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南北朝特殊的社会背景影响下，游艺活动具备了这一时期特有的发展特点，也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殊的文化意蕴。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较南方而言处于多处势力林立，战乱较为频繁的状态。
而南方则处于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因此魏晋时期的南北方游艺活动也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除此以外，魏晋时期魏晋风度的兴起，也为魏晋南北朝游艺活动的发展创造了发展条件。
崇尚自由豁达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人们长期处于忧患状态，及时行乐的思想随之滋生。加上儒学在这一阶段的衰微，思想文学领域都相对活跃，道德标准不再局限，逐渐多元化发展。人们思想也逐渐活跃，魏晋风度和清谈文学的兴起也使得名人志士追求放荡不羁、自由豁达、解放天性。
且长期的战乱使得人们及时行乐的思想盛行，在这种环境的孕育下也就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艺活动与以往重视礼教化不同，更加崇尚自由享乐。克己复礼和自制束缚的规则被重新定义，特立独行、规避世俗，无视规则，自由豁达的思想被广泛认同。
如博戏在秦汉之时一直被统治者和社会正人君子视为恶道，孟子将博戏列为五不孝之一进行抨击，司马迁《货殖列传》中将因赌博而富有定义为奸富，认为赌博是：“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不仅如此，在国家法度上也对博戏进行打击和禁止。秦代设定法律对私下涉赌的民众刺黥，汉朝时则对赌博的控制重点放在官员上，参与博戏者罢黜官职、没收家产、带刑具服苦役等。可见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博戏一直属于不正之风。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赌博变成了自上而下进行的，逐渐公开化、社会化和合法化，成为社会普遍的一种现象。
自君主到下层民众，都认为博戏是一种体现名士风流的一种体现，以显示其洒脱和自在的品格。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想看待博戏都是以一种欣赏的态度，认为其体现了放荡不羁的人生态度。
这一时期的节庆活动也更具自由享乐的思想。由于玄学思想的影响，人们对于节庆的活动方式和氛围有很大转变。原本是上巳节主要是攘灾除恶、水边淋浴以示消除污秽的节日。人们会在上巳节这天集体去往水边淋浴，沐浴之后将身上沉重的棉衣换下，穿上象征春天和新气象的春衣，以示攘灾除恶，去除晦气。
而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人们在上巳节时会举家郊游踏青、曲水流觞并寓于诗赋。上巳节时士官大族与民众都会出入于江边水边，宴请赋诗、郊游踏青。人们在宴会或踏青过程中赋诗，使得上巳节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具游艺意味和诗赋最为繁盛的一个节日。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端午节一改以往神秘恐怖的气氛，以“良辰”和“嘉辰”著称，诗中描写的气氛更是活跃欢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端午节的气氛由沉重转变为了欢快，赛龙舟、吃粽子等游艺活动也竞相出现和广泛流传，端午节自这一时期之后就变成了以娱乐为主和寄托美好祝愿的节庆。
重阳节以往佩戴茱萸香囊和登高喝菊花酒是为了驱邪避灾，其起源是带有一定的神秘和恐怖色彩的。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重阳节由于是九月初九，开始被称为“重九”，认为这个日期适合家庭聚会、阖家团圆，取家庭幸福长久之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阳节逐渐增加了更多的娱乐色彩，人们在这一天登高宴饮、佩戴茱萸、喝菊花酒等等以期待平安顺遂，长长久久。
在重阳节举办郊野宴会十分普遍，借以相互之间沟通感情。除此以外，人们还有相互之间借赠菊花的习俗。因菊花傲霜独放，被认为是气节的象征，所以人们会在重阳节赠送菊花，以表达美好的祝愿。人们在这一时期佩戴茱萸也与往时的驱邪避灾不同，而是更加注重茱萸本身祛风除湿、延年益寿的功效。
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多节日不再是以往的充满神秘化的祭祀性活动，转化为更加平民化的娱乐性活动。人们追求自由快乐的氛围，对节日活动有了新的认知。魏晋时期人们思想上崇尚的自由享乐和放荡不羁，使得以人为主体的游艺活动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也具有崇尚自由豁达的特点。
