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流放囚犯，来回几千里路，为何衙役们还要抢着去押送？
世人皆知古代流放是一种极其残酷的刑罚，动辄就要押解犯人跋山涉水数千里。在那个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年代，这样的差事可谓是苦差事中的苦差事。可有趣的是，在各个朝代的史料记载中，承担押解任务的衙役们不但不觉得辛苦，反而还要争着抢着去做这份差事。
更令人不解的是，不少衙役还特别热衷于押送女囚，即便知道路途遥远，风餐露宿，依然趋之若鹜。这到底是为何？难道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衙役们还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不成？
让我们跟随历史的脚步，揭开这个看似矛盾的历史谜团......
一、衙役的日常生活
说起衙役的日常生活，不得不提明朝嘉靖年间的一位衙役张三。据《嘉靖府志》记载，张三每日寅时（凌晨三点到五点）就要起床，匆匆吃过一碗稀粥便赶往衙门。天还未亮，他就得站在衙门口，等待开门时刻的到来。
这样的生活，在古代衙役中极为普遍。明清时期的衙役们，不仅要承担巡逻、看守、传递公文等繁重工作，还要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清稗类钞》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有个衙役因为打了个盹被上司发现，直接被罚俸禄一个月，还要负责值守三个月的夜班。
衙役的工资在古代可以说是微薄得可怜。以明朝为例，一般衙役每月的俸银不过二两，这点钱连一家人的口粮都难以维持。《明实录》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真实案例：崇祯年间，苏州府一名叫王五的衙役，因为养活不了一家老小，不得不让妻子出去帮人浆洗衣物来贴补家用。
更令人头痛的是，衙役们还要承受来自各方的气。上有官员呵斥，下有百姓白眼。《百官志》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位知府大人因为一个衙役传递公文时弄皱了纸张的边角，直接命人将其按倒，重打二十板子。
不仅如此，衙役们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规矩。据《清代吏治档案》记载，乾隆年间的衙役必须谨记＂二十四条衙规＂。比如＂不得无故入私宅＂、＂不得与商贾勾结＂、＂不得擅自离岗＂等等。违反任何一条，都要受到严惩。
钱少事多责任重，这就是古代衙役们的真实写照。《江南府志》中就记载了一个典型案例：嘉庆年间的常州府，一个叫李四的衙役因为没能及时送达一份重要公文，不仅被革职查办，还被打入大牢关押了半年之久。
每逢重大节日，衙役们还要加班加点。据《燕京岁时记》记载，每到年关，衙役们要提前半个月开始准备，打扫衙门、布置场地、准备祭祀用品。等到正月里，他们还要轮流值守，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
二、押解任务的＂意外之喜＂
正是在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下，押解任务反而成了衙役们眼中的＂香饽饽＂。清朝乾隆年间的一份《刑部档案》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案例：江苏常州府有两名衙役为了争夺一个押解任务，竟在衙门外大打出手，最终闹到了知府大人面前。
押解犯人的差事为何如此抢手？从史料记载来看，这与押解路上的诸多＂便利＂不无关系。根据《清代驿站志》的记载，押解人员在途经各个驿站时都能享受特殊待遇。比如在宣统年间，一个叫赵德的衙役押解犯人从北京到云南，沿途共经过二十八个驿站，每到一处都能享受上等住宿和饮食。
押解路上的自主支配权更是让衙役们趋之若鹜。《刑部则例》中明确规定，押解官员可根据路途远近自行安排行程。这就给了衙役们极大的自由。据《顺天府志》记载，道光年间有个叫钱老六的衙役，押解一名犯人从北京到广州，原本预计一个月的路程，他硬是走了三个月才到。
不仅如此，押解任务还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入。《江南纪实》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咸丰年间，苏州府一名叫王德的衙役在押解途中，遇到了当地一个富商。这个富商认出押解的犯人是他的远房亲戚，便主动提出要＂照顾＂犯人的起居。最终，王德不仅收到了一笔可观的银两，还得到了一些贵重的礼物。
