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艺术品鉴赏与收藏

“磁州窑类型”陶瓷是指北宋以来主要在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生产的一类具有相同或近似的工艺特征和器物面貌的陶瓷。

今河北磁县、峰峰矿区彭城等地，历史上曾是这类陶瓷的重要产地之一，因窑场地处古磁州，故有“磁州窑”之称。而产品与之相类的其它地区的一些窑场，在今天则被划入“磁州窑系”，有论者将它们以及这一窑系以外的相关产品统称为“磁州窑类型”。

“类型”比“窑系”有着更为科学系统的涵盖，窑系的划分，在强调产品共性时，往往忽略各相关窑场在烧造年代、产品种类以及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因之，今天看来，20世纪后半叶所构建的“窑系”，其适用范围已十分有限。

历史上诸多窑场，特别是那些区域性中心窑场，其烧造活动的丰富多彩与不断演进恐非一个笼统的理论框架所能包容。迄今发现的北方地区生产“磁州窑类型”陶瓷的窑场遗址，分布在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安徽、陕西、宁夏、北京、内蒙古、辽宁等10个省、市、自治区，总数约达50余座。其中以河南、山西和河北等地最为集中。

“磁州窑类型”陶瓷品种主要有化妆土白釉、黑釉、酱釉、黄釉、孔雀蓝釉以及各种低温单色釉和二彩等，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装饰途径又衍生出许多陶瓷品种。在窑址考古调查、发掘以及研究方面，过去不少中外学者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果。

诸多委曲莫明者，已有不少真相大白。特别是近年来，在观台窑址发掘、白地黑花研究等方面更有了突破性进展，使人们对“磁州窑类型”瓷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当然，仍有不少未知领域等待我们探索。本文以窑址调查为基础，以纪年资料为依据、对几种“磁州窑类型”瓷器的年代、产地等略作讨论，旨在拾遗补阙，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些材料和线索剔花剔花是“磁州窑类型”瓷器最精美的装饰手法之一。通常是在挂有化妆土的器坯上剔刻花纹，利用化妆土与色釉、坯胎质地及烧成后颜色的不同使纹饰显露出来。在化妆土工艺应用广泛的北方窑场，剔花装饰颇为流行，宋辽金时期，密县西关窑、登封曲河窑、鲁山段店窑、宝丰清凉寺窑、新安城关窑、修武当阳峪窑、焦作矿山窑、鹤壁集窑、磁县观台窑、定窑、介休洪山窑、浑源界庄窑以及辽阳江官屯窑、赤峰缸瓦窑等，都有剔花产品。从工艺技法和装饰效果看，剔花装饰又可分为胎地剔白花、白地剔黑(赭)花、黑(赭)地剔白花、低温色釉剔花等。笔者曾在焦作陶瓷四厂当阳峪窑研究所对几种剔花仿古瓷的制作过程作过一些了解、现将所见略作介绍，或可由此及彼，对古代的工艺技法有所窥测。胎地剔白花是先在器坯上施一层白化妆土，趁其未干，以竹木工具划出花纹轮廓，再将花纹轮廓以外的化妆土剔去，露出坯胎，最后罩透明釉入窑烧成。花纹为白色，胎地则依胎质的不同而呈灰白、淡褐以至深褐色，这一品种在上述各窑均有生产，尤以登封曲河窑、修武当阳峪窑、磁县观台窑、定窑、浑源界庄窑和赤峰缸瓦窑等最具代表性。白地剔黑(赭)花是先在器坯上施一层白化妆土，待半干时再满施或只在装饰部位施黑色料浆，随后划出花纹轮廓(局部施料的先在化妆土上划出花纹轮廓)，并剔去轮廓以外的色料层，其剔刻以不超过化妆土层为度，再用尖状和篦形工具划出花蕊、叶筋等细部，最后罩透明釉入窑烧成其装饰效果，花纹凸起，色彩对比强烈这一品种主要见于观台窑和当阳峪窑(图一、图二下左)许多传世的精美之作均出自这两座窑场。如著名的美国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藏“花瓶刘家造”铭龙纹长颈瓶(图三)、日本白鹤美术馆藏龙纹梅瓶等，今已初步证实为观台产品。

