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澄清说：毛主席晚年说自己干了两件事，我从来没听过
世人皆知毛主席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却不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曾有一段广为流传的话，说他一生只干了两件大事。这段话提到与蒋介石斗争、发动文化大革命，听起来条理分明，言辞恳切，仿佛是老人对后人的谆谆教导。然而，作为毛主席最后岁月的贴身见证者，他的侄子毛远新却坚定地表示：＂这个谈话我不知道。＂究竟这段广为流传的话语是否为真？毛主席在生命最后时期，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为什么这样一段看似真实的话，会被最亲近的人否认呢？
一、流传甚广的＂两件大事＂之说
世人皆知这段广为流传的话语，却不知这段话最早究竟是从何处传出。1976年秋天，当这段话第一次出现在某份内部刊物上时，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份刊物声称，毛主席是在1976年6月15日，对前来汇报工作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说的。
有意思的是，关于这段话的具体说话时间，却有着多个不同的版本。有人说是在6月初，也有人说是在7月中旬，更有人坚称是在8月下旬。不仅时间说法不一，连谈话的地点也众说纷纭。有说是在中南海游泳池边的谈话，也有说是在卧室里的对话，甚至还有人说是在院子里散步时的感慨。
这段话的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人咋舌。从北京到上海，从广州到沈阳，各地都有人在传诵。当时，不少单位的政治学习会上，都把这段话作为重要材料进行学习讨论。一些地方的展览馆里，甚至特意制作了展板，将这段话印制上去，供人们参观学习。
1977年春天，这段话开始出现在一些报刊上。有的地方报纸在配发的评论文章中引用了这段话，有的杂志则在回顾性文章中提到了这段话。到了1978年，这段话更是被编入了一些文献汇编和资料集中。
然而，细心的人们发现，每个版本的内容都略有差异。有的版本说＂我这一辈子干了两件事＂，有的版本则说＂我一生就干了两件大事＂。有的版本在谈到文革时说＂这事拥护的人不多＂，有的版本则说＂这事争议很大＂。这些细微的差别，似乎暗示着什么。
更令人困惑的是，关于听众的说法也不尽相同。有的资料说是对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说的，有的资料则说是对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说的，还有的资料提到了王海容等工作人员也在场。这些不同的说法，让这段话的真实性蒙上了一层疑云。
这段话之所以能广受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确实概括了毛主席一生中的两件重大事件。赶走日本侵略者，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确实是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重要成就。而发动文化大革命，也的确是他晚年最重要的决策之一。这段话朴实无华却意味深长，既像是对历史的总结，又仿佛是对未来的展望。
二、毛远新的特殊身份与亲历见证
毛远新与毛主席的关系，远非一般的叔侄关系那么简单。1975年10月之前，毛远新主要在沈阳工作，担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11月，经中央决定，毛远新被调回北京，担任毛主席的联络员。这一特殊身份，使他成为了毛主席最后时期的重要见证者之一。
在担任联络员期间，毛远新的工作主要是协助毛主席处理日常事务，传达指示，接待来访者。每天清晨，他都要到毛主席的住处，向主席汇报工作。晚上，他还要就当天发生的重要事项向主席作简要汇报。由于毛主席当时已经speaking困难，毛远新往往需要仔细倾听，有时还需要反复确认才能准确理解主席的意思。
从1975年11月到1976年9月这段时期，毛远新几乎天天都在毛主席身边。除了处理公务之外，他还经常陪同毛主席散步、看报。在这段时间里，毛远新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比如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毛远新就陪同毛主席前往八宝山送别。当时，由于毛主席身体状况欠佳，只能坐在轮椅上向周总理告别。
作为联络员，毛远新还负责整理和保管毛主席的一些重要文件和便笺。每当毛主席有新的指示，毛远新都会认真记录下来。有时候，当毛主席说话不清楚时，就会在便笺纸上写下指示内容，由毛远新转达给有关人员。这些便笺纸上的铅笔字迹，成为了历史的见证。
在1976年的春天，毛主席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说话变得更加困难，有时甚至需要通过手势来表达意思。毛远新作为经常在场的人员之一，往往需要协助其他人理解毛主席的意思。比如有一次，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来汇报工作，毛主席想表达一个意思，但说不出完整的话，只能做手势。是毛远新帮助解释了毛主席的意思，才让大家明白了主席的指示。
