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造物历史的不断演进，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类实用器具日渐成熟并趋向多元。至秦代时，交通工具相较之前代亦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以马与马车为主的陆路交通工具与以舟楫为主的水路运输工具一应俱全。

在殷周时期就已经流行以马驾车，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大范围的应用于皇室与贵族阶层的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出行与礼仪所需，亦或是战场上的交毂厮杀，都离不开对“马”的使用。

战国晚期至秦帝国，马的骑行功能被渐渐的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多元兵种中骑兵的出现更是将马作为骑行工具的代步之用发挥到了极致。堪究秦人族群，早在三代时期就以善于养马而著称，西周孝王时期，秦人先祖非子等人就专为西周王室养马。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历年来秦人墓葬的发掘中就出土了不少与马有着一定关系的相关实物遗存，如在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中就曾有墨玉马头的出土，凤翔与长武上孟村也有泥塑陶马造型的出现。

陇县边家庄春秋早期的秦墓中曾有大量带有明显秦文化特征的铜器出土，其中就有一定的马铃、当卢以及少量的青铜车饰件出土，与此同时在宝鸡益门村发掘的春秋晚期秦墓中也有不少由纯金制成的马饰件出土。

这些不同材质的马饰件的出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当时秦国的王室与贵族阶层中马匹所提供的劲捷畜力才为人们的行驶之“具”提供了主要动力来源，因此当时的人们不但大量使用马，而且还更为注重对于马匹的礼仪化装饰，其马匹本身也成了礼仪祭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马的推崇已到了无可附加的地步。

除此之外，在秦人的某些建筑部件——“瓦当”中亦有不少以马为主要的描绘对象，如在淳化等地发现的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建筑遗址中就有马纹瓦当的出现。在实用器具方面洛阳金村所出土的一枚铜镜背面就有勇士骑马刺杀虎豹的生动形象，足可见骑兵在当时秦人的战争序列中是不可或缺的。

在湖北江陵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就有不少关于马匹的饲养、管理、考核以及马病的防治等多元的法律条令，从这书写在竹简上的条条律令中我们不难发现。

在秦代社会自中央政府到下辖各府衙对“马”的管理与养护的确是遵循着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秦人对于马的钟爱与使用已然贯穿进了骑乘、挽车、邮驿等社会生活中，尤其是成了战争中骑兵与车战的必备之物。

谈及陆路交通工具，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各种类型的“车”了，如牛车、马车与辇车等。三代以来至春秋战国时期，马车是皇室贵族阶层广泛使用的出行之具。秦从封国至帝国的身份转变以来，若按功能区分，马车主要有战车与出行礼仪用车两类。

秦自襄公始便为争夺失地而同北方戎狄各部族之间展开了殊死之争，整修武备，备其甲兵，以讨西戎就成了秦国社会自上而下的一致目标，因此兵车之造用于战争与交通在秦时以是十分普遍，交战之时待敌我双方错毂相交，兵卒手持长戟，掷以铜殳，凭此克敌。

有关秦代战车的形制还可以从秦都咸阳一号与三号宫殿遗址的墙壁绘画中可窥见一斑，同时在秦始皇兵马俑坑中所出土的木战车也与咸阳宫壁画上所绘相类，其皆为四马相挽，战车的左与右以及驾驭车仆配备齐全。车为单辕，有衡、轭与左右箱板、前板且车轮的条幅齐全有致，车后还设置有供乘车之人上下而用的门道。

总之，秦国至迟在春秋中晚期就已经具有了规模宏大而配备精良的战车装备，同时随着考古工作者对于秦都雍城宗庙遗址的发掘中曾出土了诸如马车与一系列祭祀用品。无独有偶，在陕西户县宋村春秋晚期秦墓中也曾发现有一整套完整的马车出土，同时还有马匹与驾驭之仆的随葬。

至此足可说明，用马车比附礼仪已经成为了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贵族所普遍采用的祭礼形式。若言及皇室礼仪与制度的表征就莫过于一九八零年底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西侧的陪葬坑内所出土的两乘“彩绘铜车马”，其大小约为真车的二分之一，架具齐备，装饰华丽，是皇室威严与礼制的诠释。

