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说到《周易》，就会想到阴阳，想到老子、孔子，想到《易传·象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并把儒道两家分别跟“天行健”、“地势坤”联系起来。

并给儒道两家贴上“阴阳”的标签：认为儒家积极入世，自强不息，“知其不可而为之”，代表“阳”，是“大有为”的象征。

而道家光而不耀，清静为宗，柔弱为怀，“无为”处世，高蹈远举，不着尘迹，不为凡俗所系，既不干世，也不求名，代表“阴”，是沉潜刚克的象征。

而且孔子称老子“神龙”，老子称孔子为“火凤”，一阴一阳，代表着古老的华夏图腾。此说是后人在司马迁记载基础上，附加给两位圣人所代表的文化符号。

老子还有一个文化符号，那就是他的座驾“青牛”，这是老子的“标配”。

汉代人以马来比喻乾卦，以牛来比喻坤卦，马代表乾卦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合乎孜孜不倦地入世进取的儒家特征。牛代表坤卦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精神，则合乎道家自然、柔弱、包容的思想主旨。

但是司马迁的《史记》并无老子座驾的记载，这一标配最早出自东晋时期医学家、道士葛洪的《神仙传》，李昉主编的《太平御览》也有类似记载。因此，老子骑青牛是神仙家的附会。

当然为老子安排一个青牛，也是出于文化的象征意义，“青”，主春，木德，代表了东方。古代神仙家或占星家的五星占有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五星分别象征五方、五帝、五事等神灵和事物。其中，木星（亦称岁星）是东方青帝的使者。

而老子自周入秦，来自东方，青色即是东方的象征。

司马迁在缺乏第一手资料情况下，只好辅之以“野史”聊以补充，于是有了老子西行出关的历史传说。从此，后人沿着这条出关的思路，继续演化出更多的传说。

因此，“老子骑青牛出关”的故事，寓意着来自东方文明地区的使者，带着他的柔弱自然的包容之德和“无为”智慧，隐向尚未开化的西方，“老子化胡说”等传说也是由此附会而来。

《周易》是上古占卜术的总汇，是中国术数学的集大成者，虽然有阴阳思想，却并无“阴阳”二字，直到《易传》面世之后，才有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说法。

《周易》是中国神秘文化的总源头和大本营，关于它的学说，从神话人物伏羲氏到战国，再到两汉、魏晋、两宋，其思想内涵被不断扩充，文化属性被不断强化，于是就有了“易道阴阳”、“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群经之首”，仅就儒家的“五经（后来的九经、十二经，十三经）”而言。“大道之源”也是就儒家之道而言的。

易经文化属性的官方确定，始于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所谓五经，就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每经置一博士。

但“经学”并不等于“儒学”，儒家原是诸子百家之一，其学说也是一种社会学说。而孔子之前的“六艺”是王官之学，并非儒家专属，是周代贵族等级制社会中的主流学术文化，但“礼、乐、射、御、书（识字、书写）、数（算数）”，是基础技艺，读书人的入门知识技能。

汉代政府称“六艺”为“六经”后，吸收百家学说的思想，使经学更丰富，关键是更实用，于是原来的“六经（乐经失传后只有五经）”一变而成经世治邦之学。

所以，与其说是儒学，不如说是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一种“道法阴阳”的“杂术”，只是被杂糅在了儒术这个思想的框子里而而已，即阳儒阴法、外儒内法、名儒实法之道。

所以，当汉武帝的兄长、“纯儒”、河间王刘德建议刘彻要“实事求是”，实行孔子纯儒之术的时候，被刘彻一顿奚落：商汤王、周文王都已仁德拥有了天下，你加油吧！吓得刘德郁郁寡欢而死。

由于五经经师皓首穷经专攻一经，因此各科经师各有“家法”不可撼动。因此，经学被这些累世把持一种经典的大家族垄断，垄断意味着神化，祭孔成为必须，谶纬儒学随之而出，比附经义的纬书，反过来以谶纬解经，经学逐渐步入神秘化，被赋予宗教色彩。

