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解放之前，毛主席一生中只在五四运动前后两次到过北京，而正是这两次“北漂”之旅，对毛主席的人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8年，青年时期的毛主席离开湖南北上，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第一段“北漂”生涯。

经湖南恩师杨昌济介绍、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书面推荐，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为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谋了份差事，月薪8块大洋。

这也成为毛主席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而就是这份平平无奇的工作，不仅解决了他的生计，更为他打开了一扇信仰之门。

毛主席在此期间，读到了许多过去从未曾读过的报刊以及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著作，并结交了诸多有识之士和文化名人。

而这其中，便包括鲁迅之弟，号称“知堂老人”的周作人。

1920年，毛主席曾亲自去到当时周作人和鲁迅兄弟俩共同居住的八道湾（鲁迅靠稿费买的四合院），去拜访周作人。

彼时，周作人是“中国新村运动”倡导者，而毛主席刚刚起草完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并将其中《学生之工作》一章发表于1919年12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

于是趁着人生第二次来京之机，毛主席拜访了北大著名教授周作人，探讨“新村运动”。

周作人在日记中也记下了这段故事。

原本，值微时的毛主席同一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北大名教授之间的交往，这段故事当是颇有意义的，但谁又能想到，周作人却在历史发展中丧失民族大节，沦为了汉奸文人。

那么，周作人这位力图超脱社会生活以自居的“知堂老人”，究竟是怎么沦为汉奸的？后来的结局又如何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京大学随后南迁。

大多数教职员随校离京，只有少数或病或老的例外。而周作人便在其列，他以“家累太重”为由选择了留京，有说周作人做出这个决定和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有很大关系。

后来，校方委托周作人和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史学系孟森、国文系马幼渔等四位教授留守北大，后来又特别委托周作人保护校产。这期间，校方每月寄给他生活津贴50元。

同年7月30日，日军占领北平。年底，日本人扶持下的伪临时政府在沦陷后的北平成立。

这时，在沦陷后的北平，周作人为了维持他排场颇大的生活，于是和胡适主持的编译委员会约定，每月交译稿两万字，领取稿费两百元。

而这排场颇大的生活，据说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的要求，在鲁迅和周作人的弟弟周建人看来，羽太信子惯于挥霍，周作人的每月收入都不够，还需借贷，甚至夜里写文章时都没钱买香烟和点心。后来鲁迅先生分炊，再到兄弟俩反目成仇，彻底搬出八道湾，也是因为羽太信子。

当然这是个题外话，周作从编译委员会每月领200元稿费，后来编译委员会也南迁，周作人又于1938年5月任燕京大学教授（编译委员会和郁京大学都是美国人办的机构，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不予干涉）。

这时有一件引起国人注意的事，就是周作人曾出席了由日伪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并发了言。

这则消息由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发表，中国《文摘》转载。

为此，老舍、郁达夫、茅盾等18位作家，在《抗战文艺》第四期上发表《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指出：

“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

并向他忠告：“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

周作人没有公开复信，但他在给上海的私人信中称：“此一年来唯以翻译为业”，“下学年功课，只有燕大友人为接洽大约有四小时，不能当作生计，但有此则可以算不是失业而已”。以后却也不见他有进一步的举动。

在敌人的铁蹄之下，即使在天门上插着“羽太寓”的旗帜以求保护，但周作人也不可能在苦雨斋里闲适地喝他的苦茶了。

1939年元旦，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这天上午9时，他的学生沈启无来贺年，两人在客室中闲谈。一位自称是天津中日学院姓李的人来访。他在客室门口问了句：“你是周先生么？”

周作人正站起来迎接，他便举手一枪。周作人顿觉腹部疼痛。沈启无站起来说：“我是客。”也挨一枪。两人立即被送入医院，都无重伤。

周作人的一枪，子弹被纽扣所挡，只是肚皮上震起一圈乌青块。刺客没有被捉住。但刺客系由日本人派遣，后来就日渐明白了。

日本人为什么要刺杀他呢？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因为他在燕京大学当了教授，就可以谢绝一切别的学校的邀请，这触怒了日本人。

行刺事件发生后，日本警察局以“保护”为名，派出三名侦察员长住在周作人家里。周作人有事外出，必有一人跟着。这对于周作人是很大的威胁。

日本人对于周作人的行刺，使周作人的老朋友、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的钱玄同，受到很大震动。他在事件后给周作人的信中说：“兄忽遇狙，但幸无恙，骇异之至，竟夕不学。”

接着他就发病，于17日逝世。钱玄同在沦陷之后，在威胁之中，终于保全了自己的晚节。

周作人却在这样的威胁中失节了。抗战胜利后在审判他时，他也供认行刺事件是他失足的一大原因。1937年底，汤尔和出任伪教育部总长。他接收并改组北京大学后，就于1938年2月起先后委派了北大农学院、医学院、工学院、理学院的院长。

1939年遇刺事件以后，周作人接受了汤尔和学阮的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不久又改任为北大文学院院长。这是周作人担任伪职的开始。

1940年3月，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北平的“临时政府”解散，另行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任该政务委员会的“教育总督办”。

11月，汤尔和病死，周作人接任他的“督办”职务。这是周作人的最高伪职。

1941年春，周作人以“督办”身份出访日本。当时日伪在华北搞“治安强化运动”，周作人在这年的7月在伪中央电台播讲《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之关系》，11月他又去苏北视察治安强化运动。为确立日伪治安效犬马之劳。

太平洋战争以后，在燕京大学校址，日伪成立了“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周作人为副理事长。