以牛驾车是春秋时代的一种创造，考古工作者曾在秦都雍城遗址周遭之内的春秋秦人墓葬——BM103号中清理发掘出一辆体型较为小巧的陶车模型，陶车的箱体设置有左右箱板，前后敞开并无任何遮挡，经专家推测其可能是对以“双辕”驾牛陶车的模拟。牛车在古时称为“大车”，同时亦可称“方箱车”。

牛车在古时多被用于载货运输物资之用，在战国时代以至秦，牛车也多为一般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驾乘与载货之用。此时的牛车一般为双辕，其辕的造型多为直形，车厢多为。

唯独在汉初，由于连年的战乱与硝烟，经济萧条，国家初定而百废待兴，此时便出现了皇帝不可乘坐有着四匹一样颜色的马所驾的车，而将相乘坐牛车的社会风习弥漫整个社会，但此时贵族阶层驾乘牛车出行之况也仅在汉初昙花一现，随即便下沉于普通民众的生活日用之中。

当然在民众阶层的牛车使用中，也有因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的诸多差异而导致的牛车某些装饰与部件组成的不尽相同，鲜明的等级与一定的贫富差距可见一斑。

另外在秦代宫廷之中，在皇室用于行走与代步的工具中有一种较为特殊的用具，此种多被学者称为“辇车”。在陇县边家庄春秋早期的一座秦墓中就曾发现有木质辇车，该车为单辕，辕前置有横木，而木俑在横木之后推车前行。

早在殷周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这种以人力作为主要动力来源的“辇车”之形，其大致结构为，一横木遮于车前，二人挽之，三人推之。在秦代宫廷这种类型的辇车曾大量流行，在宫廷中专设有供辇车前行的辇道，此般交通工具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特性而不适应于长途行走所用，因此其所适用的范围则具有一定局限性，在民间更是鲜有见及。

再言秦人用车的修备之具，一整套完整的修理工具是战车与礼仪出行用车的必备之物，在《管子·轻重乙》篇中曾说明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必须要携带包含有木质、青铜、铁质的修理与保养工具。

考古工作者曾在陕西凤翔县西村发掘与出土了一批战国时代的秦人墓葬，在M118号的车马坑中就曾发现有木质车一辆，马匹与驾车役仆的殉葬尸骨，并伴之以成套的兵器与工具的出土。

这一整套完整的青铜工具就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秦人所驾乘之车中修理与保养工具的全貌，其中除了斧、锛、凿与锯等多样的青铜工具之外，还有一件手钳制作极为精细、简洁、科学与实用。此件手钳系青铜铸造而成，与陕西凤翔西村秦墓中出土之铜手钳相类，该钳呈尖嘴状且口内齐平，柄把呈扁长方体。

除此之外铸造者还发现在手钳把的末端之上各铸有一椭圆形孔，据推测，其应是供使用者穿系而用。手钳通长二十一厘米，与今日之造型并无较大出处。

此手钳之所以令考古学家们称奇完全是因为其独特的结构设计，即在两个部件的系联之处各铸造有一个长方形的套口，由套口相互紧密的套合而使手钳口开合自如，如此独特的适应性设计使此钳在今日仍能灵活使用。

古有皇帝、尧舜之时，先民们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古人挖空圆木制船，削尖木竿为桨，将木船江河之上，以桨划水以致远方。在我国早期的原始部落中先民们多采用独木舟的形式在水中行进，这种早期的水路交通工具也就是舟船的原始雏形。

由单一走向多元是造物设计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独木舟的基础之上而创造出的由数块木料整合装配而成的方头平底船无疑是对多元化组配生产的最好诠释。面对同样的木料工匠根据船体不同部位的需要而制成适宜的大小，此举不仅摆脱了单一圆木个体的局限，更是造物设计向着零部件生产标准化与组合装配体系化方向迈进的第一步。

当舟船制造在多元手工业制造部门中并立而出时，生产的分工与各个零部件的预制也就悄然展开了。多元零部件在标准化的模式下被批量的生产与制造，再经过体系化的组合装配之后不可计数的造物个体也就被工艺匠人呈现于世。

