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海路来到中国，途中，参差不齐的绿色岛屿与绵延壮观的海岸线之间，穿梭着大量的捕鱼帆船（或许是等待时机的海盗船？），这些过往者通常准备着进行贸易、走私、旅行、战争或是自卫。
这次，沿海路来中国与古代的商队或现代人，乘坐火车通过欧洲大陆进入中国是不一样的，使人渐渐感到，走进了一个谁也无法接管的地大物博的国家，打算从中寻求食宿便利，并接受他们。
西方的侵略，一直是经由这条海路入侵这片大好河山的。
尽管被寒冬的雾遮掩着，但是从太平山顶仍然可以俯瞰香港海港。
我们在此，仅仅停留了几个小时，并没有上岸，但还是对这里壮丽的景色以及繁忙的海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舢板（单桨小船）、挂着四方帆的帆船、班轮、货船、炮舰以及轮渡混杂在一起，就像是《大英百科全书》中，罗列出各式各样的船只的那一页。
通过了雾岚笼罩的台湾海峡，两天后，轮船慢慢靠近海岸，来到了一片棕色水域，看到了长江入海口低矮的海岸线。
突然，一支由4艘驱逐舰组成的日本海军舰队经过我们这里。这是一支快速舰队，每艘船的船尾，都有一面印着白底红日的日本国旗。
迄今为止，日本国旗对我来说是最有潜力的国家的标志，它看起来就像绷带上的一抹血迹，似乎在说：“看，太阳现在已经升起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会为之洒尽热血。”
日本对上海不宣而战（1932年1月28日—1932年3月4日），此时，战争正在进行中。
当我们随着这几艘日本船向北前行时，日本的驱逐舰围成一圈，正在轮番炮轰吴淞炮台。
吴淞炮台位于黄浦江的入海口，上海港下游12英里处，目前，仍在中国守军掌握中。
1932年的上海吴淞炮台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日本的现代海军始于1894年，那时，他们以纵列队形包围了中国新建的舰队，并将其驱逐出鸭绿江。中国海军指挥官是一位年老的骑兵指挥，他安排自己的舰队以横向排列，这样，他们就只能使用军舰前部的炮塔来进攻。
如今，日本舰队又一次包围了吴淞炮台，对其进行猛烈的炮轰。
因为“阿德勒号”曾经为日本运输过军需品，所以，它谨慎地停在战区外面，我们乘着一艘白人乘客专用的邮轮，继续驶向上海。
交战的日本和中国军队并没有向我们的船只开火，因为它代表着虽然看不见但无法忽视的条约国一方。
在炮火连天的时候来到上海，对于一个研究中国外交关系的现代历史学家来说，真是恰逢其时。上海在炮火中成长起来，事实上，它依然在不断发展。
不平等条约对上海的控制力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从上海的外国公共租界——外滩登陆，距离日本巡洋舰“赤云号”以及其他舰船只有几百码。
他们当时正在炮轰闸北，这是上海的一个区，位于苏州河的北面。来自广东的第十九路军，在被炮火炸成废墟的建筑下挖掘战壕，到晚上，通过上百码宽的苏州河运送补给，因而，日本海军也无法进行有效阻拦。
此刻的日本，刚刚将满洲吞并，尚未作好与英美对抗的准备，因而上海的中心、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公共租界依然是一个中立的避难所，就像之前军阀混战时一样。
科特尼·扬和我在柏林顿酒店安顿下来，这家酒店是一座极具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完全仿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坐落在南京路向西伸长的静安寺路。
随后，我与圣约翰大学的教授宓亨利（后来去了芝加哥大学）取得了联系。他刚刚删改完马士博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并添加了新的内容，使其成为一本新的著作——马士与宓亨利合著的《远东国际关系》。
