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尧

奶奶坐着花轿从女庙巷到两千米之外的爷爷家。我不知道奶奶当年是什么发型，在我的印象中，奶奶的头发从来都一丝不苟，梳着一个髻。奶奶出嫁一定是大排场，随她去爷爷家的还有一个丫鬟。我后来在电影和电视里看到这样的场景，就想到我奶奶。大陆演员扮演大户人家的祖母无论神形常常不及台湾的一些演员，这可能与家庭背景有关。我在镇上读高中时，走过无数遍奶奶坐花轿的这条路，偶尔也有奶奶同辈的人喊住我说：你是闻二小姐的孙子？我是闻二小姐的孙子。在爷爷家那条巷子，有人会指着我说：这是二少爷的孙子。我爷爷排行老二。

我读初中时，奶奶的妈妈，我爸爸的外婆，我的婆太太还健在。我偶尔跟奶奶去镇上看她，她会从袖子里掏出一毛钱，让我肚子饿了去买烧饼。我一直记得婆太太的眼神，没有奶奶的眼神那样自信，她的脸上留下了从繁华到衰败的痕迹。苍老的婆太太活到近九十岁，在我有限的接触中，我从未听她说过闻家当年的境况。她不叫我的名字，见到我会说峥鸿的儿子来了。峥鸿是我爸爸的名字。如果我的舅爹、舅奶奶在家，我进门以后，依次恭敬地称婆太太、舅爹、舅奶奶。舅爹和舅奶奶都是老师，舅爹教中学语文，舅奶奶教小学算数。舅爹是我在青少年时期见到的读书最多的人。舅爹知道我喜欢读书，但我们两人无法交流。舅爹背《古文观止》，我读小说，偷偷看了《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和《红旗谱》等。我在客厅站着，舅爹、舅奶奶和我的谈话像老师给学生上课一样。

在婆太太家的大客厅里，我特别紧张，周遭所有的物件都散发着我在《苦菜花》《家》中读到的那些大户人家的气息。后来知道成语“如芒在背”，我就想到我在婆太太家客厅的感觉。其实，我非常尊敬我的舅爹和舅奶奶。我随奶奶出门后，奶奶会说：他们就是讲斯文。奶奶和她弟弟长得很像，关系可能一般，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姐弟亲近过。舅爹在一个大队小学教书时，我们家修房子，爸爸写了一封信让我去舅爹那里借钱。舅爹留我吃午餐，扁豆烧肉。饭后舅爹写了一封信让我带回，没有提钱的事。我在路上急切打开信封，信里有“入不敷出”四个字。我一直记得舅爹的午餐，在那样的日子里，舅爹留我吃午餐而且有红烧肉，已经是深情厚谊了。多少年后，我路过那个村庄，想起秋天的那个中午，舅爹从危楼的楼梯送我下来的情景。我奶奶去世时，舅爹没有送我奶奶，他当时也重病在身，但我一直无法理解他为什么没有能够撑着病体和他的姐姐做最后的告别。

婆太太家的这条巷子，原来叫女庙巷，后改称井巷，但奶奶习惯叫它女庙巷。一口古井居中，巷子两侧是粉墙黛瓦。井巷的房子似乎都特别高大宽敞，可以想象当年这条巷子的富贵景象。奶奶就是在巷子里裹脚又放脚的，这位“闻记棉线店”的二小姐，把往昔繁华的生活和她在女庙里听来的故事都梳进她的发髻里。即使在最潦倒的日子里，奶奶在乡下依旧保持着镇上大家闺秀的风采。我奶奶在她晚年经常向我讲述的我们那个大家族的故事，早已离我和我的两个弟弟远去，我们像听别人家的故事一样。在村上我家不大不小的天井里，总是放着两只荷花缸。奶奶说从前镇上老屋天井里的两只荷花缸比现在的大多了，我爸爸的印象中也是这样，祖辈给我最诗性的记忆就是缸里的荷叶。

