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1909年9月28日——1984年4月19日）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是江西省永新县人。贺子珍的父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将来找个好人家嫁出去就是了。贺焕文不让贺子珍和妹妹贺怡上书桌学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也冲进了永新县城，贺子珍的父母同意她入学。于是，贺子珍同妹妹一起，插班进了福音堂小学的女部。
民国十四年（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盘踞永新的军阀禁止悼念孙先生。贺子珍冒着被开除的危险，带领女校学生冲破校方阻挠，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追悼大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民国十五年（1926年），从永新女子学校毕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在北伐军开进永新县后，加入国民党，任县党部委员、县妇女部长，同时担任共青团永新县委副书记。在永新县，她带头剪发，鼓励妇女放脚，积极宣传、推动妇女解放。
民国十七年（1928年），贺子珍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6月，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是毛泽东第三任妻子。因为第一位妻子属于包办婚姻。所以，毛泽东自己只承认了后三位，她们分别是杨开慧同志、贺子珍同志和江青。在长征时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4月23日，在奔袭云南途中，贺子珍所在的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袭击。为保护担架上的钟赤兵，贺子珍扑在了钟赤兵的身上，挡住了飞来的弹片。钟赤兵没有再受伤，而贺子珍伤痕累累，医生在其头部、上身、四肢共发现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由于医疗条件有限，脑颅里仍有几块弹片未能取出。10月，贺子珍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来到保安县。在那里，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女儿李敏，乳名娇娇。后来又到延安。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深秋，与毛泽东赌气离开延安的贺子珍来到西安，因为淞沪会战爆发的缘故，本想前往上海的她决定直奔苏联，面对毛泽民妻子钱希均的苦劝，她的态度依旧果决：“生孩子生怕了，我要去治病，取弹片，做绝育手术，好好学习。我一定要走，治治他！”
贺子珍口中的“他”就是毛泽东，当时的两人闹得很僵，可夫妻情分依旧深厚，她如此坚定选择去往苏联的本意不过是休整、学习两年，想要好好疗伤也是真的。不成想，自己即将面对的是长达10年的异乡生活，还有那离她远去的婚姻。
贺桂圆
晚年回忆中，贺子珍评价昔日的苏联生活甚至比长征还要苦上许多，她还曾被关进疯人院整整2年，与自己先前预想的完全不同，而这恰恰是她悲情人生的开始。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抵达莫斯科之后，她便进入东方大学深造，那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当时专门为培养亚洲地区革命者开设的，本应安心疗养的她并不愿意错过这宝贵的学习机会。
在接受身体检查后发现，贺子珍身上居然有20处伤痕是因为炸弹弹片造成的，多达20多枚弹片已经与肉长在了一起，根本无法手术取出，难以想象，多年来她遭受着多么严重的病痛折磨。
此外，离开延安时，她已经怀有身孕，多年来不断地怀孕、生育已经让她感到身心俱疲，可她内心还是极为喜爱孩子的，同在苏联的毛岸英和毛岸青也都得到了这位贺妈妈的照顾，每逢周末，贺子珍都会前去看望两个孩子。
来到莫斯科第4个月，儿子廖瓦出生了，给了贺子珍不小的慰藉，母子俩在一位苏联老太太的热心照顾下坐完了月子，满月之后，她立即返回东方大学继续深造，可就是这个选择让襁褓中的小廖瓦没能得到良好的照顾，最终因肺炎不幸夭折。
贺桂圆
虽说这不是她丧失的第一个孩子，却依旧心如刀绞，一个凄凉的深夜，她默默地将孩子埋在了校园中一个荒凉僻静的角落，之后好多个夜里，她都失魂落魄地伫立在坟前默默流泪，往日神采不再，好在，毛岸英兄弟俩给了她不小的安慰，可磨难到此远没有结束。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底，毛泽东再婚的消息传到了苏联，还未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的贺子珍再度遭受失夫之痛，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得知幼子噩耗，由此，他决定将4岁的女儿李敏送到贺子珍身边聊以慰藉。
从那之后，贺子珍边学习边照顾着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母子四人在异国他乡度过了短暂的平静时光。
民国三十年（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贺子珍和她心爱的孩子们也陷入了灾难深渊之中，4人跟随国际儿童医院退守到了距离莫斯科几百公里的小城市伊万诺夫城，受到战争影响，当地食品供应变得极度匮乏，只能压缩所有人的食品供应。
当时，成人每天的主食供应仅有300克，少年500克，幼儿700克，一日三餐简单至极，就连5岁的李敏都难以吃饱，更何况已经十八九岁的毛岸英兄弟俩。
为了支援前线作战，贺子珍每天承担着织1件毛衣、3双袜子的任务，还要挤出时间开荒种蔬菜，又从自己和李敏的口粮中尽量节省，只为保证每一位孩子的基本营养，3个孩子的乐观精神深深感染着她，苦中作乐的时光也有着难得的温馨。
毛永福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苏德战争进入最残酷阶段，毛岸英也开始自己的戎马征程，先是进入军事学院深造，又在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参加对德大反攻，直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回国，毛岸青也在此期间考入莫斯科东方文化大学。
由此，贺子珍的身边仅剩李敏这位女儿，因为李敏住在儿童院的缘故，母女俩只能在节假日相聚，这一次，小廖瓦的悲剧差一点又在李敏这里重演，也因此让贺子珍陷入了更深的磨难之中。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初，儿童院流感泛滥，李敏也不慎感染，等到院方通知贺子珍前去探视时，小姑娘已经被推进太平间副室，整个人危在旦夕，顾不上悲伤的贺子珍毅然要求将女儿带走：“孩子我带走，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出了事和你们没有关系……”
好在，这份深沉的母爱最终感动了上天，李敏在母亲的照顾下逐渐康复，偏偏儿童院又在此后强行要求贺子珍将女儿送回儿童院，双方因此发生争执。“你呆在这里不想干活，难道还要我们再养活你们这些懒虫……当心我把你送进疯人病院！”“你是在胡说，我有双手，我是在靠自己劳动来养活自己，靠我自己的劳动，你懂吗……”
身处他乡，贺子珍孤身一人被诬陷为疯子、精神病，可她决不允许任何人侮辱自己的人格还有她深爱的祖国，没成想，那一次争吵之后，她居然真的被强行送进了疯人院。
贺桂圆
在那里，她起初反复向院方抗议自己神志健康，偏偏对方也因此不断给她加大用药剂量，无奈之下，她只能佯装被“驯服”，每次暗中将药丢入厕所，这才被渐渐放松监视。
2年的不正常生活，对于身心反复遭受重创的贺子珍又是一次不小的打击，最重要的是，她最牵挂的李敏孤身一人生活在儿童院，这一点对于身为母亲的贺子珍而言才是最痛苦的折磨。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春，蔡畅、王稼祥、朱仲丽去往苏联之际，受毛泽东所托寻找贺子珍下落，在遭受苏方层层阻挠之下，蔡畅和王稼祥夫妻俩终于找到了贺子珍。
“你今后打算怎么办？”“我要回到祖国去！”没有对过往的抱怨，也没有对故人的指责，历经磨难的贺子珍，最大的渴望依旧是为家国大义付出所有，那年秋天，她终于带着毛岸青和李敏重回故土，结束了自己长达10年的艰辛苏联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