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认为老子的“道”就是形而上的“道路”

罗素是世界通哲，他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哲学、数学、历史学、文学、逻辑学的学科上，他还是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诺奖获得者，他对中国道家文化情有独钟，在他年轻时候的成名作《自由之路》的扉页上就标注着老子的名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他认为，老子是中国最早的圣人，他在《中国问题》地十一章说：“在我看来，老子的哲学思想远比孔子的学说有意趣。老子认为，万物都要顺遂自然，各守其道。”

罗素对“道”的理解就是“道路”，但它不是脚的的道路，而是形而上学的道路，并且“带有神秘色彩，类似于《圣经·约翰福音》中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老子的“道”是不是相当于我们脚下的“道路”呢？的确如此，比喻而已。西哲们通常都把老子之道理解为“道路”，比如黑格尔的同学，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谢林说：“道不是人们以前翻译的理，道是门”。

海德格尔在《语言的本质》中说：“老子的‘道’能解释为一种深刻意义上的‘道路’，即‘开出新的道路’，它的含义要比西方人讲的‘理’、‘精神’、‘意义’等更原本。”

当然，老子之道不仅有表达宇宙万物来处和归宿之意，还有用“玄”来表达它的杳冥不可得而知之，用“母、婴”来表达它的“生养，自然”，用“一”来表达它的极大与极小，等等，正如王弼所言：“各有其义，未尽其极者也。”

这些理解都是基于老子道论的基本思想而定的。

罗素说：我认为，老子的看法是，人因合“道”而生，因背“道”而死。如果我们都能体任自然，返朴归真，我们应该能“没身不殆”，就像天上的星辰。道教方术只是东汉时期从道家学说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旁支，它跟道家既有紧密联系，又不能混为一谈。

孔子教会中国人知“礼”，老子教会人知“道”

罗素是自由主义倡导者，因此对道家的自然主义特别推崇，他说，老子与他的弟子弟子庄子都倡导自由这一哲学思想。他们都思考了政事之恶，以及种种背离自然之举。与“古之真人”的恬静泰然相对比，他们抨击现代生活匆忙慌乱。

他把孔子的“礼”与老子的“道”相比较说：孔子的礼教会中国人知礼，“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整个中华民族知礼懂礼”，他们甚至“带着十分端重的态度对待白人的凶残暴戾、傲慢无礼”。

道家教会人们遵守天道而行，如此，这个世界就会和谐、自然，不会有纷争。老庄“两位圣人富于幽默感，内敛谦和”，这就是中国人的特点，这个特点“从今日中国饱学而又有修养之人的谈话中听出来”，“饱学之士不露声色巧妙幽默……脱俗不凡”。

他们的谈吐，礼节上是儒家的，精神内核上受到庄子的更多些，尽管他们只知道孔子，不一定知道庄子。

老子的“自然”就是行为主体不被强力制约的井然有序和谐状态

罗素理想的人类文明就是老子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加上“我无事，而民自富”，就是：自由、民主、和谐、富足。这一思想从早年写在《自由之路》扉页，到后来的《中国问题》，一直都是他强调的重点内容。

他说：这一思想是以抑制自我与调和的精神为核心，这一中国文明的传统思潮和睿智，不只是老子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同时也将救赎西方文明，因为西方文明已经感染上了“信仰进步”和“产业主义”的病毒。

罗素是将老子的“自然”，当作“自由”来理解的，因为老子的“自然”是行为主体不受外部力量强行干预下的自然自在的本然状态。不仅罗素，中外众多学者都是这么理解的。

比如：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等人的“自由放任”，都是直接把老子的“自然”翻译成“自由”或“自由放任”，而美国中国经济问题专家邓正莱 指出：“中国的前程，在于通过信奉和拓展老子的天道思想而回到本国的自由传统。《道德经》就是中国的自由宪章。”

很多学者也直接把“道法自然”、“为辅不为主”等理解为“民主”，把老子理解为中国科学的启蒙者。比如《中国科技史》作者，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说：道家思想“是科学的、民主的，并且在政治上是革命的”，“它是后来产生的中国一切科学技术思想的基础”。

严复说：“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君主之利器，其惟儒术乎！”

因此，罗素理解的“自然”就是道辅万物而不干涉，因此万物能各得其所，这个世界就会和谐而没有纷争。

“不受约束的权力”是“现代世界不幸的根源”

罗素主张“自由”，反对权力对公民自由的侵夺，他认为“权力是一种势在必行的‘恶’”，应该被限制，他把“权力不受约束”看作是“现代世界不幸的根源”。因此，他推崇老子的“道法自然”，要让权力受到制约，使它“没有占有的生产、没有自我主张的行为、没有被支配的发展（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他说：“我认为西方人必须像中国人那样”，对“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句话深思玩味，从中体会到人生目的所在。

“而且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人的人生目的跟多数白人为自己设计的目标迥然不同”，在西方，“有”、“恃”、“宰”既是白人国家也是白人个体汲汲以求的目标，还让尼采立为哲学。

尼采的“强力意志”和“超人哲学”否定天国和上帝，将战争、征服、掠夺、杀戮和统治，称为“强者的逻辑”，认为这才是“现代文明”的真正实质，他的理论催生了“好战文化”，成为德国法西斯政党的理论武器。

罗素认为：“老子想让我们摈弃的三种东西之一是‘有’。一般中国人当然很重‘有’……中国政 治腐败，中国权 贵攫取金钱的手段令人不齿。”

“但就另两种恶‘恃’和‘宰’而言，我注意到中国实践肯定要比我们西方高明”，“如果中国人愿意，中国会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他们只求自由，不愿主宰”。

罗素还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品质很可贵，那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做到“善思与清静”，他说：“虽然中国战乱频仍，但中国人天然有这样一种观念——‘思’和‘静’，他们善于思考体悟，他们‘无为’静观。”

罗素对中国满怀期待：中国未来30年可超越西方

这些都是罗素对“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引发的思考。他满怀期望寄语中国青年：中国人聪慧颖悟，才思敏捷，如果中国人有能力自卫而不去征服异族，能开创一种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人一定能给“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带来全新的希望。

“我愿以此来唤起中国新青年，因为这一希望并非遥不可及，正因为这一希望是能够实现的，所以中国人应该受到所有热爱人类的人们的极高崇敬。

我绝不怀疑，如果中国zz稳定、资金充裕，将在未来30年间取得卓越科学成就。中国很可能会超过西方。因为中国人对科学知识怀着一腔新热望，有壮怀才情造就一轮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