还有一个更为特别的＂意外之喜＂，那就是驿站提供的＂便利＂。《清代驿站考》中记载，各地驿站除了要为押解人员提供食宿外，还要负责提供交通工具。在一些富裕的地区，驿站甚至会提供轿子或者马车。据《光绪实录》记载，同治年间的一次押解任务中，负责押解的衙役竟然全程都是坐着轿子赶路的。
此外，押解途中还能结识各地的地方官员。《清代官场实录》中就提到，一些精明的衙役会利用押解的机会，与沿途的地方官员建立关系。这些关系往往会在日后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在同治年间，南京府的一个衙役就因为在押解途中结识了一位知县，后来被推荐到更好的衙门任职。
正因如此，原本令人望而生畏的押解任务，反而成了衙役们争相竞逐的香饽饽。每当有押解任务时，衙门里总少不了一番暗中较劲。据《清稗类钞》记载，光绪年间的一次押解任务，甚至出现了三名衙役同时向上司＂自荐＂的情况。
三、押解女囚的＂特殊待遇＂
在众多押解任务中，押解女囚更是让衙役们趋之若鹜。这其中的缘由，从清朝嘉庆年间的一份《刑部档案》中可见端倪。档案记载，江西赣州府一名叫陈二的衙役，为了争取一次押解女囚的机会，不惜贿赂上司一百两白银。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押解女囚为何如此抢手？首先是因为女囚的特殊身份带来了额外的收益。据《清代判牍类编》记载，乾隆年间规定，押解女囚时必须配备女差。但实际上，大多数州县衙门根本没有专门的女差。这就给了衙役一个＂合理＂的理由，可以向女囚家属索要额外费用，美其名曰＂雇请女差银钱＂。
不仅如此，押解女囚还能得到更多的＂照顾＂。《江南府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道光年间，苏州府一名叫李福的衙役在押解一名富商之女时，沿途收到了大量的＂孝敬＂。不仅犯人家属每到一处都送来丰厚的银两，就连当地的富商也纷纷前来打点关系。
女囚的家人通常更愿意花钱消灾。《清代民间档案》中就记载了一个典型案例：咸丰年间，一名叫王氏的女囚被判发配新疆。她的家人为了让她在路上能够得到照顾，不仅给押解的衙役送上重金，还在沿途各个驿站都安排了人专门＂照应＂。
此外，押解女囚的路程通常会更长。据《清代驿站志》记载，押解女囚时，衙役们可以＂依据情况＂放慢行进速度。光绪年间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例：一名衙役押解一名女囚从南京到新疆，原本两个月的路程，他硬是走了半年才到达。期间，这名衙役在各个驿站都能享受到最好的待遇。
有些精明的衙役甚至会借机敲诈勒索。《清代吏治档案》中记载了一个案例：同治年间，浙江一名衙役在押解一名富商之女时，以＂路途艰险需要额外保护＂为由，向犯人家属索要了大量银两。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少见，以至于朝廷不得不多次下令严禁此类行为。
更有甚者，一些衙役会借机与地方官员＂合作＂。《清稗类钞》中记载，宣统年间有个衙役在押解女囚途中，专门挑选在某些特定的驿站停留。这些驿站的官员会提前得到通知，准备好丰盛的酒席和住处。作为回报，这名衙役会在回程时帮这些官员带一些＂特产＂回京。
有意思的是，押解女囚还能获得一些＂意外收获＂。据《清代笔记》记载，一些商人会特意等候押解队伍经过，借机向衙役打听一些消息，或者托衙役带一些信件、物品。这些都是额外的收入来源。
四、押解路上的＂生财之道＂
押解囚犯不仅仅是一项公务，更是衙役们创收的重要途径。据《清代驿站实录》记载，乾隆年间就出现过这样一个案例：扬州府的一名衙役张四，通过一次长途押解任务，竟然赚取了相当于他三年俸禄的收入。
这些收入究竟从何而来？首先是官方发放的盘费。《清代刑律》规定，押解犯人时，除了基本工资外，还要按照路程远近发放盘缠银两。比如从北京到云南的押解任务，每名衙役能领到二十两左右的盘缠银。这笔钱本应用于途中的食宿开销，但精明的衙役们总能想办法省下大部分。
其次是沿途的＂便利＂收入。据《江南纪事》记载，道光年间有个叫王顺的衙役，在押解途中遇到了一个特殊的＂机会＂。一个商人想让他帮忙带一封信到下一个城镇，为此给了他五两银子。这样的＂顺路生意＂在押解途中并不少见。
