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一个文化开放而多元的朝代，从第二代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开始，就把老子的“无为”与孔子的“德治”结合起来，并以“无为”解“德治”作为“应边策略和治国方针，学者们虽以儒学立业，但多是儒道释三家兼修，成为老庄之学的专家(参考网：“无为”诠释嬗变析论)。

受魏晋玄学与隋唐文化的影响，儒道释三家到了北宋依然处在一种“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融合进程中，苏辙的《老子解》，堪称“三教圆融”的佼佼者。

他在《道德真经注后序》里说：“天下固无二道”，所以他常将佛家之言比照儒家学说，与高僧道全切磋，他通过对子思的《中庸》之言“喜怒哀乐之未发”与六祖慧能的“不思善，不思恶”的详细解读，道全服了：“今而后始知儒佛一法也”。

那时候，苏辙正在解读《道德经》，每翻译一章都拿去跟“道全和尚”讨论，道全又说，原来佛道是一家：“全辄叹曰：（老子言）皆佛说也。”

苏辙的解老，走的是“三教圆融”路线。当然坚持以老解老的人不赞成，指其“其多与佛书合”，有讥意。“挺苏”的南宋大儒林希逸为苏辙辩护说：虽“文义语脉未能尽通”，但庄子之言，不也常被禅佛之书所用吗？

既然认为三家为“一道”，就难免在解读《道德经》的过程中，把三家思想糅合在一起切磋磨合，折中调和。也难免遇到“一道”走不通的时候。这也为他晚年推翻前说埋下了伏笔。

中年时期的苏辙，曾将他的《老子解》交给兄长苏轼看，苏轼回信说：“子所作《诗传》《春秋传》《古史》三书，皆古人所未至。唯解老子差若不及。”

苏辙对此评甚为在意，于是“闲居无事，凡所为书，多所更定”，唯独担心《老子解》：“不知此书于子瞻为可否”？

此后，他从侄子苏迈的文集中得知苏轼对他后来修改的《老子解》很满意：

“子由寄老子新解，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使战国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不意老年见此奇特！”

苏轼对儒道释都不排斥接受，他有众多的佛家朋友，也有道家师父，且爱读老庄，认为“《庄子》得吾心矣”。同时认为“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所以，苏轼认为：学孔子，不影响学佛老。

兄长的高评，让他很高兴。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直到晚年退居颍昌府（许昌），仍然“于此书复多所删改，以为圣人之言，非一读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说为定。”

对此，他很自足，也有“新见”：自足的是“今日以益老，自以为足矣”；“新见”是：“圣与圣亦不尽同，各因其学以救人。”

所谓“圣与圣亦不尽同”，指的是：老子偏重于“道”，孔子侧重于“器”。

苏辙说：“然孔子以仁义礼乐治天下，老子绝而弃之……孔子之虑后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为道之所眩，以不失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达也。

老子则不然，志于明道而急于开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为学者惟器之知，则道隐矣，故绝仁义弃礼乐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达者因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

苏辙认为：孔子以仁义礼乐治理天下，老子是要绝弃仁义礼乐……孔子为后世考虑的很多、很深远，唯恐人们产生误会，所以他向人们展示的是具体、实在的道德仁义，而不讲真实的“道”，使中等层次以下的人遵守具体的、实在的形式，不被道的高深莫测所迷糊，如此也不失为君子之为。

老子则不然，他立意于要让人明了大道，而急于开化人心，所以对人讲大道，而轻薄具体的、实在的“器”：仁义礼乐，认为治学的人若是只知道具体的、表面的知识，道就体会不到了，所以主张弃绝仁义礼乐来使人明道。

苏辙认为：通达的人能从“不可言说”的论述中认识道，而头脑不清醒的人看到相似的就以为是真的。所以后世之人学老子的，不少有祸乱天下的人。而学孔子的人虽不知“道”，却不会有大错。

为什么呢？因为能明白老子之道的人不少，而通过学习孔子来求道的人常苦于无从入手。两位圣人都不够全面，重视了这一面，就难免忽视了那一面。

苏辙此说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学老子之道，容易走向权谋伪诈之途。学孔子的虽然不明道，但不至于犯大错，这跟他中年时期的“孔老为一”思想大相径庭。

而他在解释“以智治国，国之贼“时说”：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应之，而上下交相贼矣”：以智诈权谋治国的人，百姓就会以智诈权谋回应他。

这说明苏辙是正面来理解老子反对智诈之术的。但为何在这里，却说学习老子的人，可能会成为祸乱天下的人呢？

原因就在于：苏辙将老子所说的“圣智”分解为两种，一种是真正的圣智，那是不应该绝弃的，还有一种是世人自以为是的“圣智”，即“机巧智诈之术”。

其实老子所要绝弃的就是“圣智”，无论圣人之智还是世人之智！

老子反对权谋智诈之术，因此要“绝圣弃智”。苏辙不忍心伤害“圣智、仁义”，又要解通老子思想，没办法，因此解释说：“非圣智不足以知道，使圣智为天下……而民始不胜其害矣。”

他认为只有圣智可以明“道”，只有“圣智”才可以实行“道治”，民众也才不会有伤害。

苏辙将“圣智分解为“圣人之智”与“世人之智”，世人之智是“圣智之末”，老子要绝弃的“世人之智”，如此则巧妙地避开了老子对“圣智”的否定，使老子的革命性荡然无存。

对于“仁义”，老子也同样要“绝弃”，只有绝弃仁义，民众才会去文饰而归之于淳朴而自然孝慈。但苏辙的注解是：“及其衰也，窃仁义之名以要利于世，于是子有违父，而父有虐子，此则仁义之迹为之也。”

苏辙认为老子批评的不是真“仁义”，而是“窃仁义之名”的假仁假义。

但在老子的“道治思想”里，“道德仁义礼”是由上而下，有根而末渐次下滑的，只要回根归本，自然花繁叶茂，人们自然孝慈。

即便是明代高僧憨山德清也都能遵循老子原意，他说：“此即庄子所谓虎狼仁也。意谓虎狼亦有天性之孝慈，不待教而后能。况其人为物之灵乎。”

同时，《道德经》里的圣人，是老子塑造的为道者，是道的化身，没有神圣化色彩，并且他总是跟“无为”联系在一起的，他反对“以智治邦”，因为那是“邦之贼”“民之害”。

而与“仁义礼智信”联系在一起的，一定涉及文饰情欲之学，智诈权谋之术，那是要“损之又损”，“绝而弃之”的。所以很清楚，老子要否定的是世俗文化中的神圣崇拜和天授神权。

苏辙认为圣人也很无奈：“全於此，必略於彼矣”。

其实不是圣人无奈，而是苏辙自己的无奈，老子虽然讲“天道”，但老子论道的最终落脚点全在于社会实践的“圣人之治”。要不然，老子论道岂不成了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