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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封建主阶层和喇嘛阶层以及阿拉特（农牧民）阶层。

封建主阶层和喇嘛阶层是统治阶级，阿拉特阶层是被统治阶层，按照阶级的划分方法，该三个阶层内部又可以划分若干层次，如喇嘛阶层可分为上层喇嘛和底层贫困喇嘛，阿拉特内部可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和富农。

封建主阶层和喇嘛阶层均掌握着大量的土地、牲畜等社会经济财富，并对阿拉特阶层有着不同程度的人身支配权力，阿拉特阶层也对封建主阶层和喇嘛阶层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

显然，苏联及其支持下的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权所依靠的是阿拉特阶层，而阿拉特阶层在外蒙古传统的经济和社会机构中一直处于被统治地位，莫斯科明白，要想保持自身在外蒙古长久且有效的“影响力”，必须打破外蒙古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就是摧毁封建主和喇嘛阶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

1928年10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什梅拉利，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明确指出，“蒙古人民革命党还不是单纯依靠阿拉特群众的党，出身于封建神权阶层的人员在蒙古人民革命党队伍中的比重还很大”。

1929年1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召开了关于蒙古问题的专门会议，会议指出，蒙古的封建主和喇嘛阶层约占蒙古总人口16%-18%，却掌握着蒙古60%-70%的民族财富，为此，应当“在蒙古建立符合苏联利益的阶级关系”。

会议认为：

蒙古封建主阶层掌握了蒙古30%的民族财富，但长期以来“他们被剥夺的仅仅是政治权利，他们的经济基础还没有丧失”，确切地说蒙古的反封建革命只是完成了第一阶段，即蒙古的封建等级特权被取消了，封建神权的政治权力也得到了限制，但是蒙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神权阶层所掌握的社会民族财富，本质上没有被触及，因此应当积极发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基层阿拉特（农牧民）群众开展没收封建神权阶层性质的运动，对蒙古民族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以摧毁蒙古封建神权阶层的经济基础，并最终完成蒙古经济和社会的重建。

从农村派上台开始，乌兰巴托在政治上完全倒向了莫斯科，苏联开始确立了在外蒙古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影响力，也同时为推行此项运动提供了外在的政治保障。因此，莫斯科在扶持农村派上台之后，迅速推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开展了一场没收封建主财产的运动。

1929年5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后新一届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召开了首次中央全会，需要指出的是此次中央全会的参加者，包括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蒙古青年团中央的成员，本质上是一次中央扩大会议。

会议仔细研究了关于没收蒙古封建主财产的问题，决定采取“迫切措施”开展没收封建主财产的运动。

不过在没收财产的方式上，与会人员出现了分歧，第一种意见主张使用经济手段也就是通过税收的方式逐步没收。第二种意见是主张进行直接和公开的没收。

共产国际代表阿马加耶夫坚持主张进行公开没收，认为没收封建财产具有政治意义和革命性质。对于没收封建财产的规模和范围，会议提出，对于蒙古封建主除了留有不超过100卢布的生活费用和房屋及其生活所需的家具外，要没收其余所有的牲畜和财产。

会议认为，没收封建财产问题中最主要也是最大的风险在于——是否要触动喇嘛阶层。大部分与会人员认为要触动寺院，应当夺取寺院财产，阿马加耶夫表示反对，认为过早触及寺院财产“十分危险”，会议最后商定“在弄清楚阿拉特群众对于该问题态度和情绪前，暂时搁置”。

最后，对于没收来的牲畜土地财产等如何使用的问题，同样存在分歧和争议，部分人员认为应当收归国有，也有人认为应当将所有没收的财产分配给贫困和无产者，阿马加耶夫主张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和集体化运动同时进行，依靠部分没收的财产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并通过集体农庄分发给阿拉特群众。

五月会议之后，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对于没收封建财产问题进行多次讨论，并且形成了决议草案。

1929年7月11日，共产国际代表阿马加耶夫将决议草案发送给了莫斯科，阿马加耶夫在报告中指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研究制定了关于从封建主、高级宗教神权人员和部分反动官僚手中没收牲畜和财产的草案，没收对象的财产标准定为拥有牲畜超过100博多，财产超过3000卢布，预计没收的牲畜将超过10万博多，没收的牲畜财产将通过集体化运动在贫困阿拉特群众中进行发放，将确保2.7万个无产或贫困阿拉特农户手中的牲畜达到5博多，阿马加耶夫并在报告的最后请求莫斯科尽快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决议草案做出指示。