还有一种收入来源是所谓的＂照顾费＂。《清代民间档案》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咸丰年间，一名富商被判流放，他的家人为了让他在路上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给押解的衙役送上了百两白银。这种情况在当时极为普遍，尤其是在押解富商或官宦子弟时。
有些衙役更是把押解路线当成了固定的＂生意线＂。《清稗类钞》中记载，同治年间的一个衙役在多次押解任务中，逐渐和沿途的商人建立起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这些商人会委托他带一些贵重物品或者重要信件，每次都会给予丰厚的报酬。
驿站也是衙役们创收的重要场所。《清代驿站志》记载，一些驿站的官员会和押解衙役＂合作＂。衙役们故意在某些驿站多停留几天，驿站官员则会分给他们一些＂好处＂。这种默契的合作关系使得某些驿站成了衙役们最喜欢停留的地方。
地方官员的＂照应＂同样是重要收入来源。《光绪实录》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浙江一名衙役在押解途中，专门在某个县城多停留了几天。当地县令趁机请他帮忙带一些土特产到京城，作为回报，不仅给了他一笔可观的银两，还承诺日后在仕途上给予照顾。
甚至连押解过程中的意外情况也能成为生财之道。《清代笔记》中记载，有些衙役会刻意在某些地方＂丢失＂犯人，然后向犯人家属索要＂搜寻费用＂。虽然这种行为是被明令禁止的，但在实际中却屡禁不止。
更有甚者，一些衙役会利用押解的机会做起了＂倒买倒卖＂的生意。《江南府志》中记载，宣统年间就有衙役趁押解之机，从南方购买丝绸等物品，到北方高价售出，赚取差价。这种＂一举两得＂的做法虽然有违规定，但却让不少衙役赚得盆满钵满。
五、押解差事的＂后门交易＂
押解差事的分配背后，往往隐藏着错综复杂的利益交换。《清代吏治档案》中记载了一个典型案例：乾隆年间，苏州府衙门里有个叫刘三的衙役，为了获得一个从江南到北京的押解任务，不仅送了主簿大人一套价值百两的文房四宝，还专门托人走通了府丞大人的关系。
这种＂走后门＂的做法在各地衙门中普遍存在。据《江南府志》记载，道光年间的一次重要押解任务，引发了整个扬州府衙门的暗潮涌动。最终获得这个差事的衙役，据说光是打点关系就花去了二百多两银子。这笔投入对普通衙役来说可谓巨大，但相比押解途中可能获得的收益，似乎又是值得的。
一些衙役甚至会提前组建＂同盟＂。《清代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同治年间，浙江一个衙门中的几个衙役结成了＂押解联盟＂。他们约定轮流获取押解任务，并将收益按比例分成。这种＂抱团＂现象在当时并不罕见，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押解差事中蕴含的巨大利益。
更有意思的是衙役们的＂互换交易＂。《清稗类钞》记载，咸丰年间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例：两名衙役为了各自的利益，私下达成协议。一人让出了押解富商的机会，换取对方日后在其他方面的帮助。这种＂以差易差＂的做法，在清代官场中屡见不鲜。
一些有经验的衙役还会专门结交各级官员的幕僚。《光绪实录》中记载，有个叫张顺的衙役，常年给一位知府大人的师爷送礼。正是通过这层关系，他总能在分配押解任务时得到照顾。据说他连续三年都获得了最为＂肥差＂的押解任务。
押解差事的分配有时甚至会引发府衙内部的矛盾。据《清代判牍类编》记载，宣统年间南京府发生过一起争夺押解任务的斗殴事件。两名衙役因为一个押解富商的差事大打出手，最后闹到了知府大人面前。这起事件引发了朝廷的注意，随后下发了严禁衙役私下争夺押解任务的命令。
为了获得好的押解差事，一些衙役甚至会提前做出各种承诺。《江南纪实》中记载，有个衙役为了获得一个押解大户的机会，向上司承诺会在回程时带回一批珍贵的南方特产。这种＂提前预支＂的做法虽然冒险，但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还有一些衙役会借助家族势力。《清代官场实录》中提到，山东一个大族的子弟在府衙当差，每次有好的押解任务，都会通过族中在朝为官的长辈施加影响。这种＂裙带关系＂的运作方式，在当时的官场中并不少见。
这些＂后门交易＂虽然屡禁不止，但在实际中却越来越精细和隐蔽。据《清代驿站考》记载，到了清末，一些衙门甚至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规矩＂，明确规定了不同押解任务的＂打点标准＂。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