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根据地民众接受教育
宋绍良，1906年出生，山东平原县北张庄村人。全家祖孙三代8口人靠耕织为生，农闲时，他父亲宋大贤还外出经商，贩卖家乡编织的线毯褡子等，生活除了自给，稍有节余。
宋绍良9岁入私塾读书。1922年春，他到平原县乙种蚕业学校上学，认识老师李少华。李是平原县国民党秘密党员，他授课之外，还向学生们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宋绍良从他那里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教育，有志创办实业，报效国家。
1924年，宋绍良毕业回到家乡种桑养蚕，但由于盗匪横行，辛苦一年的桑园，一夜化为乌有。无奈之下，他于1925年初又到济南求学。
宋家的经济状况已逐渐陷入困境。为了节省学费，他考进一所由教会办的半工半读式的学校——济南三育学校，一边学习，一边做工。上了半年，终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求学与创业的痛苦经历，使他对旧中国的黑暗现实有了深切体会。宋绍良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之无出路，是因国家无出路。我们只有改造了国家，才能找到自己的前途。”
1926年，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到白布屯和咸庄小学教书。年底，由于当局扣发教育经费，全县教员到县城请愿，要求补发拖欠经费。宋绍良参加了这个活动，他因此遇到老师李少华。
李少华把他带到家里说：“要想做大事，必须参加个团体。现在国民党正盛行，不久的将来就会把张宗昌赶出山东。你愿不愿参加国民党？”能把张宗昌赶走，不是个大好事吗？宋绍良满口答应。他按照李少华的指示，积极联络教员、地方绅士，同当局作斗争。
1927年冬，李少华找到宋绍良，说北伐军就要打入山东，国民党要在社会上公开身份，县城北四个区要成立个区分部，以宋绍良为主任委员，管理城北四个区的党务。
1928年初，北伐军攻入山东，张宗昌的统治土崩瓦解。3月，国民党平原县党部成立，李少华出任监察委员，宋绍良任县党部书记员。
1929年冬，经县党部保送，宋绍良考入山东省区长训练所。结业时正值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晋军攻入山东，占据平原县城，解散国民党县党部。宋绍良无所适从，回家闲居。
1931年1月，宋绍良被任命为平原县六区区长。上任后，他一心想做个良吏，不扰民害民。他二弟与人打架吃了亏，求他这个哥哥出气。宋绍良非但不允，反而带着礼物拉着弟弟去给人家道歉。
时土匪猖獗，百姓深受其害。宋绍良在治区内组织联庄会，村村联防，户户联保，一处有匪情，四方救援，行动迟缓者给予处罚。区内渐无匪迹。各乡村长和教员都愿与他交朋友，他的名望逐渐升高。
但他却因完不成赋税任务而屡受国民党县政府的指责。不到两年，他被排挤出平原县，到禹城八区任区长。1934年4月又被调到茌平三区任区长。
与此同时，山东省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趋于白热化。山东省党部改组为执行委员会后，下令解散平原县党部，另行组建整理委员会。李少华在派系斗争中处于劣势。整理委员会以宋绍良未曾办理过党员登记手续为由不予承认他的国民党党籍。
在一次选举中，整理委员会为了让自己的人当选，不惜动用军警荷枪实弹密布会场四周。李少华通知宋绍良回县参加选举，却被整理委员会拒在会场之外。宋绍良愤然离去，与国民党断绝关系。
1934年8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宣布取消区公所，成立政教合一的封建性政权机构乡农校，实行乡村自治，区长改称校长，既处理地方政务，又负责对农民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宋绍良厌恶这种形式，拒绝任职。
失业后生活无着，为了谋生，他到范庄小学又当了教员。
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官僚士绅纷纷逃亡。1937年9月，日军攻占平原县城。宋绍良痛心疾首，大骂蒋介石出卖山东，坐视日军肆意践踏我国领土，残杀我同胞。
这时，盘踞在平原、高唐、夏津交界地区的大土匪张八、李胖娃拉起“义勇军”大旗，借抗日之名祸害乡里。宋绍良联合红枪会首领原平原县五区区长刘兰轩，重新组织起联庄会，自卫团，集人枪三十余支，打土匪保家园。
1938年5月，八路军津浦支队司令员孙继先率部到达平原县境剿匪。宋绍良亲率自卫团给八路军带路，一举全歼张八李胖娃匪部五百余人。
随后，孙继先召集当地乡村长八十余人，举行联席会议，成立平原县五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大家公推宋绍良任战委会主任。宋绍良爽快地担起重任。
在中共鲁西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宋绍良以平原县五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的身份，积极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斗争，为八路军提供后勤保障，使这一地区迅速发展成为我党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6月，日军退出平原县城。国民党整理委员会回到县城，无理要求宋绍良把战地动员委员会改为战地委员会，接受他们领导，否则不给办公经费。宋绍良未与理采。他们不许宋绍良给八路军筹办给养。但宋绍良凭着在家乡的威望和与各乡村长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仍然能够为八路军筹措到必要的军需。
国民党顽固派恼羞成怒，带着“自卫军”到达五区，妄图将战地动员委员会扫平。宋绍良寸步不让，组建起一支6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与“自卫军”周旋、对抗。