在奶奶的叙述中，我陆续知道闻家的历史和一些规矩：在镇上和县城有几家棉线店；三个舅爹都是读书人；中秋节的月饼从大到小放在盘子里；奶奶和她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姨奶奶，有空时就去书场听书（姨奶奶跟我说她很少去，奶奶去得多）；家里人不到齐了，不好开饭；吃饭不能有声音，筷子只能伸到菜盘子靠近自己的这一边；吃好了要对长辈说慢慢吃，不能起身就走，起身时要说“您坐稳了”；早上起来要向长辈请安；做生意要老少无欺；亲友往来不能嫌贫爱富。这些历史和规矩后来都渗透在我家的日常生活中，我有一段时间比较习惯繁文缛节，与我们家族的传统有关。

爷爷家所在的两千米之外的那条巷子依水而建，很像我们熟悉的周庄，爷爷的家在这条巷子里，有好几进房子，比奶奶的娘家还要阔绰。爷爷的规矩和奶奶娘家是一样的，那是镇上大户人家通行的礼数。数百年来，这些规矩成为小镇文明的面貌之一。我的曾祖父也是经商的，开油店。我喊曾祖父老爹。我爸爸说，附近的几个镇吃的都是老爹家的食油。我妈妈见过老爹，在我出生的第二年，老人家去世了。我一直没有问我的爸爸妈妈，老爹有没有见过我。我看到老爹的照片，一脸的严肃甚至刻板。但所有熟悉曾祖父的人都说到他的宽厚仁爱，曾祖父从来都答应顾客赊账，一直到他破产都没有收回欠债。我对祖屋的最初印象非常阴冷，曾祖父去世后没有安葬，灵柩停放在家里。我从记事开始，就很怕去镇上的祖屋，进去后就要到停放祖父灵柩的屋子里磕头。头磕好了，再向曾祖母请安，我喊曾祖母“老太”。我看不出老太是爷爷的后妈，爷爷奶奶对她行礼如仪。那时粮食特别紧，新米出来后，我爸爸妈妈总是到镇上给老太送新米。

我直到读初一后才知道，我所见到的老太是我老爹的填房。那一年春节，我的几位姑奶奶都到我们家了，在她们的言谈中，我听到她们对老太的一些非议。我想没有女儿会这样议论妈妈，这才知道老太的身份。当时我觉得自己很愚蠢，从爷爷和几个姑奶奶的年龄，我应该能够算出他们和老太的关系。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对老太的尊敬，让我失去了判断力。我的两个姑奶奶，和我的奶奶一样，头发一丝不苟，衣服整整齐齐。我觉得大姑奶奶特别像我的老爹，不苟言笑。二姑奶奶则端庄中带着微笑，露出洁白的牙齿。二姑奶奶家的圣堂村离我们十里路，我不常去。有次到圣堂，二姑奶奶看到我了，拉我去她家，用铁锅做鸡蛋饼，她用稻草烧火，慢慢把蛋饼烤脆。二姑奶奶说，你要好好念书，王家就靠你了。我的大爷一家在解放前就去了泰州，和我们这边几乎不往来。这边的两个姑奶奶几乎把我看成是中兴家族的希望。两年后的1975年，我初中升高中，突然要通过考试升学，考点就在圣堂村。中午在二姑奶奶家吃饭，我的表伯问我上午作文是什么题目，我告诉这位小学校长：读书务农，无上光荣。

