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鬃，指的是猪颈部和背脊部生长的5厘米以上的刚毛。

可不要小看这一根小小的猪毛，它可是和军火同列的战略物资。

猪鬃的天然属性使它制成的刷子不易卷曲、缠绕、折断，油漆时挥刷自如，而且能耐高温。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油漆业都还是用刷子的，和平时期建筑工业最需要它，而到了战争时期，军用工业，尤其是飞机、军舰、卡车、枪械等制造工业都离不开猪鬃。

这些军火如果没有猪鬃制成的刷子刷漆，那么这些钢铁物件到了战场上，随时都有可能生锈，生锈的武器，跟废物无异。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把猪鬃连同鸭毛列入战略物资A类，也就是与军火一个级别。

中国是世界上的猪鬃生产大国，产量可以占到全世界的95%。

而说到中国的猪鬃，就不得不提“猪鬃大王”古耕虞，当时全中国的猪鬃外销几乎是被他垄断的。

在民国时期，民国政府对这个“猪鬃大王”可谓是算计到了极点，搞得古耕虞是身心俱疲。

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天，周总理就专门接见了他，并对他委以重任。

作为一个大资本家，能受此礼遇和尊重，这让他非常感动，因此后来他说：“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抗美援朝期间，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根本没有来往，而古耕虞却冒着巨大的风险，深入虎穴去美国为国家做猪鬃生意，为国家赚取了大量的外汇，然后将外汇全部回到了国内，其胆量之大，报国之城，着实令人感动。

晚年的他继续出山，为国献策，享受正部级待遇。

古耕虞的人生经历，就是一个传奇。

古耕虞

古耕虞，1905年4月11日生于重庆，他的族叔祖是重庆总商会会长，他的父亲古槐青则在他族叔祖还在店里当伙计。

古耕虞七八岁时，同时在他族叔祖的心理家塾中做族叔祖小儿子的伴读，古耕虞叫他幼叔。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古耕虞和幼叔也随大流上街游行，大喊口号。

他的族叔祖知道后非常生气，怕他们再出来闹事，一怒之下亲自把他们俩送到了上海，由此时正在上海的古耕虞的父亲古槐青看管。

这一年，古耕虞14岁。

之后，在其父亲的安排下，他考取了美国教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预科，目的是学英文。

18岁那年他又到清朝状元张謇创办的南通学院纺织专科学习。

但学习了两年，到1924年还没毕业他就回了重庆，开始到他族叔祖的产业里做伙计，原因是他有色盲，不适合从事纺织技术工作。

因他的父亲早年读过书，我还考过秀才，因此对他的学习从没有放松过，回到重庆那几年，他看了不少书，其中包括《资本论》、《圣经》、《富兰克林传》等。

他最感兴趣的书还是《福特管理》，从这本书里他学到了对他后来事业发展极为重要的管理经验。

1925年，他的父亲古槐青开始真正自己创业，在重庆开设了“古青记”鬃商山货字号，向上海洋行出口猪崇，注册商标是只红色的老虎，叫“虎牌”。

而古耕虞也成为了少东家，那一年，他他才刚满20岁。

猪鬃在国际上用处非常大，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养猪自然是少不了的，因此猪鬃的来源根本不是问题，并且相当的便宜，但出口的外国就不是这个价了，可以说做猪鬃出口生意，那利润大的惊人。

中国的猪鬃当时以天津产量最大，而以重庆的质量最好，当时重庆的猪鬃生意主要是由外国人开的洋行把控，他们在当地军阀的支持下，赚了很多的钱。

而当北伐军喊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进展到长江流域时，重庆城里的洋人基本上全吓跑了，而这也正给了重庆本土做猪鬃生意的小商小贩一个大大的发展空间，谷槐青开的“古青记”那这一时期的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铺子越是越摊越大，他们的“虎牌”猪鬃，更是直接引起了外商的注意。

1927年，有两名美国商人来到重庆，他们代表美国孔公司，直言要见“虎牌”猪鬃的主人。

过去，孔公司是通过英商进口猪鬃的，如今他们想摆脱英国这个中间商，直接在中国进口猪鬃。

年轻的古耕虞出面热情招待了他们，席间，他用流利的英语，详细介绍了重庆本地猪鬃的生产、经营和出口情况，一看就是个内行。

此时的古耕虞年纪虽不大，但他早已对经营有了自己的想法他，此时的他也正想挣脱中间商的克扣盘剥，因此双方拍即合。

很快在推杯换盏之中，双方秘密签订了合约，并互设了代表处。

这让“古青记”得以在美国注册，成立了在美国的子公司海洋公司，率先打入国际市场。

此后美国人只认“虎牌”猪鬃。

1928年，古耕虞的父亲的父亲古槐青因病去世，23岁的古耕虞正式走上台前，属于他的时代到来了。

古耕虞

古耕虞执掌“古青记”以后，很快运用他在《福特管理》中学到的管理经验，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经营管理制度和生产流水线，这一整套的全新生产方式，使老牌的“古青记”脱颖而出，其生产的猪鬃在美国供不应求。

