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出使西域归来的张骞在给汉武帝讲述西域见闻时，特别提到一件让他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事：

“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

大夏国，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和土库曼斯坦东南一带，这里不仅距离汉朝首都长安有上万里的路程，而且中途有着匈奴阻隔，但张骞却在这里见到了来自蜀地的邛竹杖、蜀布，并且被告知这两样东西是从身毒国（古印度）传过来的。

这表明，在张骞试图开拓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之前，华夏大地就已经存在一条由蜀地通往古印度的西南对外交流通道，这便是后人所熟知的“蜀身毒道”。

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广汉发现了著名的三星堆遗址1号、2号器物坑，其中发现的大量海贝尤为引人关注。经检测，三星堆出土的海贝中有一种环纹货贝，特点为中间有齿形沟槽，是印度洋深海水域的特有贝类。

这说明，至迟在距今3600年左右的三星堆文明时期，蜀地就已经与古印度文明开展了往来。不仅如此，2020年以来三星堆新发现的6个器物坑中，发现了大量的象牙以及一尊铜兽首冠人像，三星堆文化纹饰研究课题组专家认为，铜立人冠帽冠筒形的嘴部呈扁圆形，可能插入的是一对象牙，该冠应该是一件以象头为原形的象头冠。

由于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物描绘的是典型的祭祀场景，这也就意味着在多神崇拜的三星堆古国中，象神（或者叫象头神）也是被祭祀的对象之一。

而纵观整个世界文明，除了三星堆文明外，另一个崇拜象头神的地方便是古印度。

事实上，三星堆文明所呈现出的复杂多元已是不争的事实。三星堆发现的仿造自殷商文明的青铜尊和罍以及直接来自二里头文明的牙璋，都证明三星堆与中原文明存在着深度互动。

并且，这种互动绝非只是贸易往来这么简单，因为单纯的贸易，并不会让三星堆人把尊、罍、牙璋这些带有特殊含义的礼器上升到宗教信仰层面。

有意思的是，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在对殷商以及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进行矿料来源检测后发现，三星堆青铜器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墓普遍使用了高放射性成因铅铅料，而郑州商城、垣曲商城、殷墟等地发现的青铜器，则采用了高放射性成因铅铅料和正常铅料两种，其中：高放射性成因铅最有可能来自云南四川交界的矿床。

在三星堆文明消亡后，中原地区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青铜器也随之消失了。这意味着，三星堆古国是一处大型“国际”贸易中转地，既能吸纳来自古印度的海贝，也能控扼输往殷商王朝的铜矿。

正是由于处在特殊的中外交汇点上，导致三星堆文明呈现出多元性和融合性，出现了一些中原文明罕见的元素，比如神庙、黄金面具、黄金权杖、太阳轮以及上文提到的象头冠。

所以，三星堆文明出现来自古印度甚至古埃及文明的诸多元素，也就不难理解了。

《史记》和《华阳国志》都将养蚕缫丝的源头指向了蜀地，印度一部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政事论》一书曾提到Cina（梵文，指代中国）生产成捆的丝，这些丝是虫子生的。而由丝制成的衣服非常华美贵重。

所以，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身毒商人不远万里冒险翻越横断山区贩运蜀布完全可以理解。但除了蜀布外，另一种被身毒商人贩运的邛竹杖又是什么呢？邛竹杖，是产自蜀地越嶲郡（即今四川西昌）的一种竹子做成的手杖，最典型的特征是节大。

要知道，印度和缅甸本身就盛产竹子。古印度商人为什么要历经艰险，从蜀地贩运只不过是竹子做成的手仗呢？大夏人又为什么愿意翻越平均海拔5000米的兴都库什山脉，从身毒人手中购买产自蜀地的邛竹杖呢？

三星堆1号坑曾出土过一根金仗，自出土以来，很多人将其视为三星堆域外文明因素的主要证据之一，因为纵观华夏其他文明遗址，都未曾见过类似器物。

然而，根据考古报告，这根金杖杖中发现了残留的杖木痕迹，换言之，金杖内包括了某种植物，而金杖外又发现有疑似“节”一样的结构，外表饰有人首和两组一箭贯鱼鸟的图像，该图像与陕西宝鸡西周时期弓鱼国（也叫鱼国）墓地出土文物图案一致。

所以，三星堆出土的这根金杖，很难解释为完全的外来物。

这种推测并非毫无根据。三星堆文明虽然同时吸收了中外两种文化因素，但却在加以改造后，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世界。

比如，三星堆青铜器制作时采用了与中原青铜器相同的“泥模块铸法”铸造法，而不是西方流行的“失腊法”。但三星堆铸造的青铜器外形却是凸目、怪异，而且格外喜欢将人、兽不同类型的器物分铸后再堆叠托举，与中原大不同。

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树，分树座、树干、三层树枝及9只鸟和1条龙，树干部分外形类似竹子并且间隔有节。

可见，在三星堆人的精神世界里，巫师头戴各种兽型冠帽，就意味着这位巫师成为某位神的化身，并且可以通过高耸入云的神树，与天神进行沟通。

如果神树的主体躯干就是蜀地特有的邛竹的话，那么邛竹制成的手杖就多了一层宗教或信仰方面的功能，这也合理的解释了为何大夏要不远万里从身毒购买产自中国的竹仗。

事实上，权杖最早起源并广泛使用于近东地区，后随着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入主南亚次大陆，权杖文化也从古印度传播到了三星堆文化中。

不同的是，权杖在包括古埃及和古印度在内的地区，所代表的都是典型的世俗权力。古埃及国王以权杖来代表自己的生杀大权；而雅利安人则以权杖来维系种姓制度，等级越高，所持之杖就越高。

但到了三星堆，三星堆人将西来的权杖文化与蜀地土生土长的竹神信仰进行了融合改造，赋予其特殊的神异性，并反向文化输出到了南亚和中亚地区。

《华阳国志》还特别记载了蜀地这种特有的竹神崇拜：“有竹王者，兴于遯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人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

显然，张骞在大夏见到的竹杖，是被当作神圣之物来对待的，背后的原因，正是三星堆文明所形成的崇竹文化对中亚地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