婆太太家和老爹家的产业在国共内战期间破产。我的爷爷奶奶带着我爸爸和两个姑姑到了乡下，两个姑奶奶则在相邻的一个村子里。他们都成了难民。从镇上到乡下，那几年一定是异常煎熬。我的大姑姑过继给了我的姨奶奶，她留在镇上，二姑姑出嫁回到镇上。小姑姑在乡下长大，成了和大寨大队铁姑娘一样的农村青年。我们的家族中真正被乡村改变的就是小姑姑一人，最终小姑姑也嫁到了镇上。这好像是命定的秩序，她们都回到了曾经的繁华梦中。但今非昔比，无论如何家道衰落了。她们都带着旧的记忆开始新的生活。或许是因为我的爷爷有专长，到乡村不久，他就被政府安排到另一个乡的粮管所，发挥他的专长了。我的奶奶差不多是三分之一时间在爷爷那里，三分之一时间在村上，还有三分之一时间则是到镇上和我的几个姑姑一起住。我会在假期中到爷爷那里住几天，爷爷非常严格，管理粮食仓库就像管理自己家的一样。粮仓里有成堆成堆的北方的山芋干，即使不煮熟也可以吃。爷爷看到我盯着山芋干的眼神，便说：你一块也不能拿。我回去时，奶奶总是送我到很远很远的路口，我走了很远回头时，奶奶还站在那里。我易于伤感，或许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中养成的。有一次，奶奶很生气，说她送我时，我头也不回就走了。我想了想，我是回头向奶奶致意的，但回头的次数可能比以前少了。我在长大，我消失在行走的人群中，奶奶的眼睛也老花了，她可能看不出我的背影了。

我一直对奶奶经常去姑姑家很不开心，特别是农忙时，家里需要有个人烧饭什么的。但奶奶总是长时间住在镇上。现在想起来，我可能缺少对奶奶的理解，她不是住在姑姑家，她是回到她的过去。奶奶到乡下几十年，但她总是生活在女庙巷里。我凝神看着奶奶一丝不苟地梳髻，她一板一眼的动作，仿佛是一种程式，她对往昔生活的记忆化为对现时生活的规范。少年的我常常纳闷，这么多年过去了，奶奶仍旧是当年的闻二小姐。每次回到镇上，我便进入奶奶规范的生活秩序之中，无论是在老街还是在井巷，我遇到的人都是我的长辈。直到有一天，奶奶熟悉的一个尼姑从乡下跑到女庙巷沉井身亡，这个和奶奶年龄相仿的尼姑的死让这口明末的水井废弃了。我这才找到了不去井巷的理由，我从小就怕鬼，很久以前，我就庆幸我们这个家族在解放前夕的衰落，那个旧式家庭尚未完全消失的轮廓让我后来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富家子弟会投奔解放区。

我们村上的宣传队演出京剧《智取威虎山》时，正值百年未遇的大水，田里所有的麦子都淹没了，麦穗再也没有抬起头。插秧以后，宣传队开始排练，我爸爸被挑选扮演杨子荣。爸爸觉得自己不合适，很多年没有演戏了，但宣传队长说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杨子荣打虎上山那场戏需要穿皮毛大衣，我们村上没有一家人有这样的衣服。还是奶奶想起，老爹以前有的，可能在六爷爷那里（我爷爷同父异母的弟弟）。谁去问六爷爷借？奶奶主动说她和我一起去。听说是演样板戏用，六爷爷很爽快地答应，从箱子里找出来了。出门时，奶奶说，我去女庙巷，你去不去？我说不去。奶奶一个人独自去了。

我抱着皮大衣坐在大会堂门前的台阶上，大衣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我把它贴在脸上，已经嗅不到老爹的气息，但阳光照耀下的皮毛大衣还是呈现了往昔家族的小康气象。中午过后的阳光终于有些暖意，但水泥台阶依然冰凉。我走下台阶，荡回石板街。我穿起了老爹的皮毛大衣，再脱下。这个街上没有人认识我，那几个和奶奶打招呼的老人，当年或许也就是在我这个年纪看到我老爹穿着这件皮毛大衣从这条街上走过。他们早就没有理由想我老爹了。即使是我这个曾孙，也正在逐渐失去对祖先的记忆。我记不清我第一次走进时堰镇祖居的时间，在我模糊的记忆中，它留给我的感觉如同我走进生产队场头下的地道，潮湿、阴冷，让人透不过气来。我无法想象我的曾祖父就在这里有滋有味地过着他的油店老板生活。在我祖居的隔壁，就是著名地理学家许先生的故居，那栋房子现在已经成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了我的母校中学挂牌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也一样的潮湿和阴冷。我猜想，那位比我祖父还高出一辈的许先生，他最终成为一名水利学家，或许与他想告别这里的潮湿和阴冷有关。

