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进入1949年，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基本上已经锁定了胜局，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也掀不起什么风浪，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

在这一背景下，解放军按照地域命名的番号显然已经不合时宜。1949年1月15日，四大野战军被分别改编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徐向前的华北军区则改编为“华北野战军”，作为战略机动部队待命。

8月底，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并提出了以西南天然屏障构筑“大西南防线”的计划，为了保障这一军事计划顺利进行，蒋介石在这里先后部署了90万国民党大军。

针对蒋介石的这一军事计划，毛主席早已看穿了他背后所图。针对所谓的“大西南防线”，毛主席制定了针锋相对的作战方针，即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早在5月23日，刘伯承、邓小平便收到了毛主席的来电：渡江战役结束后进军西南。

在刘邓大军西进的同时，毛主席还让一野的一支部队南进，在秦岭一带与驻扎在这里的胡宗南部队周旋，迟滞胡宗南部南撤的脚步。

收到这一命令后，贺龙亲自率军在秦岭一带与胡宗南部交锋，既不进行总攻，也不让他撤退。胡宗南部被困秦岭的这段日子里，刘邓大军迅速西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多处战略要地。

为了不让蒋介石察觉我军解放西南的作战计划，毛主席还特意命令二野的陈赓兵团参加了对白崇禧部的作战。

果然，我军的一系列行动成功迷惑了蒋介石，蒋介石以为我军将从北面解放四川。然而，战斗打响后，刘邓大军却出现在了四川的东南方向，直逼重庆。直到这时，蒋介石才发觉自己上当了。

原来，刘邓大军悄悄抵达贵州，迅速夺取贵阳、遵义后，宛如天降神兵一般出现在了四川东南。事实也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大迂回方针的正确性。

重庆解放后，二野对收复成都已经摩拳擦掌迫不及待了，但邓小平却将解放成都的任务交给了贺龙。12月3日，成都的东、西、南三面都出现了二野的部队，与此同时，收到邓小平电报的贺龙正率领一野的十八兵团从秦岭赶来成都。27日，在一野和二野部队的协同配合下，成都顺利解放。而蒋介石早在12月10日就已经逃往了台湾。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经彻底覆灭。

1950年，四大野战军的作战任务相继完成，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四大野战军的番号先后被取消，并按照地区分别安排辖地，并逐渐形成了六大军区，即西北军区、西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东北军区和华北军区。

在六大军区的基础上，毛主席还提出了实行大行政区的管理体制，全国又划分了六大行政区。

而在这六大区里，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的就有三个，分别是中南军区、东北军区和西北军区。当然，他们虽然主政一方，但都需要经过中央毛主席的批准。

地方权力的过度集中对地方军政要员的政治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加之当时队伍庞大，管理起来难免有困难，而且当时我军刚刚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人心浮动。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不至于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在六大军区设立前，毛主席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大会，参会人员正是各大军区的党政军要员。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给各位将领打“预防针”，让他们政治思想的那根弦时刻紧绷着，慎重使用手中的权力。

会上，毛主席更是毫不客气地说道：“谁敢不讲规矩，我就敢拿你第一个开刀。”

这些从战火和鲜血中走出来的将领，是不会倒在“糖衣炮弹”之中的。在主政地方工作时，他们时刻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解决难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行政区的设立为维护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

1952年，随着我国过渡时期逐渐过去，毛主席先后采取各种办法将各大军区负责人调至中央担任领导工作。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中央领导力量，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集中全国力量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

朝鲜战争结束后，新中国进入了一个长期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为顺应新的发展形势，毛主席开始考虑改革六大行政区。1954年，大区一级的党、政机构被撤销，次年，六大军区也被重新划分为12个军区。此后，各大军区随社会形势发展变化历经多次调整。

参考资料：《中国当代史研究》、重庆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