除了质量之外，廉价的劳动力也是“古青记”的制胜法宝。

古耕虞是一个即有胆有识的人，是一个集有胆有识的人，在他的经营下，“古青记”逐渐成为了重庆猪鬃出口企业的老大。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一时成为中国战时的经济中心，古耕虞审时度势发起了四川畜产公司，他依照福特的经验，借助天时地利，几乎垄断了中国猪崇的外销。

当时全世界都处在战争的漩涡之中，猪鬃的价格简直涨疯了。

对于这样一块肥肉，国民政府的上层自然是不会放过的。1939年9月，经行政院长孔祥熙核准的《全国猪崇统销办法》公布。

该条令规定：

全国所有各色猪鬃的收购、运销，法定均由中央信托局统一办理。各商号自行收购的猪鬃，必须交售中央信托局，不是自行报运出口。各商号囤积黑鬃不得超过100担，白鬃不得超过10担，囤积期不得超过三个月，否则由官方强制收购。

说白了，国民政府盯上了古耕虞，肉不能让他一个人全吃了。

中央信托局掌权的，正是孔家大少爷孔令侃，古耕虞怎能不明白其中的道道。

孔令侃很快就对古耕虞下手了。

首先，贸易委员会与古耕虞签订的合同被取消，罪名是“哄抬价格”。

继而，当四川畜产公司转请中央信托局代为接洽外销业务时，局方又不予批准。

最后，孔令侃甚至不给古耕虞发运输证，使其收购的猪鬃成为“非法品”。

这一系列操作让古耕虞一下子到了生死存亡关头。

孔祥熙

为此，古耕虞据理力争，奋起反击。

首先，他要求贸易委员会履行前约，闹得沸沸扬扬，先声夺人。

他这样做，表面上是个合同纠纷，实际上是向社会上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孔家在搞鬼，让所有人都看看孔令侃到底有多无耻霸道，这样一闹，孔祥熙也不好对他来硬的。

其次，他又命令他的香港分公司停业，并放出风去说不干了。

他这样一来，等于宣布关闭中国猪鬃出口的大门，香港分公司只停业了几个月，国内的猪鬃就大量积压起来，急得鬃商们纷纷跑到行政院去闹。

除此之外，没有了中国猪鬃供应，美国人也不干了，开始向国民政府施压。

这样一来，到1942年春，行政院不得不重新修订了猪鬃统销办法，规定鬃商只向贸易委员会登记，即可经营；各商号自行收购的产品，不再强令交售中央信托局……。

古耕虞只是略施小计，就让国民政府不得不改变，足见其在猪鬃业上不可动摇的盟主地位。

在重庆期间，古耕虞曾与周恩来有过多次见面，周恩来在了解完古耕虞在日本对中国全面封锁的情况下，还能将猪鬃卖到美国，赚回大量外汇，对他是深表赞许，表示说：“小小的猪鬃为抗战立了大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马上调兵遣将，四处掠夺胜利果实，内战一触即发。

曾有记者采访古耕虞这个猪鬃大王，问他对当下时局的看法，他说：“抗战八年，民众吃够了苦头，都想过几天安生日子，内战打不得。”

几天后，周恩来请他吃饭，中央代表团的几位负责人都在，而客人只有他一个，席间再次谈到时局，古耕虞说：“我认为内战不能打，建国要靠自己。从我个人观点看，大哥不能打小兄弟，你们打起仗来，我的生意就做不成。”

战后的中国如何走向复兴，事关国策，工商界也争得激烈。

代表着孔、宋买办阶级的人居多数，他们主张靠美国贷款，外汇汇率宜高不宜低。

另有少数工商事业者，从国家大局出发，提出反对汇价作低，认为那样会冲击民族工商业，在国外市场缺乏竞争力。

古耕虞属于少数派，在工商界开会时，他坪击子官僚资本主义集团，冷嘲热讽他们的代表人物。

没想到他的这些话传到了蒋介石耳朵里，蒋介石对此耿耿于怀，之后当出席世界经济会议的代表团名单报送到侍从室，他看到了古耕虞的名字，大笔一挥，加批了四个字：“宁缺勿滥”。

古耕虞就此失去了代表资格，还被迫辞去了进出口贸易协会总干事和其他团体的职务。

受尽排挤的古耕虞索性专注做自己的生意，他针对口岸和产地的变动，开始从谋略上作了调整，在重庆和上海取守势，在天津取攻势。

之所以在天津有如此大的变动，因为当时天津集中了全国最多的猪鬃，古耕虞可不想失去这里。

当时在掌控天津猪鬃业的是美国的万记公司，实力非常雄厚，古耕虞在天津的攻势也主要是针对它。

结果，古耕虞略施小计，就占领了天津市场，当时，他把自己的出口成品崇价压得跟万记公司在天津加工的成本一般齐，先吃点小亏。

万记的老板一看，在中国加工不合算了，就转而从古耕虞这里进货，结果不到半年就从天津销声匿迹了。

1948年下半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迅猛攻势，华东风雨飘摇，物价飞涨，民怨沸腾。不得人心的金圆券即将发行，意在搜刮民脂民膏，以充军需的不足。