奶奶去女庙做什么？她在回村庄的路上说，她去给那个投井的尼姑烧纸了。奶奶不仅是去悼念她少女时的朋友，可能也是凭吊自己的过去。奶奶走路很慢，她的身上驮着她的女庙巷和这个小镇。在村上居住的日子里，我们兄弟仨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是按照多年的规训到奶奶的房间喊奶奶早。爷爷退休后，我们早上起来喊爷爷早、奶奶早。奶奶有一只箱子，我从没有见她打开过。有一天，我偶然看到她打开了，就很好奇地凑上去，奶奶已经来不及盖上了。箱子里有上海三四十年代的香烟广告，广告上一个妙龄女郎优雅地抽着香烟。那是我第一次遇见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好像还有胭脂什么的。我很好奇，封建的奶奶怎么会藏有这些东西。

很长一段时间，我总觉得奶奶把旧社会的东西带到了乡下，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奶奶其实也在延续一种和乡村生活格格不入的文明或者是一种生活秩序。奶奶一辈子都生活在她的旧时代，她从来没有走出那个小镇。我感觉到的那种差异，其实是一个时代残存的瘢痕。对我这样的一个乡村少年来说，小镇就是我的文明背景，那里有着和在乡村不一样的生活，尽管只有十几里的距离。其实也不只是我，我的长辈们大致也是这样的，小镇就是一个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城市或者都市离我们太远，那些地方给我的感觉是一个人在麦田里拣麦穗时，突然有飞机从上空掠过，转眼即逝。而小镇不同，小镇就像你的一个远房亲戚，它虽然和你可能只是点头之交，但不管怎么说，你能够从心里的谱系中找到自己与它的关系。在我们这些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小镇刺激了我们所有的欲望，包括繁华、权力、身份，和女人。做文学的人，做社会学的人，常常说到城乡冲突，其实疏忽了在城乡之间还有另外一个地带，小镇。但恰恰也是这样的小镇，甚至连弹丸之地一词都不足形容的小镇，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粒麦子那样大的小镇，却可以彻底摧毁你的内心，让你在十里之外面对它时，产生自卑和耻辱感。我们那个村，距离小镇差不多只有十里，但这十里路如同天堑，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镇上的人到村上去说是“下乡”，村上的人到镇上去，人家说你“上来了”。我现在回去，倘若开车，只要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小镇了，但在当年，这条路在心里却是千里迢迢、望不见尽头的。

我在奶奶的小镇读完了高中，也把石板街留在我的记忆中。即便在另外一条石板街上走过，我也会想到镇上的那条石板街。我不知道是我自己还是石板街，如同幽灵一般。2004年的冬天，我在苏州甪直老街游逛时告诉同伴，我仿佛行走在老家那条石板街上。我在来苏州读书前就知道，我们那个镇上的许多人家是从苏州阊门流落到那儿的。

奶奶是在镇上病危的，她坚决不肯回到村上寿终正寝。我从苏州赶回，到了老屋，奶奶已经处于弥留之际。我拉着她的手，我从她的嘴唇里听出她在喊我的名字，然后，她闭上了眼睛。这是1985年10月的一个傍晚，奶奶在镇上去世了。在镇上安葬好奶奶，我回到了村上。我在村前的那个水码头驻足良久，很多年后我开始写作一部至今未完成的小说，小说开头是：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底下。当年，爷爷奶奶带着他们的儿女坐船从镇上到乡下，就是从这码头上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