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多数常用语一样，没有一个定义能确切规定理性的含义，词典也只是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循环：大多数情况下把理性（rationality）定义为“有理由”（havingreason），但reason这个词来自拉丁语的ration-，而ration-通常被定义为“理性”。

人们使用“理性”这个词时所赋予它的含义，就是对理性的一个定义：利用知识实现目标的能力。

知识的标准定义是“确证的真信念”。如果一个人依照明知道是错误的信念行动，比如在明知道钥匙不可能在的地方寻找钥匙，或者他所依据的信念不能被确证（这些信念可能来自幻视或者幻听，而不是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或是根据某个真信念所进行的推理），我们就不相信他是理性的。

此外，信念必须为目标服务。没有人会因为仅仅思考真实的想法就拥有理性，比如计算π的数值，或者找出一个命题（“1+1=2”“月亮是奶酪做的”“如果1+1=3，那么猪会飞”）的逻辑意义。

理性行为人一定要有目标，无论这个目标是确定一种重要思想的真实性，即所谓的理论理性（“何为真”），还是给现实世界带来一个重要结果，即所谓的实践理性（“做什么”）。视觉系统的永恒目标，就是通过“看”的理性而不是通过幻觉弄清我们周围的环境。

此外，理性行为人必须运用任何适用于当时情况的知识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是做一些碰巧起作用的事情。

不过，这样为理性辩护是有问题的。

理性要求我们把信念建立在真理之上，这样，我们从一种信念到另一种信念的推理才可能是“确证的”；理性还要求我们制订可能带来既定结果的计划。

但这会引发进一步的问题：什么是“真理”？是什么让推理成为“确证的”？我们怎么知道可以找到真正能带来既定结果的方法呢？

但是，为理性寻找根本的、绝对的、最终的理由是徒劳的。就像一个爱刨根问底的三岁小孩会用另一个“为什么”来回答一个“为什么”的答案一样，寻找“理性的终极理由”，会要求我们进一步寻找“理性的理由的理由”。

仅仅因为我相信P蕴含Q并且我相信P，我为什么就要相信Q？是不是我还要相信[（P蕴含Q）且P]蕴含Q？但我为什么要相信？是不是因为我还有另一个信念：{[（P蕴含Q）且P]蕴含Q}蕴含Q？

英国逻辑学家、童书作家刘易斯·卡罗尔于1895年发表在哲学杂志《心智》上的文章《乌龟对阿喀琉斯说的话》，就是基于这种倒推的思路写成的。这篇文章中的对话是围绕芝诺第二悖论展开的：为什么善跑者阿喀琉斯追赶领先的乌龟却永远也追不上。在阿喀琉斯缩小差距所花的时间里，乌龟继续前进，产生了一个需要阿喀琉斯进一步追赶的新差距，如此往复，永无止境。

在卡罗尔的这篇文章中，他想象着阿喀琉斯坐在乌龟背上，为了满足乌龟提出的不断升级的证明要求，在笔记本上写满了规则的规则的规则。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在某种程度上，运用逻辑规则的推理必须由机器或大脑中固有的机制来执行；该机制之所以运行，是因为电路系统的运行，而不是因为它参照规则来做事情。我们为计算机编写应用程序，但计算机的CPU本身并不是应用程序。它是一块硅片，诸如比较符号和加法之类的基本运算都被刻录在这块硅片上了。设计这些运算（由工程师设计。如果是大脑的话，设计者就是自然选择）的目的，就是执行抽象概念领域固有的逻辑和数学法则。

逻辑和推理并不是一回事，但它们是密切相关的，逻辑规则不能被更多的（以至无限的）逻辑规则执行的原因，也正是不能用更多的理由来证明理由的原因。在任何情况下，终极规则都必须是“去做吧”（Just do it）。

在一天结束的时候，讨论者别无选择只能坚守理性，因为他们在这一天开始讨论“为什么我们应该遵循理性”的时候，就是在坚守理性。只要人们在进行争论和说服、评估是接受还是拒绝这些论点，而不是通过贿赂或者威胁对方说特定的话，那么再去询问理性的价值就太晚了。因为他们已经在推理，并且已经心照不宣地接受了它的价值。

假设你是反理性的一员，那么关于反理性的争论，只要你一出场，你就输定了。

假设你认为理性是不必要的，那你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种说法是理性的吗？

如果你回答“不是”，那别人也没有理由相信它了，因为连你自己都这么说了；

但如果你回答“是”，执意要我必须相信它，因为这种说法在理性上是令人信服的，那么实际上你已经承认理性是我们应该接受信念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这个信念就一定是错的。

同样，如果你宣称任何事物都是主观的，我可以问：“这个说法是主观的吗？”

