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2024-03-21 05:57·三近居士

说到四六骈文，今人几乎一无所知。骈文之源:一为六经，二为诸子，三为离骚，四为汉赋。宋初的四六骈文延续了晚唐五代的遗风,极尽骈俪之事,刻意追求雕琢, 但华而不实。在经过古文运动以后,开始使用散文笔法进行四六文的创作,用典较少,行文流畅,表情达意上更加自由,被称为宋四六。

其中，孙觌与汪藻、洪迈、周必大等三人齐名，是当时四六大家。到了南宋,它成为通行于公私之间的一种文体,尤其在公文方面应用甚广。关于孙觌所写的“四六骈文”，有场今天称之为“研讨会”，引来高朋满座，大家竟相发言，那叫一个精彩纷呈，现摘录如下：

首先，拿麦是与孙觌齐名的四六大家洪迈，他对孙觌此文推崇备至，在其《容斋随笔》赞之为：“燕乐表，四六范文也。”又在其《容斋三笔》中引用孙觌的《代高丽国王谢赐燕乐表》。洪迈在其《容斋随笔》精选宋人“四六名对”27 联，其中两宋之际的作品有 17 联，而孙觌一人就占据 4 联，仅次于汪藻位居第二。他认为，孙觌的四六文一方面师法当朝王安石、苏轼等人的文风，另一方面从前朝陆贽的骈文中吸取养分，使其四六文既典雅工整，又有纵横捭阖的气度，同时能融情于文中，明白晓畅，极具感染力。

不过，洪迈侧重四六文写作，其《容斋随笔》多摘录四六名句进行批评，清代曹溶从中析出，辑为《容斋四六丛谈》。”罗大经马上在《鹤林玉露》丙编卷二也附和道：“渡江以来，汪(藻)、孙(觌)、洪(迈)、周(必大)四六皆工”，此处无杨万里而以洪迈代之。

第二个发言，是杨囚道（字深仲，生平不详）在其《云庄四六余话》中小结道：“皇朝四六，荆公谨守法度，苏轼雄深浩博，出于准绳之外，由是分为两派。近时汪浮溪(藻)、周益公(必大)诸人类荆公，孙仲益(觌)、杨诚斋(万里)诸人类苏轼。”

可见，南宋前期四六文较好的是汪藻、周必大、孙觌及杨万里，前二人学王安石之谨严，后二人则类苏轼之宏肆。从这里可以看到孙觌诗文与东坡先生一脉相承的赓续的渊源。杨万里在《诚斋诗话》对孙觌亦有评论道：“四六有作流丽语者，亦须典而不浮。苏轼《谢知杭州谢启》云：“湖山如旧，鱼鸟亦怪其衰残；争讼稍稀，吏民习知其迟钝。”《谢知登州文》：“宾出日於丽谯，山川炳焕；传夕烽於海峤，鼓角清闲。”《谢赐对衣金带马状》云：“草木何知，被庆云之渥采；鱼虾至贱，借沧海之荣光。虽若可观，终非其有。”汪彦章《贺神降万岁山表》云：“恍若银山，金成宫阙；浩如玉海，虹贯山川。”此皆典切而不浮。孙仲益亦多此等语，至橘林则浮靡而不典矣。”

第三个发言，是宋人李刘撰。在其《四六标准》四十卷中说道：“宋至宋而岁时通候、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其启必以四六。遂于四六之内别有专门。南渡之始，古法犹存。孙觌、汪藻诸人，名篇不乏。”

第四人，是宋人王应麟 的《辞学指南》也把其视为“表”的标准格式，并称赞道“凡四夷受赐表皆可仿此。”他在《辞学指南》中还是说：“南宋古文衰而骈文盛，皆出于科举，若孙觌、洪遵、洪适、洪迈、周必大、吕祖谦等，在博学弘辞，最为杰出，而有文名。”

第五人，宋人罗大经起身，举《鹤林玉露》补充道：“渡江以来，汪、孙、洪、周四六皆工。”宋王大成《 野老纪闻》亦说：　李汉老云：“汪彦章、孙仲益，四六各得一体，汪善铺叙，孙善点缀。”　

第六人，是宋人王子俊(1148-1220年)在其《格斋四六》中评论道：“至于四六，踵六一、苏轼之步武，超然绝尘，自汪彦章、孙仲益诸公而下不论。其推之甚至。今其他文已湮没不传，无由证所评之确否。但就此一卷而论，其典雅流丽，亦复斐然可观。故朱彝尊亦谓其由中而发，渐近自然，无组织之迹。必谓胜于汪藻、孙觌，固友朋标榜之词。要之，骖驾二人，亦足步其后尘矣。”

