝驾崩,大概会让常山王或胶东王继位,这两个人都不能服众,结果一定是诸侯王大战,我不为诸侯王大战做准备能行吗?
淮南王刘安还多次向这个伍被询问造反的可行性,伍被也多次劝阻淮南王,告诉他现在造反就是找死,但淮南王仍旧执迷不悟。
淮南王长子刘不害不得宠,淮南国世子之位给了刘迁,且淮南王刘安也不打算给刘不害裂土封侯,刘不害的儿子刘建对此十分不满,于是向汉帝国举报说太子刘迁要谋反。
上文提到过前任淮南王刘长曾经锤杀辟阳侯审食其,审食其的孙子审卿因为爷爷的仇始终对于淮南王一系怀恨在心,于是开始与淮南国的人联系,收集淮南王谋反的证据,并把这些所谓证据,添油加醋,有的没的全都告诉了丞相公孙弘。
是时,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乃深购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叛逆计谋,深穷治其狱。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朝廷于是准备对淮南国进行调查,汉武帝命刘氏宗正带着廷尉去淮南国调查,淮南王害怕,准备一不做二不休干掉廷尉摊牌,又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动手。
当朝廷掌握大量证据并准备去抓拿刘安时,刘安畏罪自杀。
疑点以上便是淮南王刘安“罪恶”的一生,如果不去深究细节,那么司马迁笔下的刘安便是“生于不义,死于耻辱”。
但是只要稍微去分析一下细节,就会发现司马迁给我们留下的线索远不止一条:
首先,关于淮南王谋反一事,证据大多是人证,而这些提供证据的证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与淮南王刘安不对付,由一群有明显倾向性的人提供人证,这些证据的说服力有多高呢?这本身就值得怀疑。
如果说只有与刘安不对付的内部人士才有可能透露刘安谋反的阴谋,那么审食其的孙子审卿的存在则显得十分多余,甚至在写到审卿的时候,司马迁还特意提到了一句他因为爷爷的仇对淮南王一系怀恨在心,这几乎就等于明着告诉读者这里面有猫腻。
再者,按照《史记》记载,淮南王刘安一直在筹划谋反,甚至筹划了几十年,但是他真正要起事时却是年过六旬之时,但即便已经准备多时,即便明知“阴谋”已经败露,刘安仍未实质性起事,一直处于一种将反未反的状态。
司马迁是汉朝人,确切的说是汉武帝时期的人,所以对于在汉代被认定为“反贼”的人,司马迁也不敢公开为其翻案,但是面对那些司马迁明显认为有问题的汉廷官方认定的事,他会采取一种“曲笔”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疑问,具体表现就是故意把一些事写的前后矛盾。
淮南王刘安谋反一事,司马迁留下了很多前后矛盾的地方,就是要明白地告诉读者,所谓淮南王刘安谋反一事,是有重大问题的。
细节中的推恩令刘安是否真的有谋反之死我们暂且不论,毕竟“谋”本身就是非常暧昧的词,什么样的“谋”算谋反,谁来定义谋反,这些东西在皇权下都是可以操纵的,那个贝利亚帮斯大林找烟斗的笑话在中国古代的皇权社会不止一次的上演,与其纠结于这些细节,不如谈论一下刘安究竟做了什么让汉武帝刘彻必须要杀了他这位皇叔。
刘安第一个让汉武帝不满的地方是关于那个被称为千古阳谋的推恩令。
推恩令最近几年在互联网上有被神话的倾向,但是这些关于推恩令的讨论似乎都没有去触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推恩令到底是自愿的还是强制的?