如果你回答“是”，那么你可以相信它，但我就不必了。

再假设你宣称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那么，这种说法是相对的吗？

如果你回答“是”，就表明这种说法此时此刻对你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但对其他人来说或者在你不再谈论这件事时就未必如此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在‘后真相时代’”这种陈词滥调不可能是正确的。假如这种说法正确，那它就一定是错的，因为，它正在断言我们所处时代的某些情况是正确的。

坦率地说，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在《理性的权威》一书中提出的论证是非常规的，关于论证本身的任何论证也是这样。

内格尔将其论证与笛卡儿的论证进行了比较：笛卡儿认为我们自己的存在是唯一不能怀疑的东西，因为恰恰是怀疑我们自己存在这一事实，预设了一个怀疑者的存在。恰恰是用理性质疑理性这一事实，预设了理性的有效性。由于这种非常规的存在，“我们应该相信理性”的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正如内格尔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人想太多了”。普通人和专家都很清楚：我们应该遵循理性。

支持真理、客观性和理性的论证可能会令人难以接受，因为它们看上去有些狂妄：“你是谁啊，竟敢说拥有绝对真理？”但这不是为理性辩护所涉及的内容。

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曾说过，一神教信仰的本质是：（1）神是存在的；（2）不是我（也不是你）。

世俗世界也存在类似的信念：（1）客观真理是存在的；（2）我不知道它（你也不知道）。

同样的认知谦卑，也适用于通向真理的理性。完美理性和客观真理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无法声称已经获得的。但是，只要坚信客观真理存在，我们就可以制定人人都能遵守的规则，以集体的方式接近真理，而任何个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虽然我们永远无法证明推理是可靠的，或者真理可以被知晓（因为我们还需要假设这样做的理性也是可靠的），但我们可以增强自己的信心，相信它们是合理的。

理性有效的第一个明证是，当把理性运用于理性自身时，我们发现它既不是一种难以言表的直觉冲动，也不是在我们耳边低语真理的诡秘祭司。我们可以把理性的规则精炼成逻辑和概率的规范模型，甚至可以在复制并超越我们的理性能力的机器上使用它们。实际上，计算机的逻辑是机械化的，它们最小的电路是“逻辑门”。

理性有效的第二个明证是它确实管用。（生活不是一场梦，在梦里，我们会突然出现在毫不相干的地方，令人困惑的事情会毫无缘由地发生。）通过爬墙，罗密欧真的可以亲吻到朱丽叶。通过其他方式运用理性，我们登上了月球，发明了智能手机，消灭了天花病毒。当我们把理性应用于世界中的合作时，一个强烈的迹象表明：理性确实离客观真理很近。

理性有效的第三个明证是，即便是否认客观真理可能存在并坚持认为所有断言都只是一种文化叙事的相对主义者，也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确信的观点了。那些声称科学真理只是一种文化叙事的人类学家或文学家，还是会让医生用抗生素来治疗他们被感染的孩子，而不是让法师表演疗愈之歌。虽然相对主义常被赋予道德光环，但相对主义者的道德信念取决于他们对客观真理的承诺。奴隶制是一个神话吗？大屠杀只是众多可能的叙事之一吗？气候变化是一种社会建构吗？定义这些事件的痛苦和危险是否真的存在——我们信以为真的断言是因为逻辑、证据和客观的学术研究而为真吗？而今天，相对主义者也不再那么相对了。

而这种追求反过来又被这种信念所引导，即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来纠正这些不公正。营造机会均等的环境是否足够？或者，过去的不公正是否让一些群体处于劣势，而这些劣势只能通过补偿性政策来纠正？特定的措施仅仅是一种让人感觉舒服的信号，而不会让被压迫的群体过得更好吗？这些措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吗？社会正义的倡导者需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而理性是我们了解任何事情的唯一途径。

作者:[美] 史蒂芬·平克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湛庐文化

今天，人类正在攀登科学理解的新高度，但是似乎也正在失去理智。假新闻、江湖郎中、阴谋论和“后真相”仍无处不在。我们该如何弄清哪些是真知灼见，哪些是歪理邪说呢？当代思想家史蒂芬·平克在《理性》这本书中回答了所有关于理性的问题。平克否定了“人类是非理性的，人类仅仅是充满了偏见、谬误和错觉的穴居人”这一陈词滥调。毕竟，人类发现了自然规律、延长了自身的寿命并丰富了自己的生命，而且为理性本身设定了基准。

平克向我们雄辩地证明，理性是引领我们思考和行动的重要原则，是利用知识实现目标的能力。

理性很重要。它为我们的个人生活和公共领域带来更好的选择，是社会正义和道德进步的最终驱动力。对于个体来说，来自生活中的证据表明，推理能力越强的人，生活的越好；对于群体来说，理性是引导道德与物质进步的力量。没有理性，人类的进步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