他现在正忙于收容难民。晚上，他带我们来到难民救济委员会，这是一座位于市中心的没有完工的建筑，里面容纳着成百上千来自闸北的中国难民，蜷缩在寒冷潮湿的草堆里，每个家庭只有用稻草捆绑着的很少的行李，那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在屋顶上，我们可以看到战火始终笼罩着苏州河北部。日本的侵略就像是一场自然灾害，无法阻止。西方扮演的角色，只能为中国人减轻一点苦难，如同饥荒中发放救济粮一样。
在伦敦档案馆，我曾了解到公共租界的发展历史：
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导致大量难民流入公共租界。由于与当时中国政府签订了条约拥有永久租借权，外国土地承租者可以把刚刚从中国地方当局获得的租借地转租给难民。到了1932年，他们的条约特权依然有效。
马士博士给我介绍了他的继任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稽核科税务司魏尔特，事实上，他正在完成一本鲜为人知的海关档案概要《赫德与中国海关》。
魏尔特先生带我来到上海俱乐部以及它的“世界上最长的酒吧”吃午餐，同行的还有其他的高级税务司。
作为一名新人，我感到兴奋，又有一些不安，有满肚子的问题想要发问，但又担心问题太过枯燥幼稚，我对于他们的谈话，只是一知半解。
魏尔特先生为人精明，唯恐我研究海关历史而与他的著作出现竞争。当听说我要去北京学习汉语时，明显地感到他整个人放松下来。他可以同我不停地转换话题，将我引到其他话题上去。
有些人，一旦进入汉语文研究的领域，人们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们了。
几天后，我们乘坐怡和轮船公司渣甸航线的货船前往天津，途中没有遇到日本海军。
天津是中国又一个较为古老的沿海城市，如今依然充满活力。我们的船，挂着英国国旗通过中国内陆以及沿海水域，搭乘的货船是一艘铁甲舰，锡克守卫在船内的射击孔旁守卫着，随时准备着使用霰弹枪战斗。
中国统舱乘客在甲板下面，看起来很淳朴无知，事实上，他们既要忍受寒冷，但对海盗打劫还记忆犹新，锡克人成了勤杂人员。
我发觉，中国从表面看上去虽然充满现代感，但是，骨子里的中世纪观念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
在拂晓时，我们绕过大沽口沙洲，在天津塘沽登岸。在要去英国使馆的同船乘客帮助下，我们很快乘火车前往北京。
确切地说，那时候应该叫北平，现在是北京，但是西方的文字记录中依然称呼它为北京。
在中国北方平坦的农村，最令人惊讶的就是无处不在的坟堆。当然，这是一种孝顺的表现，但它占用了本来就不足的土地资源。
尽管只有几英尺高，但这些坟堆像是在房屋稀缺的城市中为死者设置的纪念堂。我自问：这种情况能继续多久？然而我根本无暇寻找答案。
1932年冬天，我乘火车穿过褐色的平原来到北京，自建成至今有着500年历史的城墙，仍然有着震撼人心的冲击力。
到了20世纪60年代，北京成为世界上人口最稠密，并且被城墙包围的城市。尽管南京有更高大的城墙，但是它的四周缺少平原，所以无法体现它的雄伟。
北京正面城墙高40英尺，上面有一排排整齐的雉堞，每隔两箭射程有突出于城墙之外的两个垛台。
北京城墙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城墙的视觉效果非常壮观：北面的内城（元大都）是一面长约4英里的正方形，四个角上有角楼，设有9座高大的城门；南面的外城（明京城）长5英里，宽2. 5英里，设有7座城门。
所有这些雄伟的、四四方方的人造工程高高地矗立在平原之上，仿佛这里只有这一座建筑，直至今日，也没有被周围影响而显得杂乱无章，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伟大的奇迹了。
如建筑者所预期的一样，第一眼，我就被北京城深深地折服了。
北京是华北地区最后一座拥有四方城墙的大都市。西安将这种风格保留下来作为景点。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的城墙和城门都被拆毁，如今，我们无法想象有哪一位城市设计师会使用城墙、城门来作为交通的一部分，为了通行而让车辆穿过城墙城门或绕道环行。