7月，中共鲁西北特委决定统一整编各地的游击武装，成立由特委直接领导的游击支队，以孙超任支队长，彭天琦任政委。宋绍良接到特委书记张承先的指示，立即把游击队带到鲁西北特委所在地夏津县，接受整编。
特委认为他在地方工作更能发挥作用。张承先亲自给平原县国民党当局写了两封信，严厉斥责其破坏团结抗日的行为，并提出警告。宋绍良带着信返回平原，继续领导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工作。国民党顽固派对他更加仇恨，暗里策动五区区长、红枪会头子刘兰轩与他作对。
1938年11月，日军对我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大“扫荡”。宋绍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又迅速组建起一支3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投入到反扫荡战斗中。1939年3月，在与日伪军的一次遭遇战中，游击队因寡不敌众，被日军打散。
1939年5月，党组织派彭天琦、韩哲一等率领武装工作团到平原县开展工作。武工团到平原县后，在宋绍良的帮助下，迅速打开工作局面。党组织充分肯定了宋绍良的工作表现，决定发展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6月的一天，地委书记彭天琦约宋绍良散步。彭天琦有意识的把话题引到党的性质和抗日救国的主张上。宋绍良认真聆听着。突然，彭天琦停住脚步，问道：“老宋，你是否考虑过加入共产党的事？”宋绍良说：“我考虑过，我很早就想过，但我怕提出来……”“你怕提出来党组织不答应，因为你曾加入过国民党。是不是？你不用担心，党对你的历史很清楚。”“那太好了！我今天就写申请，我保证跟共产党革命到底，永不叛党！”
第二天，在地委组织部长韩哲一的指导下，宋绍良恭恭敬敬地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三天后，经彭天琦、韩哲一介绍，宋绍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宋绍良与韩哲一保持单线联系。党组织要求他不要暴露政治身份，继续做好上层统战工作，同时向党组织推荐入党对象。宋绍良接受任务后，在做好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先后向党组织推荐了30余位忠诚可靠的同志，壮大了党的组织力量，为党把平原县开辟成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
时五区区长刘兰轩受国民党顽固派的利诱，对我党工作逐渐不利。宋绍良根据党的指示，劝其辞去五区区长的职务。刘兰轩就此记恨，寻机报复。
1939年10月，日军又一次“扫荡”平原县。宋绍良和韩哲一转移到一个小村子。晚上，日伪军突然把村子包围。宋绍良在保护韩哲一突围时，不幸负伤，转移到根据地腹心区恩县休养。伤好返回平原时，抗日办事处已经建立，张侠任办事处主任，宋绍良为办事处秘书，同时负责党的地下工作。
1940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刘兰轩公开投靠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军，围攻我抗日办事处。张侠、宋绍良率领办事处转移到高塘徐官屯，刚驻下就被顽军包围。在八路军东纵三大队的支援下，宋绍良率部在徐官屯坚守了三天三夜。突围后，到禹城、茌平边境开展抗日游击战，待机打回平原县。
不久，上级决定组建禹城县抗日政府，任命宋绍良为县政府秘书。时禹城县抗日政府谭县长有病，不能随部队活动。县政府的一切工作遂由宋绍良负全责。宋绍良一心想打回平原县，恢复根据地，党组织没有批准。
特委书记马诚斋到冀南区党委汇报工作，路过禹城。宋绍良见到他，再一次向组织要求回平原县恢复根据地。马诚斋说：“你的身份已经暴露。刘兰轩在平原到处扬言，见到你决不放过。你安心在禹城工作吧。”
宋绍良离开平原县后，刘兰轩因抓不到他，恼羞成怒，就抄了他的家。宋绍良的妻子被捕后，拒不提供宋绍良的下落。刘兰轩把她绑在村口的大树上，剜眼剖心，残酷杀害。宋绍良得知消息，悲愤交加，发誓与日伪军斗争到底。
1940年10月，特委通知宋绍良到鲁西抗大学习，毕业后，他调到观城抗日县政府任秘书，领导基层政权的改造工作。
1942年，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疯狂扫荡，根据地内四处狼烟，敌特、暗探肆意横行。根据地军民进入抗战中最艰苦的斗争时期。冀南区党委要求各级抗日政权挑选胆大心细的同志充实司法队伍，集中力量打击汉奸特务，铲除敌人的耳目。
宋绍良在危难之际受命，3月，调任冀南一专署司法科长，在专员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司法工作，保卫根据地政权。他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稳、准、狠”地打击敌人，迅速震慑了汉奸特务的反动气焰。
由于日军疯狂进攻，我根据地的面积逐渐缩小，斗争环境更加艰苦。为了保存干部，冀南区党委决定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内成立干部后梯队，进行整风学习。1943年11月，宋绍良和其他参加整风学习的同志一起到达太行根据地，分配到1大队10中队。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宋绍良通过整风学习，彻底改造了思想，养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
1945年5月，冀南区的整风运动结束，宋绍良返回冀南一专署工作岗位，继续投入到艰苦卓绝的抗日武装斗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