注：

博多，为蒙古当时对牲畜的征税单位。对应比例关系为：1博多=1匹马或是1头大型有角牲畜，1博多=1-2头骆驼，1博多=7只绵羊或山羊。

7月15日，阿马加耶夫单独致信米夫和米高扬，信中指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己经将超过一半的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以及大批的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生派往蒙古各个地方，以指导夏季即将开展的从封建主和大喇嘛手中没收封建财产运动。

显然，在共产国际代表阿马加耶夫的指导下，乌兰巴托已经为没收封建财产运动进行了动员安排。但是，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苏联远东红旗军同张学良治下的东北军在中苏边境爆发了武装冲突，外蒙古同中国交界的海拉尔一带一度成为中苏交战的地区。

因此，莫斯科担心中东路事件的爆发会影响蒙古内部的稳定，有意指示乌兰巴托推迟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的展开。

考虑到因中东路事件中国对外蒙古有可能带来的军事威胁，苏联在外蒙古还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积极在外蒙古同中国接壤的东部地区进行宣传动员，加强对外蒙古军队的政治思想教育，推动蒙古政府组建了国防委员会，吸收动员蒙古人民革命党员和青年团员以及蒙古阿拉特群众参与蒙古红军组织的系列军事演习。

不过，苏联利用中东路事件带来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深了自身在外蒙古的影响力，苏联在外蒙古的各级指导员极力在外蒙古党政机构和阿拉特群众中营造“中东路事件对外蒙古来说意味着丧失民族独立和再次落入中国压迫之下的可能”，整个外蒙古很快形成了“保卫苏联”就是“捍卫外蒙古民族独立”的舆论声势。

总之，中东路事件的爆发，只是促使苏联对在外蒙古进行的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更加“谨慎”些，更加注重运动前的群众动员工作，并未影响运动的整体进展。

1929年9月12日，莫斯科再次致电阿马加耶夫，询问外蒙古没收封建主牲畜和财产运动的整体进展情况。9月14日，阿马加耶夫回电称，没收封建主财产的运动将在9月末进行，将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组建专门的委员会负责整体领导，同时动员阿拉特群众尤其是贫农积极参与。

18日，莫斯科再次致电阿马加耶夫，要求其进一步通报关于蒙古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的准备实施情况。

2天后，阿马加耶夫回电表示，整个运动正在有条不紊地准备进行，蒙古人民革命党为开展此项运动动员了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和青年团中央书记为首的224名中央工作人员，在没收封建主财产的运动过程中，将吸收贫困和中等的阿拉特群众积极参与，同时普遍召开会议进行积极动员，并将在各地成立阿拉特群众互助联合会，同时组建由阿拉特代表参加的各级没收财产委员会。

从莫斯科持续不断的询问电报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对于外蒙古的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非常关切，阿马加耶夫的回复内容则无疑表明，外蒙古为开展此项运动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准备，而在阿马加耶夫提到的准备措施中对于阿拉特群众的积极动员，则有着明显的苏联指导“色彩”。

1929年9月26日，阿马加耶夫向米夫发送了一份绝密信件，阿马加耶夫在信中指出，经过进一步的研究讨论，蒙古人民革命革命党中央己经制定了关于没收封建主财产的正式决议，并且由蒙古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主席团和政府以联合决议的形式通过。

决议指出，将对封建主、高级宗教神权人士和大官僚的所有动产、不动产在统一的标准条件下进行估值，以胡比为计算单位，被没收对象所留牲畜的价值不能超过30胡比，其余的要全部没收。

没收的牲畜将拿出一部分直接分发给挨饿和无产以及少产的阿拉特群众居民（阿马加耶夫在信中特别指出，在外蒙古戈壁省约有4000人严重缺乏牲畜)，以使阿拉特群众明白没收财产运动的“政治意义”，剩余的大部分用来作为开展集体化运动的基础，将以集体化的形式分配给加入集体农庄的阿拉特农户。

而如房屋等不动产，除了用以维持生活所必须的帐篷、祭祀用品以及维持家庭生活所必须的家具和衣物外，将以特价商品的形式进行售卖，售卖所得收入收归国有统一配置。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压迫者或是刻意挥霍隐藏自己财产的人，将只留给他们不超过10胡比（蒙古货币单位，1胡比=30图格里克）的财产”。