图一 观台窑址出土剔花瓷器残片

彭城安际衡提供

图二 当阳峪窑剔花瓷器残片

图三 （左）剔花龙纹瓶残片 观台窑址出土 安际衡提供

（右）剔花龙纹瓶 美国纳尔逊博物馆

黑(赭)地剔白花与剔黑花相反，剔除花纹内的黑色料层，露出化妆土，呈黑地白花。这一品种以当阳峪窑多见并最富特色(图四、图五)，因而日本学者蓑丰先生将传世的这类器物均归于该窑名下。

图四 剔花瓷器残片 当阳窑址出土（左）

剔花大罐 日本私人藏（右）

图五 当阳峪窑剔花枕残件

根据观台窑的考古发掘资料，剔花装饰在该窑初创期(北宋初)即已出现。进入发展期(北宋中晚期至金代前期)，它已成为主要的装饰技法之一。器物中出现各式梅瓶、筒形罐、钵形罐等，前期已有的如意头形枕、椭圆形枕和长方形枕等此时仍复流行、纹饰以缠枝牡丹和莲花为主，辅助纹饰有卷线纹、卷草纹、回纹、几何纹、文字等、在各类剔花品种中，以剔白花出现较早。

白地剔黑(赭)花、黑(赭)地剔白花以及绿釉、三彩等低温色釉剔花品种，工艺最为成熟的时间是在观台窑进入繁荣期(金代中晚期)以后。其时剔花瓷器无论器形还是装饰手法都最为丰富。

与之造型相同、装饰相似的器物，河北邯郸市博物馆、日本出光美术馆各藏有一件，叶茂台辽墓的年代约为辽景宗后期到圣宗前期(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纪年墓中，辽宁义县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前萧相公墓(萧慎微祖墓群一号墓)出有造型类似的白釉长颈瓶。

图六 白釉剔花盘口长颈瓶

法库叶茂台墓出土

图七 白釉剔花盘口长颈瓶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美国还有几件白釉剔花盘口长颈瓶，分别藏于弗利尔美术馆、波士顿美术馆(图七)、印地安那波利斯美术馆等。所不同的是、美国的这几件藏品为深剔花，造型与装饰上也更显得雍容华贵。

11世纪至12世纪末当是剔花装饰盛行的时期。现已发现的磁州窑类型剔花纪年瓷器，年代也都集中在这一时期。早期磁州窑类型剔花瓷器尚未发现纪年者。其面目从墓葬出土和早年流落到海外的一批器物中可略见一斑。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有一件白釉剔花盘口长颈瓶(图六)。

从窑址发掘情况看，缸瓦窑的年代偏晚，约在辽晚期至金元，因此此说尚难定论。

前面提到，邯郸市博物馆也藏有一件这样的器物，而且该器可初步确定为中原地区产品。这样，在叶茂台墓长颈瓶产地的判别上，也就更应审慎。

图八 白釉剔花执壶

日本大和文华馆藏

图九 白釉剔花执壶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十 白釉剔花银锭形枕

法国集美美术馆藏

图十一 白釉剔花如意头形枕

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

图十二 白釉剔花罐

台湾清玩雅集藏

美国藏长颈瓶的产地至今虽也不明，却有线索可寻。我们注意到国内外一些与之相关的白釉剔花藏品，如日本白鹤美术馆、大和文华馆(图八)、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执壶(图九)，上海博物馆、法国集美美术馆(图十)、美国芝加哥美术馆(图十一)、日本大和文华馆藏枕，台湾清玩雅集藏罐(图十二)等，它们也是深剔花，纹饰风格与剔花手法与美国的几件长颈瓶一致，而且形制上也具有北宋中早期器物的特点，如圆鼓腹、盔形盖执壶，在纪年资料中最早见于北京八宝山辽统和十五年至统和二十九年(997~1011年)韩佚大妇合葬墓、该墓出土的一件越窑青瓷执壶，上有精细的划花人物图案。

