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主席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紧密合作显得尤为重要。两位领导人的高度信任与战略交流，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了强大的后盾。苏联的支持体现在军事物资上，更在战略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究竟提供了哪些具体的支持，这些支持又是如何影响战局的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在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中，中国的介入是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的决定。从金日成首次请求支援到中国志愿军于10月19日正式入朝，这中间的将近四个月毛主席及中国高层领导人面临了极大的政治与军事压力。特别是在美军9月17日登陆仁川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毛主席便察觉到形势的紧迫性，并立即通知东北局的高岗做好军事准备。

在那段时期中国的决策层需要解决五大难题才能确保出兵的效果。其中，最大的难题之一是国内对出兵的广泛不同意。在一次关键会议上大家讨论出兵的不利因素全面评估出兵的后果。

国内对出兵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首先中国经济刚刚从战争中恢复，财政紧张；其次国内社会矛盾尚未平息，治安形势不稳；再，中国的工业和军事装备与美军相比明显落后，缺乏空中和海上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此外民众和部分军人普遍存在厌战情绪，担心战争进一步加剧社会动荡；最后普遍担忧战争可能演变成消耗战，从而长时间牵制中国的发展。

特别是林彪，他从军事角度出发，强调了与美军装备的悬殊差异，指出中国的弱点和战术劣势。他的担忧集中在中国缺乏对空中和海上的控制，认为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战略失误。

尽管遭遇广泛的反对，毛主席仍旧坚持他的观点，表明即便困难重重，也应在朝鲜危机中援助盟友。他的立场是基于战略考量，即不可让美军在朝鲜和台湾威胁中国的安全。他认为若不出兵，美军随时可将大炮对准中国。

为了推动决策过程，毛主席邀请了支持出兵的彭德怀在会上发言，利用彭的影响力和威望来转变会议的风向。彭德怀的论点着重表明出兵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战火蔓延至中国本土，保护国家的长远发展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毛主席还进行了一对一的沟通，通过深入的分析和讨论，逐渐说服了那些持反对意见的领导人。最终在彭德怀的影响和毛主席的努力下，出兵的决定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在解决了出兵的决策问题后，毛主席面临了选定适当的军事领导人的难题。尽管最初考虑林彪因其军事才能和对部队的了解，但林彪以健康理由拒绝了。这使得毛主席不得不重新考虑，最终任命了彭德怀，一位坚定支持出兵的将军，来领导这次历史性的军事行动。

在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总理承担了重要的经济与外交职责，同时也深度参与了志愿军的战略规划与后勤保障。面对南朝鲜的内战和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军事介入，周总理立即反应，公开反对美军的侵略行为，并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战争挑衅。

紧接着基于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周总理主导制定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这一决定增强了国防，还通过精心协调，迅速组建了东北边防军，以加强边境安全和战备。

在战争准备期间，周总理还与中央军委协同，加速特种部队的建设。他推动增编了多个航空兵团和高射炮团，显著提升了重要城市的防空能力。周总理精心策划边防军的组织架构和后勤支持，确保了兵力和物资的高效配置。

在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主席与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展开了深入且频繁的交流。两位领导人在如何应对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问题上达成了广泛共识，特别是关于美国通过支持李承晚政权在朝鲜半岛建立势力范围的策略。双方都明白，若让西方力量在亚洲盘踞，会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构成长期威胁。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主席和斯大林认定，中国必须派兵支援朝鲜，以阻挡帝国主义的进一步侵蚀。斯大林对毛主席的革命领导能力和战略眼光表示高度信任，并在交流中承诺，苏联会全力支援中国参战。

特别地双方讨论到空中力量的关键性。中国空军起步较晚，缺乏与西方空军抗衡的能力。而苏联则具备先进的战斗机和成熟的飞行员训练体系，能大幅提升中国在空中的作战能力。斯大林提议若中国出动9个师的兵力，苏联将提供1个喷气式歼击机师进行掩护，极大地增强空中优势。

斯大林计划中，还包括将苏联飞行员派遣到中国，进行为期两三个月的飞行员培训，确保中国飞行员能迅速掌握必要的战斗技能。培训结束后，苏联还将把相关的飞机和技术完全移交给中国，以保障中国空军的独立运作。

斯大林的这些支持措施，显现了其对中苏联盟深厚的信任和支持。1950年10月14日，毛主席和周恩来确认了出兵的具体方案后，斯大林进一步坚定了他的支持决策。他明确表示，苏联将在中国领空内部署战斗机群，为中国志愿军提供坚实的空中后盾。

