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星占学与医学的初步结合在星占学被引进希腊世界之前，希腊人已有观察天空的传统，并将天空中的四元素与人体的四元素联系起来。
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服，巴比伦和埃及的星占医学传入科斯岛，埃及人的黄道十二宫划分首先给了斯多葛学派启示，他们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宇宙是一个整体。
在此观念影响下，医师们认识到星占学对医学诊疗中的重要性。
希波克拉底在其文集中数次提到星象在疾病发生和治疗过程中的作用，他定义了四种体液：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的状况，并列出这些体液与行星的对应关系。
盖伦也讨论了不同部位体液的多种混合，并根据体液论模型来解释星占学现象。
他指出，面相学家被教导要观察不同黄道宫的不同位置：如果一个人胸部多毛，他是精神饱满的，腿部多毛，为欲望型，因为狮子是有精神的，或者山羊是贪婪的。
盖伦解释说，真正的原因是这些地方有更多的热量，头发就说明了这一点。盖伦还梳理了如何根据星体尤其是月相运行阶段来判断疾病的进程，并进行放血和净化治疗。
他在星占医学论文《论病人卧病在床的预测》中提倡医师们使用星占学，并将星占学作为医师技能的预测部分。
尽管医师们认识到星占学的重要性，但由于星占学和天文学知识的专业性，他们所掌握的星占学知识是零散浅显的，仅仅基于基础的观察，将疾病与可见的星体现象联系起来。
系统的星占学理论知识主要由星占师掌握，这些星占师在观察的过程中将星占学与医学事物联系在一起，强调星占学对医学诊疗的重要作用。
公元前2世纪，星占学随着希腊哲学传入罗马。托勒密继承了埃及和迦勒底星占学知识，并根据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主义来解释星占学。
斯多葛学派认为所有物质融合在宇宙的交感中，这种思想成为了宇宙和人之间变化关系的一种理性解释。
托勒密以医学为模型来证明星占学是正确的，他认为两者都是推测的技术，天文学方法预测除了对人的环境和结果产生影响，也关系到身体与灵魂的属性和活动，关系到人类所患的疾病及其持久性。
而在早期基督教范围内，教会对星占学持质疑甚至否定态度。但教会并非否认天体对尘世的影响，而是反对一种宿命决定论，他们反对将神性转嫁给星体。
瓦伦蒂安及普利西里安接手基督教会后，严格限制星占学的发展。反对最强烈的是奥古斯丁，他称星占学是一种迷信和行骗的手段。
他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来证明星占学的虚妄：如果人的命运在出生时可就决定好了，那为什么还需要在后来的生活中根据星象判断其健康状况；
“如果把必然性归给天体，还留给上帝对人类事物做什么判断？”奥古斯丁首先否定星占学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影响，他认为：“罗马帝国和所有王国崛起的原因，不是偶然的，也不在于星座的位置。”
同时，他也反对用星占学来解释健康和疾病，他引用当时著名医师的回复，即“星占师所做的真正预测，实际上是自然法则运行的机会主义结果”。
但是基督教会从未彻底否定星占学的影响。奥古斯丁认为，星占学家的预测只是对未来事物的一种迹象，并非能够决定未来事物的发生。
星座更多的是指示而不是做到了这些，他们在哪种位置，就揭示了某种未来，而不是创造了未来。但星相学家一般不说“火星在哪个位置就指示着谋杀”这类的话，而说“导致了谋杀”。
奥古斯丁也承认，相信星占学预测的人总比那些不相信任何宿命的人好。他说“那些认为星相预兆了命运的人，比认为根本没有对未来的前知的人，却更可以容忍的多。”
此后，基督教神学家所做的任务就是将星占学中预测个人和民族命运的东西剔除，只进行与自然科学相关尤其是医学方面的预测。
基督教与阿拉伯世界的继承与发展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星占学传统继续在拜占庭东方，即“希腊基督教”世界，而西欧即“拉丁基督教”范围内，星占学则进入衰败之际。
东部的波埃修斯 介绍了完整的古代传统，加入柏拉图主义，并将其传播给基督教世界。他为讨论神意论、决定论、宿命论和自由意志提供了重要的论据。
塞维利亚的主教伊西多尔超越了波埃修斯的论证。7世纪，伊西多尔明确区分了“迷信星占学” 和“自然星占学”。
第一，只要它打算预测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就被认为是迷信，因为解释基督的出身是多余的。
根据对天宫图的解读，伊西多尔试图区别自然星占术，试图科学地理解事物的本质，绝不违背基督教教义。