“易道阴阳”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分别赋予道儒两家“阴阳”文化属性的，是后世学者比附“易道阴阳”学说而附加的文化“色彩”。

这种比附看似很有道理，实则不仅世俗化了儒道思想，更是认为设定的认知误区。

《周易》本经并非专门讨论“阴阳”。《周易》虽有类似于“阴阳”的概念，但没有“阴阳”二字。直到战国中后期，解经论文集《易传》成书之后，阴阳才成为《周易》的最基本符号。

但“易道阴阳”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是“互根互化”互为存在的依据，谁也离不开谁，乙方不存在，则另一方也将失去存在的依据。

而在《周易》本经存在的同一时期，《论语》只有三言两语涉及“易”且是卜筮内容。而老子是自然主义者，《道德经》只涉及一次“阴阳”，且是“万物负阴而抱阳”。

混淆了“学说”与“宗教教义”的根本区别。如果从“三教”的角度来理解儒道思想，那么这里面的“儒”“道”都有出世的，隐逸的，“阴”的属性。作为一种信仰，“儒”是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而来，且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术士。

儒教发源于尧舜禹的五教，《说文》：儒，术士之称。《法言·君子》：通天地人曰儒。儒，最早是殷商教士，是宗教神职人员，儒教的真正开端，是从“独尊儒术”开启的，换言之，传统的国家宗教彻底儒化自此肇始。

巫、史、祝、卜等术士之职，从事的“通天彻地”的工作，他们会通于天人之间，当然是“阴性”的。

而道教更不必说，“道教”就是关于“道”的教化或说教，通过精神形体的修炼而“成仙得道”，其基本的活动形式就是神仙信仰和仪式活动。

所以，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儒教和道教一样都具有“阴”的一面。

但东汉以来直至今天，由于“三教”自身发展以及社会的需要，后人为儒道，尤其为道家附加的包括阴阳在内的神秘成分掩盖了道家的真相，以致给道家扣上一顶“崇阴”的帽子。

但老子笔下的“柔弱”，其前提本身必是“知其雄守其雌”的圣人或实际权力者。

而老子之道无阴无阳，无里无外，没有上下尊卑贵贱之分，因此也就不存在“阴性”文化之说。

被世人误会最深的莫过于道家的“无为”。“无为”是道家的思想核心，但无为不是宗教隐世性质的“全无事事”。“无为”思想源于“道法自然”，道生万物，道在万物，“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

道“希言”不干涉，故“万物”自由发展。落实在圣人之治上，就是圣人顺应天下人自由发展、自主创造价值的愿望，乐居其下，辅助他们各得其所，实现“自化、自富”的“无不为”。

圣人的“无为”是有具体要求的，那就是心系天下苍生，顺应而不侵权，辅助而不为主，慈柔而不强暴，清静而不挑事，就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圣人的“为无为”，就是为百姓的“无不为”保驾护航，扫除障碍。首先是权力本身不强力干涉，“不以兵强天下”实施“强梁”暴政，在利益面前“不敢为天下先”；其次对于侵夺百姓利益，破坏自由发展环境的“而为奇者”，“我得而杀之”。

《道德经》里的“不敢”“不言”“不争”“不为始”等一切带“不”字意义的文字，都是特指权力不以暴政施加于百姓，亦不是宗教修身文化意义上的“不敢”“不争”“不欲”“不为”。

圣人无为，贯穿于施政的全过程，“弗为始”——顺应之；“不言之教”——不干涉；“功遂身退”——不居功。

同时，“无为”还是“上医治未病”的积极预防措施，即“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病”，在“毫末”时就把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隐患消除了，不至于等到“合抱之木”时，出了问题才大动干戈，劳民伤财。

所以，老子的权力者“能辅百姓之自然”“不为主”的“民主”“自由”思想，“圣人恒无心”全心全意辅助百姓“无不为”的“科学”发展思想，是冠绝古今的积极主动超前思想。

所以，《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科学家李约瑟说：“说道家思想……同样是技术的、科学的、民主的，并且在政治上是革命的”，“道家有一套复杂而微妙的概念，它是后来产生的中国一切科学技术思想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