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常被解读为“嫡长子无能”与“次子雄才”的必然冲突。但若深究唐初权力格局，便会发现：这场兄弟相残的悲剧，实为关陇门阀与新兴军功集团的终极博弈。

传统史观将李建成塑造成“文弱太子”，却刻意淡化其军政才能。太原起兵首战西河郡，李建成以九天闪电战破城，军纪严明不扰百姓；二征刘黑闼时，他采纳魏徵招抚之策，彻底平定河北乱局。反观李世民初征刘黑闼时高压失策，导致叛乱复燃。李渊曾评：“大郎（李建成）抚民，二郎（李世民）善战。”

在政务领域，李建成辅佐李渊理政十余年，平衡关陇士族与山东豪强游刃有余。而李世民早年“不读书，好弓马”，直至称帝后才恶补治国之术。若非玄武门改写历史，“贞观之治”式的治世，李建成未必不能缔造——毕竟隋末战乱后的休养生息，本就是王朝自愈的必然过程。

李渊的“家族集权”策略，早已埋下祸根。他将政权交予李建成，军权分给李世民、李元吉，试图构建“父坐镇、子分权”的稳定三角。然而随着李世民在征战中崛起，以尉迟恭、程咬金为核心的军功集团逐渐成型，这个群体需要持续的战功来维系特权。

当李渊晚年试图扶持李元吉制衡李世民时，军功集团嗅到危机：若李世民失势，他们的既得利益将随新主更迭烟消云散。史载玄武门前夕，尉迟恭直言：“大王（李世民）若不决，某等将逃亡山林！”这绝非个人忠诚，而是整个集团的利益呐喊。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门阀士族的世代角力。关陇集团自西魏以来把控朝堂，李建成作为法定继承人，天然获得独孤氏、窦氏等大族支持；李世民的基本盘却在山东，其帐下多为尉迟恭（朔州）、秦琼（齐州）等非关陇系将领，这些“新贵”渴望通过从龙之功改写家族命运。

隋唐之际的“门第认证”制度，使得家族兴衰系于朝堂一人。关陇贵族要维护百年特权，山东豪强则要打破阶层固化。这种结构性矛盾，注定李世民集团必须殊死一搏——即便主角换成李建成与李元吉相争，背后的门阀博弈仍会催生血腥结局。

玄武门之变的偶然性背后，是门阀政治演进的必然。关陇集团最终随着武则天改革退出历史舞台，而李世民的胜利，实为山东豪强撬动旧秩序的第一道裂缝。

回望这段历史，李建成与李世民的个人能力已不重要。在门阀士族与军功新贵的巨浪中，他们不过是被推上潮头的弄潮儿。即便身份互换，门第之争、利益重组的历史剧本，仍会以另一种形式血腥上演——这就是唐初权力游戏的残酷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