其实在以上关于淮南王刘安儿子们的记载中,我们能够初步分析出答案:至少在名义上,推恩令是自愿的。
刘安的孙子刘建生气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刘安不立自己的父亲刘不害为太子,其而是不但不立为太子,还不给自己的父亲刘不害推恩封侯。
刘建的愤怒足以证明,至少名义上,诸侯王是可以不执行推恩令的。
当然,选择执行推恩令的诸侯王也不少,毕竟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以刘姓诸侯们献上的酹金不足为由一次性剥夺100多个诸侯爵位时,被夺爵者大多都是在推恩令中新获得爵位的刘氏子孙。
好了,明白了这一点,汉武帝刘彻与淮南王刘安之间的第一个矛盾点便呼之欲出了:名义上诸侯王确实可以不执行推恩令,但是大多数诸侯王都很“识趣”地进行了推恩,只有他淮南王刘安,作为资历较老的皇叔,不执行推恩令,形成不好影响。
在推恩令问题上未按照汉武帝预想的做,是汉武帝刘彻讨厌皇叔刘安的第一个原因,但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倒还不一定导致叔侄二人必须拔刀相向,真正让汉武帝动杀心的是刘安所研究的那些学问,他的钻研、他的博学、他在天下学者中的影响力无不让汉武帝刘彻如芒刺在背,甚至到了必须请皇叔赴死的地步。
文化权力权力有很多种,既包括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军事权力;也包括有些虚无缥缈的文化和舆论权力。
经济权力上,淮南国地小税收有限,完全无法与整个汉帝国相比,政治权力上,即便在淮南国境内,国相等重要官职也是由汉帝国中央委派的,也就是说即便在自己封地内,刘安也无法掌握完整的行政权,至于军事领域,与汉帝国打残匈奴的几十万雄兵相比,淮南国那点私人武装更是不够看。
在显性权力层面,淮南王刘安没有也不可能有威胁到汉武帝的地方,但是如果涉及到文化和舆论的隐性权力,淮南王刘安对汉武帝的威胁却是巨大的,甚至是致命的。
汉武帝最重要的文化改革便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项政策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是将儒家拔高到一个高于其他诸子百家的地位,如果仅从这一点进行分析,似乎能够得出在汉武帝下达这一命令的时候,诸子百家中的其他家都会讨厌儒家。
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独尊儒术的唯一受害者只有一个:就是道家。
汉武帝虽独尊儒术,但是儒家只是一个幌子,他玩的是法家那一套,法家在武帝一朝不但没被削弱,还被明显加强了,而其他学说,本身影响力就有限,根本犯不着打着儒家大旗的汉武帝去费力打压。
但是道家却不同,汉武帝独尊儒术前,道家黄老思想是汉帝国的最高治国思路,此番汉武帝独尊儒术要做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道家拉下神坛。
但尴尬的是淮南王刘安,这位博学多才的诸侯王,他最喜欢研究的就是道家学说,他撰写《淮南子》时,大量学者云集淮南国,这是其影响力的直接体现。
当然,与其说是淮南王刘安的影响力,倒不如说是黄老学说的影响力,毕竟黄老学说在汉帝国居统治地位已经有了大半个世纪了,其影响力的惯性不是皇帝的一个诏令就能彻底改变的。
文化层面的东西永远是最复杂的,改变人的思想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多数人成功完成思想转变前,人们的思维惯性会驱使着人们去怀念那个旧思想。
汉武帝是个对权力理解十分深刻的人,他要的是对国家彻底的控制,这就要求他不仅仅要牢牢抓住国家机器,还得让对自己有利的思想成为主导思想。
然而,他悲哀的看到,在他不惜利用国家权力作为背书,费尽心机推广儒家思想时,帝国内部还有另外一股思潮,而且这种思潮似乎更有市场。
淮南王刘安召集天下学者完成晃晃巨作《淮南子》的撰写对于汉武帝来说是一件杀人诛心的事。《淮南子》越精彩,越凸显出汉武帝要推广的儒家苍白无力,《淮南子》中每一个精彩字句都让钝刀割肉般让汉武帝痛苦不堪。
对于汉武帝来说,刘安这位博学多才的皇叔,是自己夺取文化至高权力的最大绊脚石,而且这个绊脚石本身的文化造诣又太高,如果仅在文化层面较量,自己恐怕还不是对手。
无法解决问题,就去解决与问题有关的人,所以干掉淮南王刘安是最好的选择。
各自的结局那些已经站在权力顶端的帝王将相们,很多更在乎的是自己的身后名,有趣的是,从身后名这个角度上看,汉武帝刘彻与淮南王刘安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被汉武帝立起来的儒家大旗在此后2000年的王朝历史中经久不衰,由于儒家实在太好用,整个王朝时代所有统治者在文化领域的统治都会以儒家的方式来进行。
其实站在上帝视角上看,武帝关于儒家是否能够保持统治思想地位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对于所有统治者来说,儒家思想都是不二的选择,就算汉武帝没能完成独尊儒术的社会文化改革,他后世的统治者们也一定会“帮”他完成这项改革的。
而关于汉武帝比较关心的自己的“身后名”,历史也给出了答案,他与秦始皇一样被称为千古一帝,也与秦始皇一样充满争议,人们会赞美他远征匈奴开疆拓土的丰功伟绩,也会感慨他为了权力残杀爱子的冷酷无情,更会惊讶于他明明对天下人进行了远超秦始皇的剥削,却没有导致亡国的高超统治技术,总之,华夏历史中,汉武帝刘彻成为了绕不开的一个人。
而那个被汉武帝请去赴死的皇叔淮南王刘安,也在自己的领域名垂青史,《淮南子》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持续存在,道教出现后,刘安的形象也几度更改,在道教的神话系统中,刘安并未被真正杀死,而是羽化登仙。
历史以一种极为诡异的方式让刘安与刘彻这对叔侄的愿望都得以实现,只是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他们最初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