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份和亲身经历，毛远新对于那段广为流传的＂两件大事＂谈话特别关注。作为当时最接近毛主席的人之一，如果真有这样一段重要谈话，他不可能不知情。可事实是，他从未听过这样的谈话。这一点，他在后来多次被问及时都明确表示过。
值得注意的是，毛远新不仅仅是在否认这段谈话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大量具体的细节来说明为什么这段谈话不可能发生。比如，他详细描述了毛主席在1976年中期的身体状况，说明主席当时已经很难说出如此长的一段话。这些细节性的描述，为我们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毛主席晚年的真实生活状态
1976年的上半年，毛主席的生活状态与外界流传的＂两件大事＂谈话描述大相径庭。根据当时的医疗记录和工作人员的记载，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在这一时期持续恶化。从年初开始，他就很少能够进行长时间的谈话。
在1976年1月，毛主席还能够以点头或摇头的方式对一些重要文件作出指示。到了2月份，他开始出现吞咽困难的症状，说话越发不清晰。3月，医务人员不得不调整他的饮食方案，将固体食物改为流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简单的日常交谈也变得困难。
4月初，毛主席的呼吸系统出现了问题。医疗组每天都要进行多次检查，并随时准备处理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尽管如此，他仍然保持着规律的作息时间。每天早上，他都会让工作人员把报纸送来，虽然已经无法像从前那样仔细阅读，但仍坚持了解国内外大事。
5月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月里，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进一步下降。他不仅说话困难，连写字也变得极为费力。以前经常使用的便笺纸，这时候已经很少再用了。工作人员不得不改变汇报方式，采用提问题、等待点头或摇头的方式来确认主席的意思。
到了6月，也就是传说中＂两件大事＂谈话发生的时间，毛主席的情况更加严重。根据中南海医疗组的记录，这个月里他有多次发烧，并出现了间歇性的意识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建议减少会见来访者的次数，以免过度劳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6月中旬开始，毛主席已经很少能够进行超过几分钟的谈话。工作人员汇报工作时，通常采用简短的问答方式。即便是最重要的文件，也往往需要分几次才能完成汇报。这个时期，他和来访者的交谈大多只持续两三分钟，远远不可能完成一段完整的历史总结性讲话。
7月和8月的情况更加严峻。医疗记录显示，毛主席的各项身体指标持续下降。他的言语能力进一步减弱，有时甚至需要借助手势才能表达基本意思。工作人员必须非常仔细地观察他的面部表情和手势，才能准确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
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毛主席仍然关注着国家大事。当有重要文件需要审阅时，他会让人反复读给他听。虽然说话困难，但他仍然通过点头或摇头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9月初。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保持着对国家事务的关注。
从这些真实的记录来看，毛主席在1976年中期的身体状况，与那段被广为传颂的＂两件大事＂谈话所描述的情景有着巨大的差距。当时的他，已经很难进行长时间的连贯表达，更不可能完成一段如此完整的历史总结。
四、历史档案中的相关记载
在研究这段广为流传的＂两件大事＂谈话时，历史档案的记载提供了重要的佐证。1976年6月至9月期间的中南海工作日志、医疗记录以及各类会议纪要中，都没有关于这段谈话的任何记载。这些档案的缺失，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毛远新的说法。
首先是中南海工作日志。这份详细记录毛主席日常活动的档案显示，1976年6月15日，也就是传说中谈话发生的那一天，毛主席确实接见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但是根据记录，这次会见只持续了约十分钟，主要内容是听取关于国内经济形势的简要汇报。整个过程中，毛主席主要是通过点头示意来表达意见，并没有发表长篇讲话。
医疗记录更为详实地记载了这一时期毛主席的身体状况。6月份的医疗日志显示，毛主席在这个月经历了几次发烧，说话能力显著减退。15日当天的记录特别注明，由于前一天晚上休息不佳，医疗组建议减少会见时间。这与工作日志中记载的短暂会见时间相吻合。
会议纪要的记载同样值得关注。1976年6月至8月期间的中央工作会议记录中，没有任何一份文件提到过这段谈话。如果毛主席真的发表了如此重要的历史总结，按照惯例，这样的讲话内容应该会被整理成文字材料，并在相关会议上传达学习。但是在当时的会议记录中，完全找不到这方面的内容。