打个比方，如果这些城墙都留存至今，每一座雄伟的双门塔楼都是环行交叉路口的中心和新建的宽广街道的焦点，那么巴黎、罗马、伦敦、华盛顿以及莫斯科只能对此充满嫉妒而别无他法。
遗憾的是，如今只有前门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华语学校是一片棕色砖瓦建筑群，楼宇之间环绕着草坪，整体感觉就像是用直升机从加利福尼亚空运到北京一样。
像这里的其他学校、学院、酒店以及医院一样，这所学校也体现了这座古老首都现代化的一面。
三层的综合楼气势威严地坐落于中间，周围环绕着一片灰砖房屋。还有一个网球场，使用时，不需要像在通商口岸帮助外国球员捡球的球童。
华语学校的主楼，是整个校园中最具标志性的建筑。
在球场，我们结识了一位名叫韦慕庭的帅气的年轻人以及他甚为迷人的妻子凯。（他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历史教授，现在退休了。）
学校的校长是裴德士，硕大的光头，让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位颇具智慧的圣人。
作为独享大权的管理者，他努力调整制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最近，他把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改造成一所讲授高雅学问的学校。之后，通过与美国本土学校加利福尼亚大学联合，成为其在中国的附属机构，获得授予硕士学位的资格。
裴德士博士希望它的学术发展潜力，可以对衰退的传教事业起到支持作用，因为，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越来越少。
华文学校就像一个气阀、一个中转站，在这里，你可以完全沉浸于华人的海洋当中。
为了减少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不适，招待所为我们提供了弹簧床和淋浴室，饭菜也是各式各样、中西合璧。
华语学校学生宿舍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第一次看到白色豆芽时，开头几个月，我唯一想到的就是蠕虫。在这里，我们很担心患上消化不良和因寒冷造成的感冒，为了帮助我们过美国人的生活，短期给我们提供了暖气。
第一个黎明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冲击，远处的尖叫声和号角声，在干燥寒冷的空气中不时传来，尖叫声来自屠宰场的猪，而号角声则是当地驻军在宣告黎明的到来，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来到这里一周后的一个寂静的早上，我们看到了巨大的积云在高空翻滚。它们呈现出黄色的光彩，把尘土从距离长城很遥远的戈壁滩沙漠一直吹到西北地区。
很快，黄沙像雪花般安静地落下，覆盖了一切。
蒙古刮来的冬季的狂风，向我们展示了黄土是如何经过地质时代堆积起来的。在西北的有些地方，大风带来的黄土有250英尺厚。
而黄土将它堆积于华北平原上，渗透到每一个地方，甚至我们的课本上都落了一层。
我们开始上口语课之后，发现用的并不是布洛克先生的汉语学习方式。在这里，我们使用直接教学法，从北京方言也就是以前说的“官话”的四个声调开始，再加上连着数字的威妥玛式拼音法。
我们像小学生上课一样，一起发音：mā，má，mă，mà。同学里，有三位英国公使馆的培训生。班主任，我们称之为“最亲爱的”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演员，通过几个星期的直接教学法，我们这些学生学得十分顺利。
尽管如此，当我们开始接触抽象词语时，困难开始出现了。为了表达“有精神”的具体内涵，“最亲爱的”就会模仿马刨土，抖动鬃毛一样的头发，而我们只会徒劳地发mă的音。
显然，学习语言需要字典，但是，裴德士博士力劝我们遵循以往汉语学习的方式：先学发音，再学含义。