第七人，是张邦基在其《墨庄漫录》卷四中说道：“孙觌仲益尚书，四六清新，用事切当”。足见其四六隶事、切对功夫。其《贺今上皇帝登极表》“御六龙而乘乾，君临大宝;敛五福而作辟，庆浃寰区”及“上汉玺而三辞为天王，当楚璧而五拜作神主”，即为显例。他的《种师道赠开府仪同三司制》议论纵横，《叶梦得落职知杭州制》则为散体化的四六文。可见，他也有效仿苏轼“出于准绳之外”的四六文。”又说：“至宋而岁时通候、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其启必以四六。遂於四六之内别有专门。南渡之始，古法犹存。孙觌、汪藻诸人，名篇不乏。”

第八人，是谢伋，（字景思。其父谢克家，孙觌同僚好友）他接着说：“孙仲益直院草《黄懋和罢相制》云：“移股肱者，固非朕志；作耳目者，言皆汝尤”。又见《谢吏部侍郎表》云：“名节坏于谤谗，孰听鼠牙之讼；精神销于忧患，屡惊马尾之书”。”见谢伋撰《四六谈麈》一巻。

谢伋还在其《四六谈麈》中论及“四六骈文”道：“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于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宣和间多用全文长句为对，习尚之久，至今未能全变，前辈无此体也。此起于咸平王相翰苑之作，人多倣之。四六之工在于剪裁，何必以全句对全句为工。“四六--经语对经语，史语对史语，诗语对诗语--方妥帖。”

“其论四六，多以命意遣词分别工拙，较王铚《四六话》所见较深。其谓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宣和间，多用全文长句为对，习尚之久，至今未能全变，前辈无此格。又谓四六之工在于剪裁，若全句对全句何以见工？尤切中南宋之弊。

其中所摘名人成句，虽与他书复见者多，然皆自有独赏，不同剿拾。如廖明畧一人，王铚《四六话》采其《贺安厚卿张丞相》诸启，凡十数联而伋槩不之及，独录其为《厚卿举挂功徳疏》一篇，为铚所不取者，亦足见其识鉴之不茍。”

第九人，是李心武插话说，你们讲的这些我都收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了：“孙觌、汪藻秘书著作佐郎，沉晦鸿胪寺主簿邓肃亦因得归。觌在乌凌阿色哷美帐中...景灵宫取神御物而有此谋。故附藻入城之后或可移...孙觌、张澄、谭世积、汪藻、康执权、元可当、沈晦、黄夏卿、邓肃、郭仲荀、太学、... 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

第十人，明朝孙觌常州武进同乡蒋一葵，在其《尧山堂偶隽》中说：“孙仲益（觌）《代高丽王谢赐燕乐表》为词科第一名，卷有云：“环居岛服，习闻夷之声；仰睇云门，实眩咸池之奏。”次云：“监二代以敷文，命一夔而典乐。登歌下管，天地同流；鼓瑟吹笙，君臣相说。”次云：“有怀疏逖之臣，亦预分之数。玉帛万国，干舞已格于七旬；萧韶九成，肉味遽忘于三月。”此先说远夷不足以知雅乐，然后序作乐之盛，受赐之宠，得尊中国体。

又云：“荡荡乎无能名，虽莫睹宫墙之美（《四书》只在目前，人自思量不到）；欣欣然有喜色，咸与闻管龠之音。”与登歌四句，并全用经语。大凡词科四六，须间有此一二联则易入眼。他卷云：“征角并扬，庆君臣之相说；埙篪迭奏，与天地以同流。”因不全用，故弱。孙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架月，上千崖紫翠之间；一鸟呼风，啸万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结之衲，扪虱自如；拄九节之筇，送鸿而去。”奇语也。”

“《雲莊四六馀话》云：“国朝四六，荆公谨守法度，苏轼雄深浩博，出于准绳之外。由是分为两派。后来汪浮溪（藻）、周益公（必大）诸人类荆公，孙仲益（觌），杨诚斋（万里）诸人类苏轼。……大体制诰笺疏，贵乎严谨；章表奏议，不妨宏肆。非名公手笔，不易兼之。”