随着中苏签订了巨额的军事援助债务协议，新中国面临了一笔庞大的57.43亿的债务负担。这对于当时经济基础薄弱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苏联充分理解到中国的经济状况，因此在债务协议中允许中国用重要的矿产资源如钨、铅和锡等进行偿还，这些资源主要来自新疆的可可托海矿场，该矿场的稀土资源在全球具有重要价值。

在朝鲜战争初期，中国面临了一大挑战：尽管苏联出售了369架米格9战斗机给中国，这些飞机的性能并不理想，仅适合用作训练，而非实战。其油耗大作战半径极小，导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争初期无法有效派出空军参战。斯大林在1951年5月通过两封电报向毛主席表达了对此问题的担忧，并承认苏联提供的米格9战斗机落后于美军的战斗机。

为了纠正这一失误，苏联紧急无偿提供了372架先进的米格15战斗机给中国，这批飞机在1951年的6月和8月分两批送达。尽管米格15的性能不逊色于美军的F86，但这批武器中仍包含苏联已淘汰的过时装备。例如，张桃芳等志愿军神枪手使用的莫辛纳甘步枪，这种武器在苏联已是过时的库存装备，准确度和性能均不佳。

尽管372架米格15战斗机是无偿提供，大部分其他武器装备仍需中国购买。1951年2月，周恩来与苏联军事顾问在北京签订的《中苏协议》详细列出了苏联提供的12.35亿卢布军事贷款，专门用于购买急需的武器装备和弹药。

为了应对高昂的武器费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在1951年6月发起了一项爱国公约，号召国内爱国人士捐赠资金，以支持国防。苏联对新型武器的定价显示，一架最新型米格15战斗机约为人民币15万元，坦克25万元，火炮和高射炮则在8万至9万元之间。

到1960年时依照协议的计划，中国还需继续偿还十年。为了尽快摆脱这笔沉重的债务，中国政府制定了一个五年清债的计划，全国各省成立了专门的外贸小组，负责组织和调配各地的资源进行债务偿还。尽管国内仍面临经济困难，各省均拿出了粮食、鸡蛋、苹果等宝贵农产品进行偿还。

苏联对于这些来自中国的农产品质量要求极高，常常对质量进行严格筛选，小尺寸的苹果和鸡蛋均被拒收，瘦肉的猪肉也不在接受之列。尽管面临种种挑战和困难，中国依然坚守承诺，努力清偿债务。

毛主席主席在此期间的政治局会议上鼓励国人：“我们在延安时期条件更加艰苦，只吃辣椒也未曾饿死人，现在的条件已大有改善。我们要勒紧裤腰带，争取在五年内还清所有债务！”这番话极大提振了国人的士气。

到1964年，中国清偿了57.43亿的债务和利息，而且在1965年还清了苏联援助的经济建设债务，包括50万吨蔗糖贷款。陈毅外长在1965年接见日本记者时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无内无外债的国家。”这成为了国内极为自豪的宣传语句。

对于苏联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火支援，毛主席在1970年与金日成会晤时表示感激：“苏联的帮助让我们得到了必要的军火和弹药，以及汽车队，虽然我们以物资偿还了债务，但这种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激烈交锋中，苏联对中国志愿军的支持不可小觑，其向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高达60个师的规模。在当时全球的军事背景下，除了美国，很少有国家能够或愿意提供如此庞大数量的武器给中国。这些供应是中国向苏联购买的结果，也反映出在全球战略层面上的特殊军事合作。

正是有了苏联的这些支援，中国志愿军得以在朝鲜战场上大显身手，给所谓的“联合国军”上了一课，展示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国家意志。尽管许多武器属于采购，苏联的这一行动仍是在全球范围内向中国伸出的重要援手。

装备了苏制先进武器的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面对美军，他们毫不畏惧，英勇奋战，为最终的胜利不懈努力。战争的残酷带来了重大的牺牲，但同时也赢得了战后的宁静与尊重。

在今天和平的时代，我们有机会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回顾苏联与中国的复杂关系。历史的波折显示了两国关系的起伏：虽然曾有摩擦，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支援在关键时刻显示了真正的友谊和支持，尤其是在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苏联是最早也是唯一站出来支持中国的国家。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严格的道德准则。中国人民不会忘记那些在困难时刻给予援助的友好国家，同时也铭记那些给予伤害的历史事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它永远不会抹去那些在关键时刻支持中国的国家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