越窑的这种“线刻”装饰手法始自晚唐，盛于五代北宋初。此外，辽宁朝阳辽统和二十年(1002年)商家沟一号墓”、河北迁安辽开秦六年(1017年)韩相墓、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早期墓、河北平泉小吉沟辽早期墓、北京顺义安辛庄辽中早期墓等，均出有这类执壶，其中有白瓷、绿釉瓷和耀州窑青瓷等，多数带有凸雕莲瓣纹或剔刻牡丹纹等装饰，时代风格突出。又如银锭形枕，在考古资料中见于磁县观台窑址北宋早期地层出土品，该窑址出土的银锭形枕有划花和珍珠地划花等品种。

图十三 白釉剔花壶残片

许昌出土

图十 四白釉剔花壶残片

登封曲河窑址出土

图十五 白釉剔花罐

郑州东西大街出土

郑州市博物馆藏

那么，上述如日本、美国和上海等地所藏深剔花装饰的白瓷究竟产自何处呢?几年前，笔者曾在河南许昌市安廷瑞先生的“古瓷标本博物馆”，见到几枚当地出土的深剔花白瓷残片(图十三)，对照之下，其器形，纹饰及剔刻手法竞与日本、美国所藏执壶大致相合。

联系到当年故宫博物院在调查登封曲河窑址时也采集到类似的深剔花白瓷标本(图十四)的情况，可以断言，这类白瓷出自河南地区窑场，而且应当就是登封曲河以及邻近的其它窑场的产品。最近笔者再赴河南考察、在郑州、许片、新乡、洛阳等地又见到不少当地古城遗址和古墓葬出土的深剔花白瓷标本(图十五)，而还进一步了解到、生产这类瓷器的除封曲河窑外，还有登封白沙窑和密县西关窑等。

绞胎

绞胎是唐代出现的一个陶瓷品种。唐至宋元，其产地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根据资料统计，现已发现宋元时期烧造绞胎器的北方窑场主要有：巩县芝田窑，登封曲河窑，鲁山段店富，宝丰清凉寺窑，禹县钧台窑、新安城关窑，修武当阳峪窝，焦作矿山窑、恩村窑、王庄窑，西王封窑、牛店窑，太原而家片窑(榆次窑)，淄博大街窑、磁村窑等，这些窑场大都盛烧于宋元时期，产品以“磁州窑类型”为主要特色。

宋金时期的绞胎器与唐代的有明显不同，除器物造型迥异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质地大都不同，唐代绞胎器多为陶质，器物表面施低温色釉(有单色和三彩两种)宋金时期绞胎器则以高温釉瓷器为主。二是工艺技法与花纹有所不同，唐代绞胎器以局部镶嵌技法制作的团花、菱花等图案，入宋后逐渐消失，而宋金绞胎器的羽毛纹、编织纹等则基本不见于唐代绞胎器。

图十六 绞胎盒

农安辽圣宗二年至十年塔出土

图十七 绿釉花枕

深圳博物馆藏

图十八 花枕残片

郑州东西大街出土

郑州蓝普生提供

北宋时期的绞胎器或局部带有纹胎装饰的器物，有确切纪年者，目前仅见两件：一是河南密县(今新密市)北卡咸平元年(998年)法海寺塔地宫出土的三彩宝箧印经式塔(旧称舍利匣)；一是吉林农安辽圣宗太平二年至太平十年(1023-1030年)塔出土的绞胎盒(图十六)这两件器物，一陶一瓷；一为局部镶嵌团花绞胎，一为以绞泥一次成型的“全绞胎”，花纹呈羽毛状。这两件不同质地，不同工艺的绞胎器，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北宋绞胎器的发展提供了实物例证。

在上海博物馆、深圳博物馆等国内外公私收藏中，有一种局部以绞胎团花装饰的“花枕”(图十七)有的上刻“杜家花枕”或“裴家花枕”。也有不刻铭的“花枕”均作如意头形，枕面绞胎团花的周围及枕侧部位又用镶嵌(戳印填色)等手法作辅助装饰。