此外，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决定在小呼拉尔主席团下成立了以乔巴山为首的没收财产委员会以整体领导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需要指出的是，相较于5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的决议草案，正式的决议显然更加激进，主要体现在对于被没收对象的房屋等不动产的处理方式上。

由此，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在整个外蒙古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9月末，阿马加耶夫及其助手科尼亚耶夫签署了一份秘密指示信，信的接收方是苏联派驻外蒙古各省从事党务工作的所有指导员。

阿马加耶夫在信中指出，将会陆续向各省指导员发送关于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的相关材料，阿马加耶夫提醒所有指导员注意此项运动的重大政治意义，更多地关注运动开展过程中的政治指导。

阿马加耶夫要求各省指导员们在运动过程中，要向阿拉特群众解释清楚，所有没收的财产中除很少一部分（书籍、手稿、博物馆稀有的珍品以及有着特殊价值的物品)收归国有外，将主要转送给阿拉特群众，否则，阿拉特群众不会明白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的深刻意义，要向阿拉特群众阐明以何种方式将没收来的封建财产转送给他们，即通过组建劳动组合、集体农庄等集体化的方式将没收来的牲畜财产转交给阿拉特群众使用。

此外，阿马加耶夫向派驻外蒙古各省的苏联指导员重点指出了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的组织设置和人员安排。

阿马加耶夫指出，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成立了以乔巴山为首的没收财产委员会负责统筹指挥，蒙古人民革命党和青年团中央的书记将对外蒙古地方五省的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进行“分片包干”，具体人员安排为索德诺负责汗肯特乌拉省，门德负责包格道汗乌拉省，根敦负责车车尔勒格满达勒省，额尔敦布奥其尔负责汗泰希尔乌拉省，巴德拉霍负责前德门乌拉省。

注：

外蒙古在不同时期的行政区划不同。1921年以前除库伦外，全境共分4省（省会名称）具体为：扎萨格特汗省（乌里雅苏台），赛音诺彦汗省（车车尔勒格），图谢特汗省（温都尔汗)。1921至1931年间，除乌兰巴托市外，共分5省，汗肯特乌拉省（温都尔汗），包格道汗乌拉省（龙），车车尔勒格满达勒省（车车尔勒格），汗泰希尔乌拉省（乌里雅苏台），前德门乌拉省（乌兰固木）。1931年后不断演化，至1971年形成18省加2市的行政格局。

乌兰巴托是没收封建财产运动的重点地区，为此成立了以乌兰巴托市党委书记拉德纳巴扎尔为首的15人特别委员会具体领导。阿马加耶夫向各省苏联指导员特别强调，“你们同蒙古人民革命党和青年团的书记们一起领导地方的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

阿马加耶夫特别指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已经做出决定——“你们将兼任蒙古各省的组织部部长”。并且阿马加耶夫在指示信的最后毫不避讳地向各省苏联指导员强调，“蒙古人当中还没有培养出很好的组织工作人员，因此，蒙古各省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的实际工作将依靠你们（来完成）”。

1930年4月6日，阿马加耶夫向莫斯科递交一份长篇报告，对外蒙古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发动以来的成果进行了初步总结，自1929年9月末正式开展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以来到1930年4月，共没收729名封建主和官僚共计522.2567万图格里克的财产，其中56778胡比，折合约160万图格里克的财产被转交分配给了贫困农户，约占没收财产总额的30%，其余部分被用于集体化建设和收归国有。

1930年7月18日，共产国际新任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代表库丘莫夫经过调研后向米夫发送了一份长信，汇报了外蒙古地方各省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的整体情况。库丘莫夫认为，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的第一阶段进行的不够迅速和彻底。

与此同时，1930年2月召开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大会在外蒙古正式确立了左倾激进的发展路线。

为此，莫斯科派遣了维泽利前往乌兰巴托对外蒙古的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进行进一步的“建议和指导”，维泽利抵达乌兰巴托之后向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指出，通过法院进行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是不正确的，应当通过内防处特别委员会来推动运动的进行，要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前完成清除封建主的任务。

此外，维泽利向蒙古领导人提出了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的硬性指标——“至少要清除1500名封建主，并且需要将1.3万名与封建主有牵连的人员投入到集中营”。