第十一人，是近人谢无量（1884-1964），他穿越到大宋，举其《骈文指南》称：“南渡以后，四六之工者，如汪藻、綦崇礼、洪迈、周必大、杨万里、陆游、孙觌之伦。而孙觌之作，尤有清新之致。”

最后发言并总结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七《鸿庆居士集》提要说，“觌所为诗文颇工，尤长于四六，与汪藻、洪迈、周必大声价相埒”。周必大《孙尚书鸿庆集序》谓“其章疏、制诰、表奏往往如陆敬舆(贽)，明辩骏发。每一篇出，世争传诵”，耄年为论撰次对，亲为谢表启，“各出新意，用意属辞，少壮所不逮”。

当时还有个趣闻，一个叫孙繁的人，有人常把他的文章当成孙觌作品，因他俩文风酷似，连周必大都弄错：“事迹具《宋史》本传及孙繁所作志铭中。“忠惠”者，其没后门人所私谥也。汝文好古淹博，深通篆籀。尝从苏轼、黄庭坚、曾巩游，故所为文章，尚有熙宁、元祐遗风。史称其为中书舍人时，外制典雅，一时称之。盖当北宋之季，如汪藻、孙觌皆以四六著名，惟汝文能与之颉颃。周必大序觌《鸿庆集》，称中多误收汝文所作。亦足见其体格之相近矣。”

孙觌所作表，涉宋朝文书档案种类，皇帝下诏，有七种：册书、制书、诏书、敕书、诰命、御札、敕榜。臣僚的上行文书除前朝的表、状，新增：札子，也称剳子。据史料考证，徽宗的两个诏书和孙觌的《代高丽王谢赐宴乐表》，被罕见征引。这是北宋与高丽音乐及词曲交流的大致过程。这种交流，盛于熙宁元丰，元祐间暂时受阻，崇宁大观以后，则又一度复盛。见《高丽史·乐志》《宋书·乐志》。

清人缪荃孙所辑《鸿庆居士集补遗》(《常州先哲遗书后编》)于是特别补充说道：“出大晟之珍藏’作朝鲜之荣观。兜离一变，慈惠均欢。荡荡乎无能名，虽莫见宫墙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闻管龠之音。盖指宋赐大晟新乐而言。”

有关四六骈文的研究，最早要数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其《丽辞》章中,他对骈文作了首次总结,为骈文的存在和发展作了理论的阐发。他认为骈文“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并指出骈文在《书》《易》等经书中早已有之。他还对骈文的形态作了初步的分类,即所谓言对、事对、反对、正对。并对其进行了分析。

宋代出现评点式四六话和骈文理论专著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洪迈《容斋随笔》、杨万里《诚斋诗话》、杨囦道的《云庄四六余话》等。

孙觌的骈文《代高丽国王谢赐燕乐表》如此脍炙人口、典雅妥帖的作品,其骈文呈现出文艺流畅、摇曳多姿的效果。后人认为，孙觌的四六文既受他所崇拜的苏轼的影响，同时兼取王安石的典雅有度，因此，孙觌的四六文在保有骈文形式特征的同时又能灵活多变，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但是，孙觌之所以被归为苏轼一派还是因他有很多四六文都更接近苏轼的四六风格。虽然孙觌的四六文仍不及陆贽、苏轼等人的作品成就巨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四六文也是脍炙人口，不可多得的佳作。

《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记载：“户部尚书晋陵孙觌仲益，撰大观三年进士，政和四年间词科，代高丽谢赐燕乐表，脍炙人口。”又见《汪传》记载： “三十四，中词学兼茂科，累官翰林学士。《代高丽谢赐燕乐表》脍炙人口，其章、疏、制、诰、表、奏，明辨骏发，徽庙以此奇公，欲大用公。”

《中国骈文史》论到宋代的骈文，“宋代文学作风，衰趋于散文化，不仅骈文为然，特骈文其尤甚者耳。”以上的骈文融合了骈文与散文，使宋代骈文呈现了迥异于前的风格特征，孙觌可谓是其中的突出代表。1936年初版的刘麟生《中国骈文史》是古代骈文史研究的开拓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须知，《全宋文》收录孙觌骈文83篇，可见其骈文作品颇为丰富，虽然孙觌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但从他的文学创作中我们还是可以窥探其文学观念。在文学作品的创作标准方面，孙觌主张以“辞达”和明白晓畅为语言创作标准，同时强调文章应具有行云流水之势，并且把“闳丽精深”当做衡量文学作品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孙觌骈文体式众多，内容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