这种器物当出自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窑场关于其年代，过去大都认为是唐晚期。但早在1987年，上海博物馆范冬青女士就已指出，花枕上的装饰与北宋咸平元年三彩宝箧印经式塔具有相同的时代风格；花枕与三彩宝箧印经式塔的戳印装饰等特点还可追寻到河北定州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97年)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一件绿釉净瓶。因此推测“花枕”的年代当为北宋早期。上海博物馆李仲谋先生亦撰文，从器物造型、装饰工艺、铭记风格等方面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补充。

关于“花枕”的产地，范冬青根据窑址调查资料等推测为密县西关窑。李仲谋则凭借新的考古发现，认为巩县(今巩义市)芝田窑最具生产“花枕”的条件。笔者赞同他们对“花枕”年代及其产地的判断，需要补充的仅仅是一点个人见闻、近年来“花枕”的残器破片在郑州、许昌等地古城遗址中多有出土(图十八)，河南各地的古玩市场上更是屡见不鲜。

这些情况使我们确信“花枕”的产地就在河南：历史地看、豫中古窑场有着生产绞胎和低温色釉陶瓷的传统，“花枕”出自此地当无疑问。

图十九 绞胎瓷器残片

矿山窑址出土

吉林农安辽塔出土的绞胎盒器壁较薄，质地坚硬，表面罩透明釉，羽毛状花纹黑白相间，规则有序，已是典型的瓷质绞胎器。这类器物在各地公私收藏中为数不少，器类主要有碗、钵、盘、罐、壶、枕、瓶等。当阳峪窑以及相邻的焦作矿山窑、恩村窑等已知是这类绞胎器的主要产地。

1996年发现的矿山窑址出土一大批绞胎器标本，器物多为小碗、钵、罐、执壶，亦见盒、盘、洗、枕、瓶等(图十九)，花纹以羽毛、鱼鳞、席编以及其它不规则的花纹为主。在当阳峪等当地其它窑址出土的绞胎器也以这几种器类和花纹最为多见。吉林农安辽塔所出绞胎盒是否为焦作一带窑场产品，目前虽难定论，但它与焦作绞胎器的工艺特点却是一致的，根据辽塔纪年约可推知，这类绞胎瓷器的年代上限至迟世纪初叶，即北宋早期的真宗年间。

图二十 绞胎梅瓶

金元时期，绞胎器仍继续生产焦作矿山窑址与绞胎器伴出的还有大量黄、绿釉和三彩等剔划花制品，典型器物有腰圆形枕、筒形罐、高足炉、折腰盘等、其中一件题刻“天香慢”词曲的绿釉腰圆形枕、器形与枕面题刻的格式与现藏美国的一件“绍兴元年”(1131年)铭白釉枕相同，据此可知，矿山窑绞胎器的烧造下限约延至金代。

此外、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藏绞胎构瓶(图二十)、上海博物馆藏黄釉杯、花口碗、钵等，都具有金代器物面貌晋祠藏梅瓶，口呈梯形，带有山西地方特点，与之器形相似的纪年器，见有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嘉泰六年”(1203年)铭白地黑花梅瓶上海博物馆几件藏品出自山东淄博博山，当为博山大街窑产品、其中黄釉杯口部饰乳钉一周，这种装饰在12至13世纪南北方瓷器上较流行。景德镇窑、赣州窑、吉州窑、龙泉窑和钧窑等都有此类装饰的制品。

黑釉跳刀刻花

宋元北方地区黑釉瓷器的品种较多，从装饰工艺上分，有剔花、划花、印花、跳刀刻花、凸线纹、黑釉酱彩以及油滴、兔毫等。其中跳刀刻花品种所见甚少，国内对它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

黑釉跳刀刻花装饰，日本学者称之为“飞白纹”或“千点纹”、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高峰先生经对唐代黄釉席纹装饰进行研究和复仿试验，证实这一技法是运用“跳刀”工艺在飞转的陶轮上完成的。唐代的跳刀刻花装饰多见于黄釉制品，花纹有席纹、连点纹等。而宋金时期的跳刀刻花装饰则更多地用于黑釉器，工艺及花纹也相应简化，以连点纹和细密的篦点纹为主。

