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西文明的“信史”，也就是出现详实可信的史书，很多人可能会认为二者差距不大。

中国在商朝时期就有了甲骨文和青铜器，春秋战国时期便诞生了《春秋》、《国语》等史书。

而西方也不逊色，公元前11世纪-前9世纪，古希腊就出现了闻名世界的《荷马史诗》，后面的古罗马更是产生了一大把内容详实、逻辑严谨、时间线清晰、事件分明、细节拉满的长篇史书，所以在西方看来，西方的信史比古中国更加全面，甚至是早于中国。

但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西方都不具备创作信史的条件，也很难产生详实可信的史书，从以下三点就能说明问题。

历史中的“历”，其实就是准确的时间线，真实的信史的第一要素，便是纪事开头的年份。如果没有具体的时间，就会让历史处在混沌状态，这样关公也能和秦琼大战三百回合。

纵观中国古代的历法，时间秩序稳定，内容丰富多彩，根据考古证实，早在远古时期，古人就可以“观象授时”，并由此确定了天干地支和二十四节气，此外还有根据推算朔望、安置闰月、日月食以及行星位置来计算时间等。据统计，有名可考的古代历法共有115种。

比如在公元前841年，也就是周厉王三十七年，《竹书纪年》记载的庚申年，这一年，西周百姓向天子发难，将厉王驱逐，朝中由召穆公和周定公两位相国执政，史称共和行政。

不过就从现在的证据来看，西方在公元前并没有准确的“历”。

在凯撒发明“儒略历”之前，全国的历法始终没有统一，每个地方都有一套自己的纪年方法，其中以太阴历居多。

罗马人用的太阴历，每个月是29天或30天，它的一年会比回归年少十一天，所以每两年就得加上一个闰月来矫正时间。

然而，闰月的添加是由罗马的神官们任意设定，一旦处在战争年代，或者是宗教活动荒废的时间，就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能指定哪一年为闰年，这样一来，历法就会变得越发不准确。

而且因为古代的交通不发达，那些远离城邦的居民甚至都不知道神官有没有发布通告，这就让许多地方的历法混乱不堪，严重影响人民的生产生活。

公元前46年，凯撒为了修正历法，便发明了《儒略历》，并在次年正式颁布。

不过，儒略历也有一个问题，随着年份的递进，这套历法的误差会不断扩大，大约每过133.3天，就会累计1天的误差，而西方又不经常修历，经过一千多年的时间，这套历法在西方各地的使用情况那是相当混乱，时间秩序乱成一团。

而且，有关于“儒略历”的发明时间、精确度，似乎也没有确切的说明。

一直到1582年，罗马的教皇格利高里用上了意大利人Aloysius Lilius的格雷历，这才让时间线得到了修缮，而格雷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历。

清朝覆灭后，民国为了和国际接轨，便在民国纪年法的基础上，加入了公历，所以才出现了公历和农历共用的情况。

从中我们就能看出，西方产生历年次序观念的时间比较晚，而由此产生的信史的准确性也会随之降低。

记录史实，关键在于文字，然而西方的希伯来文、拉丁文还有希腊文这些古老语种，都不太支持信史的记叙或翻译。

希伯来语来自于亚非语系的闪语族，是犹太民族的语言，也是世界上较古老的语言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左右。

不过，在历史上，犹太民族长年四处流散，从而让希伯来语逐渐成为了只能被用在宗教和书面的语言，丧失了日常交流的功能，甚至走到了绝迹的地步，直到二十世纪中期，才有了重新复苏的迹象。

罗马帝国建成初期，罗马的文字（拉丁文）其实并不健全，因为它原本只是意大利中部地区的一种方言，因罗马帝国势力发源于此，于是就将拉丁语在帝国境内广泛流传，并将其定为官方语言。

直到5世纪之后，罗马文字才一步步走向完善。

在3000多年前，希腊民族便创造了希腊语，可以说，希腊语是西方文明的第一种伟大语言，它结构清楚，概念清晰，表达方式千变万化，既适合有才华的作家的创作，又符合严谨的思想家的需求。

不过问题是，这种被认为是所有语言中最有效、最值得尊敬的交际工具，为何却没有影响到整个西方，几千年来也没有衍生出多少优秀的语言，单说一个拉丁文，它就是经过了上千年的演变，才终于走向了常规化。

反之，如果说西方文字早已成熟的话，也不会让拉丁文流行一千多年。

当然了，文字基础欠缺只是一方面，更让人震撼的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上，不乏有长达几百万个字，甚至上千万字的“巨作”，涵盖的内容从经济、政治、战争、宗教信仰、名胜古迹到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只要你想问什么，它就会告诉你什么。

比如说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这位老哥的《希波战争史》就是包罗万象的历史著作。

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写几个人的书，上可观天文，下可知地理，前晓过往，后通未来，对战争略知一二，所作的哲理诗也是独领风骚数百年。

如果说所有的史书都成立的话，那就意味着当时的文字系统已经相当成熟了，以至于走到近现代，都能完美地、清晰地、万无一失地将这些上千年的古文翻译出来，但这显然和西方的文字历史相矛盾。

在古代中国，虽然说皇权高于一切，但关于记叙历史这件事，其决定权却不在皇帝一人手上，还在于史官和人民，除了忽略历史的元朝，和实行文字狱的清朝外，历朝历代都有诸多不受皇权干扰而纪实的文献存在。

不过，在西方世界，除了百姓和统治阶层可以决定历史的走向外，还有一个团体对信史的影响巨大，那就是宗教。

比如在1478年，西班牙天主教成立宗教裁判所，以维护其正统地位，同时用残忍的手段惩罚异端。从1483年到1820年，一共有38万人被判定为异端，被处以极刑的人数超10万人。

在当时，西方的大量史书都倾向于宗教的统治，那些违背宗教意志的文献和文字，要么被焚毁，要么被篡改，不过这样一来，大量事件也将和史实相违背。

而在宗教团体兴起的前期，它们也会用大量带有神话性质的故事来阐述历史，同时扭曲那些对他们不利的历史人物和事迹。比如说罗马帝国的第五位皇帝尼禄，据说他是一个杀妻弑母，献身给奴隶的暴君，这就有可能是受到基督教渲染后得到的结果。

通过时间、文字和社会性质这三点来看，西方进入信史时代的时间应该比中国晚，至少没有层出不穷的史学巨作存在，就像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的：“我们这个国家，实际上没有历史，没有众多的、丰富多彩的事件来为下一代的监管和榜样提供材料。”

所以说，神圣的罗马帝国好像也没有那么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