显然，随着蒙古人民革命党八大确立左倾激进的发展路线，在莫斯科的指导下，外蒙古的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正在不断地加速，内防处等强力部门开始积极介入到运动之中。

此种背景之下，苏联推动蒙古人民革命党又开展了第二和第三阶段的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

第二阶段大致起于蒙古人民革命党八大结束后不久，至1931年11月15日结束，又没收了281名封建主的财产，没收财产金额估值为150.8150万图格里克。

第三阶段，从1931年11月15日开始至1932年2月20日结束，共计没收835名封建主，没收财产总值约500万图格里克。

相较于第一阶段，第二、三阶段进行的更为迅速，尤其是第三阶段在三个多月时间内没收了800名封建主的财产。显然，后面两个阶段的没收财产工作，主要是在内防处等强力部门的“指导推动下”进行的。

1932年2月27日，苏联派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指导员波隆斯基在给米夫的报告中指出，后续阶段没收封建主财产的运动中“没有引起一名阿拉特群众的抗议，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故意拖延，阿拉特群众完全支持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

此外，波隆斯基同时建议将从封建主手中没收的骆驼和马匹转交给军队使用，其余的牲畜转交给集体农庄成员。波隆斯基在信中同时指出，根据内防处提供的资料，尚未触及的1002名封建主主要为宗教封建主，即“反动喇嘛集团的上层”。

另外，在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期间却引起了封建主的反抗，因为1930年开始，苏联指导外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同时开展了清除喇嘛影响的运动，所以在1930年和1932年外蒙古封建主阶层同喇嘛阶层一起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起义。当然，在苏联的帮助下起义均被镇压。

在1929年1月温施利希特给加拉罕收的一份报告中曾经指出，（应当被没收财产的）外蒙古封建主阶层占外蒙古总人口的0.2%。

如果按当时外蒙古总人口80万人计算，那么在莫斯科看来，应当被没收财产外蒙古的封建主阶层约为1600人。

外蒙古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没收了427名封建主，第二阶段没收了218名封建主，第三阶段没收了835名封建主。经统计可以得出，从1929年9月末到1932年2月，在苏联的推动指导下，外蒙古总计没收了1480名封建主的财产。从数据统计来看，外蒙古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几乎触及了所有具有经济基础和潜在政治影响力的封建主。

此外，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曾对1922-1928年蒙古的国家预算进行过统计，分别为，1922年——309.0369万图格里克，1923年——378.6678万图格里克，1924年——666.3464万图格里克，1925年——829.5234万图格里克，1926年——1103.2301万图格里克，1927年——1519.7314万图格里克，1928年——1575.4277万图格里克。

对比外蒙古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的“收益”，第一阶段，1929年9月至1930年4月没收的财产总值为522.2567万图格里克，第二阶段，1930年4月至1931年11月没收财产总值为150.8150万图格里克，第三阶段，1931年11月至1932年2月没收财产总值为约500万图格里克，三个阶段总计没收封建主财产价值为近1173万图格里克。

对比蒙古1922-1928年的国家预算可以发现，仅第一阶段没收封建主财产的总额就接近于外蒙古1924年全年的国家预算，三个阶段没收封建主财产的总额超过了1927年蒙古全年的国家预算。显然，从没收财产的估值来看，外蒙古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的“成果”同样是显著的。

综上，可以得出结论，苏联通过推动外蒙古进行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基本摧毁了外蒙古的封建主阶级，且影响深远。

一方面，从没收的人数来看，没收封建主财产运动几乎触及了所有具有经济基础和潜在政治影响力的封建主，而且在镇压封建主参与的起义过程中，大量封建主被逮捕投入集中营，同时大量位于边境的封建主被强制迁移至外蒙古境内的中部地区，以便于随时监督控制，外蒙古封建主施加自身政治影响的“潜在可能”被大为削弱。

另一方面，整个没收财产运动本身同样是社会财富转移和阶级力量此消彼长的过程，在苏联的推动下，外蒙古封建主手中以牲畜为主的大量社会财富被无条件没收，用以补充外蒙古的军需和增加外蒙古贫困无产阿拉特阶层的财富以及为集体化提供物质基础，如此，封建主的经济基础几乎被彻底摧毁，而外蒙古的国家机器得到增强，同时苏联及其支持下外蒙古人民革命党所依靠的阿拉特阶级和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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