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些重要的便笺。这些便笺记录了毛主席在这段时期的一些重要指示，大多是简短的词句，有些甚至只有几个字。这些便笺的内容和形式，都表明当时的毛主席已经无法进行长时间的系统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1976年下半年的一些重要会议文件中，也从未引用过这段谈话。当时的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央文件等重要档案，都没有出现过这段内容。如果这真是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不可能在这些重要场合完全不被提及。
另外，当时负责记录整理毛主席讲话的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也被保存下来。这些笔记本详细记录了毛主席在这段时期的每一次谈话内容，但都是些简短的指示，没有任何关于＂两件大事＂的长篇谈话记录。
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些照片和影像资料。这些资料记录了毛主席在1976年中期会见各类人士的场景。从这些影像资料可以看出，毛主席在会见时大多保持安静，主要是通过点头或手势来表达意思。这些场景与传说中侃侃而谈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
1976年下半年的新闻报道档案同样值得参考。这个时期的《人民日报》和其他重要媒体的报道中，也从未提到过这段谈话。按照当时的新闻报道惯例，如此重要的讲话内容不太可能完全不被提及。
五、＂两件大事＂谈话的流传过程与演变
这段谈话最初出现在1976年10月的一份非正式刊物上。当时，这份刊物的发行量很小，仅在某些单位内部传阅。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刊物并未注明谈话的具体来源，只是笼统地称＂据传＂。随后的几个月里，这段谈话在一些地方的内部学习材料中开始出现，但内容版本各不相同。
1977年初，这段谈话开始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一些地方的革命委员会在内部会议上引用了这段话，但具体内容已经与最初版本有了明显差异。比如，最初版本中关于历史评价的表述相对简单，而后来的版本则增加了许多细节。这种内容的逐步丰富化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段谈话可能经过了多次加工。
到了1977年下半年，这段谈话在社会上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一些地方甚至把它作为重要的学习材料。然而，各地流传的版本差异越来越大。有的版本添加了具体的时间地点，有的版本则增加了更多的历史评价内容。这种版本的多样性，与正式的领导人讲话记录的严谨性形成鲜明对比。
1978年，这段谈话开始出现在一些非官方的历史著作中。这些著作在引用时往往会加上＂据说＂或＂相传＂等模糊词语，表明作者也无法确认其真实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官方文献和正式出版物中，从未引用过这段谈话。
1980年代初期，一些回忆文章开始提到这段谈话。但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不是直接的见证者，而是通过道听途说了解到这段内容。在这些回忆文章中，谈话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参与人员的说法往往互相矛盾。有的说是在中南海某会议室，有的却说是在毛主席的住处；有的说只有几个人在场，有的却说当时有十多人参加。
到了1980年代中期，这段谈话在民间的传播已经形成了多个不同版本。有的版本添加了大量细节，使其更具戏剧性；有的版本则对原有内容进行了删减或改写。这种现象在历史研究中并不罕见，往往表明相关内容可能经过了多次转述和演绎。
1990年代以后，随着相关历史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对这段谈话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他们发现，这段谈话的内容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毛主席的身体状况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矛盾。特别是通过对比当时的医疗记录和工作日志，发现这段谈话在时间上就存在很大问题。
从流传过程来看，这段谈话最初的出现时间是在毛主席逝世后，而不是在其生前。它的传播过程呈现出典型的＂以讹传讹＂特征：内容不断丰富，细节越来越具体，但各种版本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大。而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始终没有任何直接参与者或第一手见证者出来证实这段谈话的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