图二十一黑釉跳刀刻花罐及残片

右中：当阳峪窑址 右下：八义窑址

上：新乡 左下：许昌郑州蓝普生提供

图二十二 白釉跳刀刻花水盂 当阳峪窑址出土

焦作张汝福提供

根据窑址调查，已知今豫中、豫北地区历史上是这类瓷器的主要产地。笔者曾在宝丰清凉寺村收集到一枚当地窑址出土的钵的残片、另据河南郑州蓝普生等人调查，鲁山段店窑址、修武当阳峪窑址和山西长治八义窑址也有这类瓷器的发现(图二十一)其中当阳峪窑址还出十了自釉跳刀刻花瓷器，如本文所示的一件水晶(图二十二)，其上的编织纹细致精美，显示出娴熟的跳技艺这更进一步证实，该窑是跳刀刻花瓷器的一个重要产地。

图二十三 黑釉跳刀刻花钵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二十四 褐袖跳刀刻花罐

关善明藏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现存数量有限的黑釉跳刀刻花瓷器，散见于河南省文物交流中心、上海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二十三)、京都国立博物馆、梅泽纪念馆、瑞士包尔(Baur)和香港杨永德、关善明(图二十四)等公私收藏。器类仅见罐，钵、杯等。罐为真颈白边口，有盖，有的“粘钉垫烧”(如关善明藏品)，足跟处留有未脱落的泥钉体为直壁墩形、口滑处亦留有一道白边，器形的时代特征，均在宋、金之间此外、器物的白边口和“粘钉垫烧”T艺也有助于对它们的断代。

黑釉器口沿加饰白边者，日本学者称之为“白覆轮”、现存器物主要有碗、钵、盘等。碗有莲瓣、花口、敞口、束口、斗笠、鸡心诸式。根据纪年资料排比分析，它们的流行时间，有的上限可推定到11世纪末甚或更早，如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莲瓣式碗等。但其它各式的年代都明显偏晚，如日本的几件藏品——东京国立博物馆斗笠式碗、敞口式印花缠枝菊纹碗(褐釉)，京都国立博物馆束口式碗，藤田美术馆油滴鸡心式碗等。

日本学者也都将它们的年代断为12世纪或13世纪，即北宋末或金。粘钉垫烧，又称“湿泥点垫烧法”，是一种带有地方特点的装烧方法，约自金代以来在山西霍州、介休、长治等地窑场流行。同一时期河南焦作一带窑场也有使用。如矿山窑址出土的绞胎碗等多为粘钉垫烧产品(图十九上木)如前所述，该窑址这类遗存与具有典型金代特征的器物同出，故可知其年代所属或可进一步推知，现存粘钉垫烧的黑釉跳刀刻花瓷器有可能出自包括当阳峪窑在内的焦作地区窑场。

红绿彩

红绿彩瓷器是一种釉上彩绘品种，通常是在已烧成的白釉瓷器上以红、绿、黄等色料描绘花纹，再经低温烘烤而成、出有红绿彩瓷器的窑址，现已在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地发现多处。其中河南地区的红绿彩瓷器最值得关注。就笔者所见，新乡、郑州等地的一些古陶瓷爱好者收集的红绿彩瓷器，品种之多样，工艺之精美，产地之明确，可大大丰富和提高人们对红绿彩瓷器的认识，我们期待着这些实物资料及其研究成果尽快发表。

在红绿彩瓷器的断代上，我国学者经历了一个反复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所谓“宋加彩”、“金加彩”等称谓，反映了过去人们对红绿彩年代的不同见解。目前被普遍认可和采纳的观点是：红绿彩瓷器出现于金代中后期，延续至明初然而这可能也不是最终的结论最近河南新乡间焰先生通过对传世纪年器物与古城遗址出土瓷器的比较研究，推断红绿彩在北宋确已有之，其出现时间当在11世纪中叶，绝对年代不晚于元丰四年(1081年)。