然而，究竟如何学习汉语，在学生中始终存在分歧。有些人，不相信汉语拼音书写体系是一种最恰当的学习方法，甚至怀疑是一个阴谋。（事实上，它过去确实是公开地限制人们进入上流社会的阴谋。）
其他人，更是想入非非，创造他们自己的汉字罗马字母拼音法。无论如何，都很难避免这种深入的情绪影响。
洛根·罗茨是汉口圣公会主教的儿子，也是一位严谨的牛津团契成员。某天早上，在他静思的时候，他受到了神灵明确的指引，要他告诉裴德士博士直接教学法的缺点。
早饭后，他真的这样做了，显然博士很不高兴，随后，在午餐前洛根就被驱逐出了学校。
大多数住校的学生都是传教士，或是来自传教士家庭。我遇到的第一位是盖伊·西林，他来自苏福尔斯城郊的一个农场，现在，为福州公理会工作，教授中国男孩子农学知识。
我的父亲认识他的兄弟阿特·西林。比起中国的体力劳作方式，他在苏福尔斯北部的机械化农场，收益相当可观。
几乎所有的传教士作出的贡献都远远超过了全神贯注的布道的先辈，他们积极帮助中国选民的实用精神深深触动了我。
例如，我有一个朋友叫安德鲁·托德·罗伊，非常活跃，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他创办了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在那里，可以读到一些关于反抗家庭暴力的中国当代小说。
简言之，教会学校里的教员是一群与中国青少年保持联系的外国人。我开始明白，一个人可以通过已经熟悉中国的外国人来轻松熟悉中国的情况。
以此类推，学习语言也是如此。例如，强壮、身材高大、有着宽阔胸膛的牧师约翰· D. 海耶斯，他也是罗德奖学金获得者，从孩提时代起，就说着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话，当我听到他使用的短语，我就会将其掌握，变成自己的语言。
另外，他还是威尔玛和我在6月举办的婚礼的证婚人。
我第一次冒险离开华文学校，是到劳伦斯· C. S. 西克曼家吃晚餐，那天晚上下着雨，我乘坐一辆人力车，听从前辈的教导，我没有向后躺着而是舒适地坐在弹性坐垫上，免得沾到虱子传染斑疹伤寒。
人力车夫脚上穿着胶底布鞋，在泥泞的道路上奔走。他的草帽遮挡了雨水，让他不致被淋湿，车子前上方帆布做的车篷又让我避免淋雨。
人力车其实就是以人力代替马拉的车辆，坐在人力车上，乘客似乎也在参与这种拉车训练。
人力车夫都急于载人，虽然由于竞争和缺乏组织保护而获得的车费很少，但他们需要这些微薄的收入以养家糊口。
总之，对于我们这些处于上层阶级的外国人来说，中国过剩的劳动力就属于公共服务，与美国的出租车类似，区别仅仅在于，出租车车费有更高级的合同约定在先，而人力车的价格只需口头商定。
拉里·西克曼曾与兰登·沃纳尔在哈佛福格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如今，他为堪萨斯市的纳尔逊美术馆购买中国艺术品。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其他的博物馆都不得不退出市场，而他们运用基金得到了巨大的机会。
就像中国人对他的评价，他很“有眼力”，因为，他早已对各种作品的款式、出处、真实性了如指掌。
每天午饭之后，商人们会带来大量的绘画、玉器、拓印以及漆器等供他鉴赏。刚从堪萨斯市美术馆主任位置上退休的他，会仔细鉴赏每一件艺术品，从中挑选出好的艺术品，堪萨斯市所收藏的艺术珍品，足以证明其卓越的鉴别才能。
我在雨中来到他的门前台阶时，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仿佛经受了一次轮回——从传教士纯洁的真挚的道德追求转向了以美为标准的美学境界。
中式的房屋、发亮的家具、挂着的对联以及中国的国画作品，无一不体现着一位鉴赏家的品位，穿着长袍的佣人很有专业水准。
显然，如果可以的话，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美学家都会想退休后定居北京，渴望享用中国上层社会完美打造的精致生活。
这次见面，拉里还敦促我，在威尔玛来中国之前要先找好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