古耕虞也未能幸免，1948年下旬，蒋经国为此专门召见了他，暗示他将黄金、美钞全部交给中央银行，外汇变成金元券。

古耕虞明知斗不过，只好将黄金、美钞如数交给中央银行，部分外汇换成了金圆券，损失巨大，当时仅上海一地就损失了100多万元。

此时，古耕虞的思想也开始发生了转变。

当时为了搞活经济，解放区也在进行着猪鬃的进口生意，当时主要通过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企业和中公司从上海经营。

但是自内战以来，国民党把上海把得很死，出口生意根本无法进行。

于是我党就秘密派人找到古耕虞，希望他去香港，如果他通过他在香港的分公司帮助出口。

古耕虞也是个关注时局的人，他知道国民党肯定靠不住，于是就欣然答应。

那一段时间，古耕虞神秘的从上海“失踪”了，你也不知道他去了香港。

古耕虞包了10艘万吨级外轮，突破国民党的海上封锁线，把华北东北解放区的猪鬃运到香港，然后全部贴上了他的“虎牌”，全部销往美国。

美国人是只认古耕虞的，凡是他的货来者不拒，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这些货全是来自解放区的。

那一段时间，古耕虞为解放区做了很多好事，为此他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

1949年10月4日，新中国刚刚成立4天，他就被周总理专门请进了中南海。

古耕虞不知是何事，因此怀着忐忑的心情来了。

没想到周总理见了他开门见山的说，想让他出任中国猪鬃公司负责人，负责整个中国的猪鬃生意。

周总理此话一出，着实让他一惊，自己是一个资本家，何德何能受国家如此重视。

古耕虞表示，可以接受这个任务，但同时表示自己原有的公司和职工怎么办？

周总理问他什么意见？

谁知古耕虞脱口而出：全部交给国家。

周总理没有当即同意，只是表示从长计议。

而古耕虞却主意已定，1950年3月，国家还没有提出公私合营的情况下，那就将自己私营的公司与国营公司合并，并出任中国猪鬃公司总经理。

此后谈到这一段经历时，他曾感慨地说：“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古耕虞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与新中国的关系处于敌对状态，紧接着又爆发了朝鲜战争，更给中美关系，雪上加霜。

出于对新中国的敌对，美国完全不更新中国基础，当时中国的猪鬃主要是出口美国，这样一来，中国的猪鬃就产生了大量的滞销。

当时，朝鲜战争正在进行，猪鬃的价格又是直线上升，因此必须想办法把猪鬃卖给美国。

就在中美在朝鲜战场激战之际，古耕虞决定要去美国。

古耕虞表面上是早已成名的大资本家，持的又是台湾护照，之前又跟美国打了这么多年交道，因此美国人很难将他与共产党挂在一起，对他并没有产生怀疑。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古耕虞就是为新中国来做这趟生意的。

古耕虞到美国后，就和与他长期合作的美国孔公司取得了联系，美国总公司很快要将他介绍给了美国战略资源局，因为美国战略资源局当时急需300万磅猪鬃，但当时中美之间处于敌对状态，美国根本无法从中国进这么多猪鬃，于是就希望通过古耕虞帮他们找货。

这正中古耕虞的下怀，很快，大批猪鬃出口到了美国，这些货全部来自中国大陆。

收到钱之后，古耕虞很快将这笔钱汇回了国内，古耕虞也很快回国。

可是，他刚回国不久，美国在朝鲜战场就吃了大亏，杜鲁门恼羞成怒，下令冻结中国在美国的资金，并严禁任何美国船只驶往中国大陆。

就这样，古耕虞的资金也被冻结了，他的海洋公司在美资金达500多万美元，还有国内公司出口美国的货物价值200多万美元。

古耕虞紧急前往香港找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打官司。

美国总领事百般刁难，非要他拿出与中国大陆没有任何关系的证明。

当年他的母亲当年不愿来香港，一直住在四川老家，为了不给美国人留下把柄，他百般恳求，母亲随他到香港居住。

这样一来中国大陆就没有了他的亲属，美国人找不到证据，再说以后还要和他做生意，因此在1951年7月，美国把他的资金解冻了，资金一解冻，他就立即把款子全部汇往国内。

当时新中国以旧工商业者身份，又是党外人士出任全国级公司正职总经理的，据说只有古耕虞一人。

此后，古耕虞一直为国家努力工作，创造了大量的外汇。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他未能幸免那场席卷全国的风暴，但他的心就从来没有变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迅速为工商业家落实了政策，1979年1月，邓小平专门接见了荣毅仁、古耕虞等工商业家，同他们商讨关于国际贸易和如何发挥工商界在四化建设中的积极性等大计。

古耕虞再度出山。

他此后历任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顾问等职，享受正部级待遇。

2000年4月29日古耕虞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一代“猪鬃大王”就此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