笔者经观看实物并向有关专家咨询，认为阎焰先生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只是感到旁证材料尚欠充分。红绿彩若真出现于北宋，那么现存器物中就当有一定数量的北宋制品。如何识别和区分，并为红绿彩的发展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这个问题尚未解决。

图二十五 定窑白釉红彩“长寿酒”小碗

上海博物馆藏

图二十六 定窑萱草纹白釉碟

朝阳金大定二十四年

马令夫妇合葬墓出土

(二十七 萱草纹青釉盘

寺龙口窑址出土

图二十八 萱草纹青釉盘

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上海博物馆藏有两件“长寿酒”定窑白瓷小碗(图二十五)，其为芒口，釉色白中泛黄，内壁刻萱草纹并以釉上红彩书“长寿酒”三字。定窑这类风格的刻花，图案主体线条以刀之侧锋刻削，题材除萱草外，还多见莲花、牡丹等。有人认为，“长寿酒”小碗即为北宋制品，可作“宋加彩”年代的又一佐证然而，根据考古资料观察，出有这类定瓷的墓葬、遗址，年代大都集中在12世纪后半至13世纪前半叶之间(图二十六)笔者曾作过统计，在有确切纪年和年代相对明确的20余座金代与南宋墓、遗址中，出有这类定瓷的数量之多，占到总数的2/3以上可见，刻花是金代定窑盛行的一种装饰手法。而北宋墓、遗址中则少见这类装饰的定瓷。

宏观地看，采用斜刀行削(直刀勾勒图案轮廓再以斜刀削出背衬)的刻花于法，约出现于五代宋初、河北定县(今定州市)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基地宫出有耀州窑刻花莲瓣纹青瓷碗。

现孔雀蓝釉瓷器遗存。山西地区中南部也是这类产品的主要产地。这些地区的孔雀蓝釉瓷器，从造型、装饰特征分析，年代多集中在元代及其以后。早于13世纪的器物，目前发现的数量极少，纪年资料中仅见二例。

一是辽宁朝阳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马令墓出土一件翠绿釉长颈瓶；一是山西大同大定三十年(1190年)阎德源墓出土一对孔雀蓝黑花长颈瓶(图二十九)。二者造型大体相同。此式孔雀蓝釉瓶在当阳峪窑址、扒村窑址均有发现(图三十、三十一)，从而证实河南地区至迟在金代晚期已开始烧造这类产品。

图二十九 孔雀蓝釉长颈瓶

大同金大定二十年

周使源墓出土

图三十 孔雀蓝釉长颈瓶残片

当阳峪窑址出土

图三十一 孔雀蓝黑彩枕，孔雀蓝“绞釉”长预瓶残片

扒村窑址出土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文物管理所收集的两件当地出土的蓝釉器，或为探讨孔雀蓝釉在我国的创制年代提供了新线索。2000年9月，笔者在该地考察时偶然见到这两件蓝釉器。一件长颈壶，一件葫芦瓶。前者蓝色较淡，后者蓝中偏绿，色调深暗而接近“波斯陶”釉色。二者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剥釉”现象、就其釉色、釉质来看，这两件蓝釉器与金元成熟期的孔雀蓝釉制品已比较接近，而它们的年代显然要早。

如长颈壶，在辽宁朝阳辽统和四年(986年)耶律延宁墓外、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辽宁义县辽重熙至清宁年间(1032~1064年)萧慎微祖墓群四号墓等辽代早中期墓葬中就多有出土。至于赤峰的两件蓝釉器与后来的孔雀蓝釉制品究竟有无关系，当然还须通过科学测试手段加以证实。

不过，根据朝阳马令墓和大同阎德源墓金代遗物的发现可以推测，在东北和华北北部地区发现年代更早的孔雀蓝釉器还是很有可能的。孔雀蓝釉之生产技术最早传入我国，或正是基于北方民族对蓝色的钟爱。而追踪其传入的途径，仍会注意到北方地区。我们知道，将这里与西域连结起来的“草原之路”，长期以来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