众所周知，秦代标准化的手工业生产之“标准”是以法令的形式纳入国家政策之中，此般以“法”融入造物生产的模式是人类造物历史中的首创，然而在政令规范下的“为同器物者，其大小长短广必等”并不意味着单一与枯燥，而是多元造物品类体系化生产模式定型的必然，同时也促生了造物设计中一种能动的“复制”。

秦汉时期船模型数种诚然，在中国的造物历史中规模恢弘的批量化巨制几近成了秦人的标签：泛舟之役中万艘大船沿蜀郡向楚黔中进攻的壮观咄人之势；始皇沿长江水道一路东巡之时的船舫满眼，旗旌遮日的盛况奇观，诸此种种恢弘阵容都有赖于批量化的舟船生产。

我国至迟在战国晚期在造船生产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以组配的理念批量生产，诸如舷板、横梁以及舟船各部位的连接件等，至此有关同一制式的舟船样式便有了批量化、体系化生产的可能。

至秦时，三代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积累起来的有关多元类型的木质舟船的制造技术与经验在积累与变革的同时，凭借着官营生产体系稳固的技术体系与经济的支撑，初步建立并形成了舟船生产之规模化与体系化的具体标准。

总之，秦代的舟船制造是历代制造经验的累积，其标准化的生产制造理念仅是局限在整体中的单一组件，抑或是对同一形制造物个体的尺度考量，而其背后流露出的精美的设计元素、多元的造型形制以及完善的装备组成都是对于多元融合的秦代造物艺术的极好注解。

春秋战国时期直至秦帝国的建立，在关中渭河流域中行驶的舟船可谓品类多样。除了渔舟与民用方头平底船以外还有皇室官府的游船、楼船与舫船等，虽然至今秦代舟船早已无迹可寻，但我们仍能从秦昭襄王时的“泛舟之役”与始皇派遣徐福入海求仙，以及始皇巡游时沿长江水道浮行时的恢宏壮观中体会秦人造船业的巅峰之势。

有关秦人的造船盛况我们便可从西汉初年的船只模型证一二。若言及标准化、体系化、规模化与技术化的造船业发展就不得不谈考古工作者于一九七六年在广州发现的一处有关“秦汉时期舟船制造”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广州秦汉造船厂是始皇统一岭南之后而设立的，是能够批量化与体系化生产内河以及沿海舟船的大规模造船基地。

整个造船厂可以制造宽约八米左右，长约三十米左右，载重数十吨的大型木质舟船。此舟船作坊建于海滩之上，有三个并行而置的造船台并列于船厂的中心地带，在船台上设置有长达八十八米的滑道，在其一侧同时还发现有当时木料加工的痕迹，据推测其应为大型的木料加工之所。

该造船手工业作坊的一号与二号两个船台都是由枕木、滑板以及木墩三者结合而构的水平式舟船制造操作台，厚重的滑板平行铺设成一组滑道，在滑道之下垫之以枕木来保证船台均衡受力，在保证基础稳定的同时还要良好的控制滑道的水平一致。

与此同时两两相对的木墩平行的设置于滑道之上，其目的旨在承载庞大的船体，经专家推测木墩原高应为一米左右，除了起到承载作用之外更是为了工匠们在船下面钻孔、打钉以及捻缝等诸多便利的操作。

复观此舟船工坊的具体设施，可见其使用了多元的木质材料，如木墩制造使用格木，滑板用以香樟而枕木则是由杉木，抑或是覃木制造，船体所用的木料基本上是由杉木或格木构成，而此时造船所用的工具多为铁质的锛与凿，以及专用于船板捻缝的净凿与锯等加工工具。

另外此时的造船已使用了精细加工时所需用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铁钉、竹钉与木钉以及划线时所用的铅块与木质垂球等工具，这些多样的手工制造工具与造船所需用的各式材料都从不同地角度反映出了秦汉造船业的渐自成熟。

总体而言，从封国到帝国时代转变中的秦人，其造船行舟的技术水平与所造之物皆由单一而逐步走向多元与融合。秦代的水上交通正如上文所言开启了造物设计标准化与体系化多元组配的先河。

在承继与吸收了历代与周边不同地区文化的精髓之后渐自整合出了带有自身特色的秦人制造，其间造船业的宏大规模，多元的舟船形制以及超越前代的体量感等诸多方面都是秦文化带给我们的无尽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