在汪伪政权中，周作人还干过一件中外瞩目的“盛事”，那就是作为汪精卫的随员，出访“满洲国”。

1942年5月4日，汪精卫从南京出发去长春到“满洲国”进行访问，随行有六七位部长级人员，周作人是其中之一。周作人参与了会见、宴会、大会的活动，还参加了“东亚教育大会”。11日，周作信随汪精卫回到关内。从这次出访，可见汪精卫对周作人的信赖和器重。

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汪伪政府在他们的统治区进行“清乡”，为了配合这些反动的军事、政治活动，汪伪政府大搞“新国民运动”来进行思想毒害。华北成立了“新民青少年中央统监部”，王揖唐任统监，周作人任副统监。

1942年12月9日，在东单练兵场举行“结成式”。下午，周作人和王揖唐穿着日本式军装，戴着日式军帽，主持大会和检阅仪式，神气十足。这时候当然再也没有当年“知堂老人”的神态了。

1943年1月10日，唐、周作人被任命为中央的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2月3日，又被指定为常务委员。

周作人虽然干得十分卖力，但主子们并不满意，而且对他渐感失望。加上汉奸之间的争权夺利，后来他的教育总署督办和北大文学院院长等实职，都被免去，而落了个“华北政委会咨询会议委员”的虚职，每月领车马费2000元。

周作人在当汉奸期间，生活更为阔绰，除原有的仆妇、厨子、车夫外，更有司机，保镖、门岗。羽太信子（周作人的夫人）全家更是气焰万丈，一起享受奢侈的生活。

在敌伪期间，周作人也写了一些东西，出版的集子有《药味集》、《书房一角》、《秉烛后谈》、《苦口甘口》、《立春以前》、《药堂杂文》以及《药堂语录》等。他这时的散文，除少量回忆文外，大量的是抄录旧书。

这种“掉书袋”的文字，在20年代后期他已开始写作，早已失去他早期散文的特点，当汉奸后他更以抄书为乐事。另有一些散文是美化侵略者的，甚至是宣传所谓“东亚共荣”的。

例如，他在1941年5月为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编的《日本的孔子圣朝》一书写的序言，就说什么:

“孔子中道，庶几为救时之良药。中国为孔子故乡，其道当可重光。日本神国而能容孔子道德之教，庙貌俨然，则其影响亦颇深远。窃希望以此因缘，东亚得以保存其思想上之健全性，维持人道与和平，此盖不独为孔子之光而已。”

这和日本侵略者为掩盖其凶残的行径而宜称建立什么“王道乐土”的谎言，完全是一个腔调。

用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来说他，那边是“昏”，用周建人的评价来说他，那边是“意志薄弱、性情和顺，却不辨是非”。

尽管学识渊博，但在世事大节上却是如此之“昏”，周作人实是读书多而不明理。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锒铛入狱，被判处徒刑14年，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1949年盛夏，周作人从南京老虎桥监狱保释出来，暂时住在上海学生尤炳圻家中。

几个月后，眼看局势稳定，津浦铁路恢复通车，周作人遂离开上海，回到北平。

此时，北平早已和平解放，处在解放军的管治之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党和政府给了周作人改造自新的机会。

周作人得以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开始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

期间，1952年时，周作人曾给毛主席写过一封长信，在信中为自己辩白，并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不当他是汉奸。

胡乔木最先看到这封信，在向毛主席转达了周作人信中所写内容后，胡乔木就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

毛主席最终批示“照办”，并发了话：“文化汉奸么，养起来吧，让他翻译希腊文学作品。”

此后，有关周作人的具体安排，由胡乔木和周扬负责，毛主席不再过问。

而周作人拒不承认汉奸罪，后来写了若干次检讨都不通过，成了一名特殊的新中国的“黑户”，既无选举权，也无被选举权，以写稿和译文为生，在北京八道湾老房子度过晚年。

1954年全国经济状况转好之后，周作人由中宣部指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预支稿费”名义每月发放生活费用。

周作人感激不尽，也投桃报李，勤奋译书，先后交出11部译稿，另外撰写了两部关于鲁迅的书，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校订了《明清笑话四种》，此外还参与审订了丰子恺译《源氏物语》等多种译稿。

再到后来，周作人的预支稿费又达到了400元，这较寻常百姓已经不知高出了几倍。

尽管如此，大概是家用奢费（日本妻子的习惯以及医药的开支、佣人的支出等），仍不能维持，周作人后来又开始出售家中的物品，诸如古钱、铜镜、书画以及自己的日记。

周作人甚至在给海外的信中，也一直诉苦道穷，自称“乞食为生”。在有些小报上写文章，署名为周长年。绍兴话地主富农的长期雇工就叫‘长年’，他就把自己当作在给人作苦工。

1962年4月8日，羽太信子因冠心病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病故，享年75岁。

最能花钱的主儿没了，也许周作人的负担减轻了许多，他依旧靠写稿和译文为生。

1967年春，周作人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2岁。

尽管生前一直叫穷，但不可否认的是，周作人对待工作还是认真执着的。

从1949年的64岁，到临死前的81岁，17年间，周作人一共翻译了400万字，著述则有200万字，总计600万字。

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的楼适夷回忆说：

“周作人给出版社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工作是很勤劳很认真的，甚至有时带着病还在不断工作，他的大量译稿，除了陆续出版的以外，至今还有相当的数量，积压在出版社编辑部的柜子里。”

如今，周作人的著作、译稿，基本上都已出版、再版了，尤其是201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全书共11卷。这是周作人译文全集首次出版，总计七千余页，据称近三分之一的内容自原书首版之后数十年来持续绝版，极为珍贵。

想必，地下的周作人应该也没有遗憾了。

素材来源：

[1]袁良骏.关于周作人致周恩来的一封信[J].上海鲁迅研究,2012,(02):85-90.

[2]郭汾阳.晚年周作人的“上书”[J].同舟共进,2015,(07):60-63.

[3]名人历险记 广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