宗教色彩浓厚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儒学的衰微，道教和佛教在这一时期兴起，这一时期的游艺活动与宗教崇拜相互交织。投壶原本是一项流行于贵族间的高雅游艺活动，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具有礼教意义的活动，在这一时期投壶活动与宗教信仰紧紧结合在了一起，老庄思想的盛行和道教的发展为投壶在民间的流行创造了环境，投壶与道家文化和仙境象征结合了起来，成为普世追求的活动。
投壶成为求仙问道的重要途径，投壶者的身份也被进行了仙化。投壶以喻仙界来进行劝诫，在魏晋时期，投壶与丧葬习俗联系起来，被认为是死者离世去往仙界享受投壶仙境。
除此以外，乐舞百戏活动的发展也深受宗教的影响。这一时期佛教、道教的幻术也极大的丰富了魏晋南北朝的乐舞百戏。当时前往中原的僧侣中有很多擅长幻术，如当时佛教最流行的幻术“体内生莲”、“火中金莲”等幻术。寺院文化的兴盛为当时的幻术的发展提供了表演者和场所，百戏礼佛的形式成为佛陀盛会中的必备项目。
与此同时，宗教思想与活动也和当时的节日风俗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佛教在传入初期，通过在节日风俗上与中国传统节日相互转化以达到更好地进行传播佛教的目的，在这一时期出现宗教节日与传统节日相重合的情况。
比如道教的中元节，也就是常说的“鬼节”，是传说中鬼魂可以回家接受后代祭拜的节日，这与传统风俗中的祖先祭拜是相通的，魏晋时期的祭奠祖先的时间也多规定在这一时间前后。而后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流行，农历七月十五又具备了“盂兰盆节”这一佛教定义。
在这一天，僧侣们会日夜诵经以超度亡魂，信徒们也会在这一天进行布施，以求先人灵魂得到超度。中元节就是典型的宗教崇拜与节日风俗交织的例子，宗教崇拜与原始风俗相互成就与影响。
宗教在早期发展时为了使自己得以发展，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原有的风俗习惯，如早期的道教就吸收了传统风俗中禳灾除恶以及驱邪去灾的一些方式，以宣传和壮大自己，而宗教的发展又不可避免的会对原有的风俗习惯产生影响，从而使得传统的节日逐渐具备浓厚的宗教色彩。
地域差异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长期处于割据状态，受到不同统治阶层、政治环境、居住人群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艺活动也呈现出地域差异明显的特点，尤其以南北方差异为主，南北方不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使两个地域的文化以及游艺活动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北方地区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以及战争较为频繁，再加上这一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北方及中原地区的建立，较南方而言，其生活习惯受少数游牧民族影响较大，形成了比较粗犷豪放的社会风气，其游艺活动也较南方而言更加偏向运动量较大的类型。
魏晋南北朝时南方相对北方的多方势力林立、频繁战乱而言相对安定，再加上地区由于门阀士族大多出身士族，且长久以来都是传统的农耕经济，以及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和门阀士族自身腐朽贪图享乐的局限性，南方在门阀政治的统治下，世家大族奢侈腐化，纵容享乐。
在南方像蹴鞠、相扑、拔河等这种运动量较大的游艺活动逐渐衰落，随之附庸风雅，具有闲情雅致的博弈、投壶等越来越受人们推崇。另外，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在乐舞百戏的发展上差异也较大。北方地区的乐舞的发展主要是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由于北方特殊的政治环境，分裂状态下争取到汉姓大族的支持就尤为重要，所以在这一时期，各个政权都持有积极融合的态度。少数民族统治者一方面将中华原有的雅乐作为仪式音乐的主要流派，另一方面又广纳音乐，使得五胡之乐在正统音乐中也获得一席之地。
除此以外，北魏时期的乐舞还存在仪式音乐和娱乐音乐综合使用的情况。北魏时期的正会制乐包含了太乐和胡伎，兼备了仪式和娱乐的作用。而到北齐、北周时期，以中原传统雅乐为祭祀、仪式音乐，而娱乐则多选胡乐杂伎为主。娱乐乐舞在这一时期也逐渐艺术化了。
南方地区的乐舞的发展主要是与南方的吴声、西曲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中原世家大族的迁徙南下，使得原有的清商乐与南方的吴声、西曲与进行了结合与发展。
而在梁陈时期，开始更多对吴声和西曲进行创作，且宫廷乐的风格向女情闺怨方向发展，乐舞对人们的教化作用越来越薄弱，更多的开始倾向于乐舞所带来的奢靡享乐和奢侈场景所带来的感官享乐。音乐的娱乐作用在这一时期更多的代替了音乐在祭祀和陶冶情操上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处于战乱和社会动荡的一个阶段，同样的，这一时期也是思想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游艺活动的发展受这一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影响，呈现出了这一时代独特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