他极力主张自然星占学，特别是医学星占学，他甚至声称每一位医生都应该接受星占学教育，医生“应当了解天文学，通过天文学可以研究行星运行和季节变化的规律，我们的身体随之发生变化。”
这种区别为基督徒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这种解释框架最终导致从11世纪开始对星占学的接受和践行。
基督教对星占学的接受史不仅表现在教义的区分上，还表现在技术实践上。这种技术实践很多借鉴了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传统。
8世纪的贝德建立了教会年度计算方法，以确定基督教节日日历。在基督教时代，划分和测量时间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因为很少有精确的仪器来确定太阳的位置。
早期基督教确立时间的工具是黄道宫。直到九世纪，查理曼进行日历改革，受过良好教育的神职人员负责这项事业。
天文学对历法问题特别重要，9世纪初，一种从穆斯林文化领域向基督教文化领域的知识转移悄然发生，基督徒将这种知识与自己的传统结合起来。
圣玛丽亚修道院的本笃会僧侣们收集了关于算术、几何、天文学和日历问题的文章，这些论文的译文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欧洲。
星占医学被重新被引进西欧基督教的翻译运动使许多神职人员接受到星占科学，基督教世界延续了对星占学的争论。一些基督徒认为不需要星占学作为身体的避难所，身体和心灵最安全的归处是教会。
但是中世纪盛期的大背景是经院哲学，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哲学背景，神学家们不得不正视亚里士多德关于天空的理论。
亚氏认为，人的身体受天体的影响，星占学作为一种科学，在医学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些经院哲学家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认为占卜是必要的，“所要保留的就是对自由意志的追求，即人对上帝的责任”。
也就是说，中世纪晚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们将星体的影响限定在肉体上，避免谈及灵魂，以免触犯自由意志。
但是，这样的区分在实践中是非常难以划分界限的，因而星占学常常引起争论。
这一争论在13世纪达到顶峰。1270年关于星占学的争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坦皮尔主教担心这门预言未来的学科会摧毁人类自由意志和上帝绝对权力的概念。
他们认为来说，预测未来的能力表明自由意志是一种幻想，上帝无法改变已经预先确定的事件。
1277年，教会进行了一次大谴责，将进行预测和占卜的人驱逐出教籍，其中就包括对星占学的谴责。牛津大学校长格罗塞特斯特明确反对神判星占学，他认为星占学否定了神的意志。
随着牛津大学的建立，星占学被列入医学、气象学和化学课程。13世纪之后，医学生需要学习四年的的星占学专业课程。
医生除了正规的医学教育之外，还要制作星历以预测各类大事，包括预测星象运动和大会合等，尤其是针对医生的星占医学指导。博洛尼亚大学的博纳迪 ，写了21篇星占学论著。
中世纪医学理论家维拉诺瓦的阿纳德，写了《医学》和《奇异志》，后者包括化学、星占学和神学。
星占学的题目为“论疾病的星占学判断，根据行星的运动，并不需要医生的帮助。
阿纳德指出，希波克拉底认为星占学是医学中最有意义的一部分，尽管医学中并非处处用到星占学，星体的影响确实存在并且“深入”一切事物之中。
星占师可以建议手术、采集草药的时间，医学是古希腊唯一的经验科学，尽管理论和思想流派不断成长发展，但根部仍旧是经验科学。星占学可以帮助医生更加精确，尤其在时间上。
可见，星占医学在中世纪晚期已经彻底确立了地位，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地将星占学应用于医学实践。
学者们吸收了古代希腊罗马和中世纪阿拉伯作家的星占学理论，大小宇宙的观念更加牢固：人类和其他地球生物处于天体影响网的中心，天体对月下世界的生物产生很大的影响。
基督徒力图将星象知识变为有用且合法的知识，将自然星占学和神学之间的冲突降至最小化。
这一切为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星占学发展做好了准备。文艺复兴时期新的哲学思想和人文主义将星占学的理论和实践推向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