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试想一下，在一个自给自足的极限挑战项目中，一个人要想方设法地生产包括食物、衣服、工具、药品等在内的所有消费品的情形。很难想象还有比这种做法更能让人快速致贫的了。即使在早期和最原始的人类社会中，人们也会很快地学会与别人以物易物，相较于自给自足，贸易的效率更高。对很多国家来说，放弃贸易就好比家庭努力实现自给自足的生活。我们看一下人口达到550万人的芬兰。即使拥有数百万人口，该国也很难生产出足够多的商品和服务来满足现代家庭的需求。因为该国较小的生产规模不适合生产多种类的汽车，所以它制造汽车的种类越多，每一种汽车的价格越贵，无法享受规模经济效益。芬兰必须放弃那些不适合国内环境的粮食作物，如果有些家庭要种植这些粮食作物，那么其种植成本将变得极其昂贵。这样的话，每一种粮食作物很难形成规模效益，食品成本便会陡增。各种服装、鞋子、药品、家具和电子产品等我们习以为常的产品，也都无法在芬兰实行自给自足式的生产。的确，很多国家与美国各州有相似的经济规模，这些国家如果放弃贸易，就相当于美国俄勒冈州（和该州400万居民一起）尝试进行无贸易的生活。该州居民在短时间内享用坚果和浆果（该州特产）并无大碍，甚至他们还可以用该州优质的黑皮诺葡萄酒来刷洗这些坚果和浆果，但是认为俄勒冈居民对放弃他们习以为常地享用数千种产品的生活感到满意，或者认为他们自己能够生产这些产品的想法，则是站不住脚的。俄勒冈州如何能自己生产汽车、飞机、香水、服饰、电脑、图书、鞋子和其他一切产品呢？当然，作为美国一个较富裕的州，如果俄勒冈州能够充分利用其优势产品和服务（坚果、浆果、黑皮诺葡萄酒、鞋类设计、半导体研究和飞机部件等），并用这些产品和服务在更广阔的市场上去换取其他产品，那么该州居民的生活水平会更上一层楼。
一些让人感兴趣的早期证据表明，贸易甚至可能在人类自身的进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曾对智人取代尼安德特人感到不解，后者更加强壮，在狩猎和财富积累上占据优势。尽管这一疑惑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但是一种令人信服的理论是，贸易在智人取代尼安德特人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祖先拥有超强的认知能力和社交能力，这帮助他们建立起贸易网络。通过专业化和贸易，我们的祖先能够储存能源，并更好地利用资源。考古证据表明，智人经常使用一些产自离他们居住地很远的产品，而尼安德特人只使用当地的产品。放弃贸易会使一个国家产生相当大的损失。正因如此，当国际社会要惩罚一个不遵守规则的国家时，通常会对其进行经济制裁，让其无法从国际贸易中获益。如果国际贸易真的对国家有害，那么这些被制裁的国家应当给制裁它们的国家寄感谢信了。相反，制裁通常是改变政府行为，或者让其重回谈判桌前的有效方式，因为这些被制裁的国家都渴望从无限制的贸易中获益。比如，经济制裁给诸如俄罗斯的消费者造成了极大的麻烦。自2014年3月克里米亚事件之后，美国和欧盟通过施加制裁冻结了所有与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个人和公司的资产，限制向俄罗斯出口军事技术以及对俄罗斯原油产业至关重要的产品。这些制裁和2014年夏世界原油价格下跌，共同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了损害，如俄罗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减少、卢布迅速贬值以及贫困率增加等。但俄罗斯拒绝服软，并实施了反制裁措施，禁止俄罗斯进口包括牛肉、猪肉、鱼类、水果、蔬菜和奶制品在内的很多美国商品。这导致俄罗斯本国食品价格飞涨，促进了黑市经济的繁荣。(俄罗斯甚至也吞下了经济制裁带来的恶果：俄罗斯所订购的本国生产的“俄罗斯平板电脑”的价格为每台6 000美元。)
有研究通过计算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经济制裁造成的总影响比人类历史上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所造成的总影响更为致命。投放到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了12.5万人，死于化学武器的人数也大致相当。联合国的调查称，仅针对伊拉克的制裁就造成至少23.9万名5岁以下伊拉克儿童死亡。1990年至2003年针对伊拉克的制裁给该国的贫困人口造成相当大的影响：食物价格上涨了25 000%，包括注射器在内的基本医疗设备无法进入伊拉克境内，其结果就是营养不良、传染性疾病以及关键药品的匮乏造成了大量伊拉克人民死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够引起广泛的恐惧和厌恶，但是这些武器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却低于各种制裁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即便如此，有人可能会认为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并不需要依赖其他国家。或许抵制全球化对美国来说行得通，对于规模与俄勒冈州相等的国家来说则不可取。但即便是经济大国也应当参与国际贸易。
美国可以试图用美国货来取代现在进口的产品，但这种做法会放弃贸易所带来的益处，凭借贸易美国可以出口其国内生产效率较高的产品以换取其他国家生产效率较高的产品。美国人可以自己种植咖啡豆、冬季水果和鲜花，美国人也可以只依靠国内原材料来生产葡萄酒、钢铁、药品和汽车，但是这些决定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并最终降低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比如，如果漫步沃尔玛、宜家或者盖璞商店的货架之间，你就会发现货架上摆放着很多进口商品。实际上，你很难在美国一些商店里找到美国制造的商品。很多美国人会这样想：为什么我们必须进口这些商品？为什么我们不自己生产这些T恤、牛仔裤、家具和家用产品？如果我们自己生产这些产品，那么生产这些产品的工厂便会带来更多就业岗位，对寻找这些工作的工人的需求量也会增加，这样就可以改善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如果美国选择自己生产现在进口的产品，那么首先要考虑这种做法对总工作数量所产生的影响。2018年6月，美国的失业率为4%。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一失业率代表着充分就业。“充分就业”意味着什么？在动态经济中，一些工人总是处于失业状态，而一些工人可能生活在工作机会极少的地区，但是美国范围内的失业率远远低于4%时将会对工资和物价产生上行压力，这会带来通货膨胀而不是额外的工作机会。较低的失业率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历史数据支撑了这一观点：过去美国（或其他地区）很少有失业率低于4%的时候。因此，失业率可能再无太大的下降空间。
一些人认为劳动参与情况可能会被改变。然而，很多目前不工作的人都有各自不参与劳动的理由。他们或者在上学，或者提前退休，或者选择在家里照看孩子。这些人不太可能被生产T恤或家具的工作吸引而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劳动参与情况并不会长期保持不变。从1980年到1995年，美国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了2.5%（由最初的64%提高到66.5%），部分原因是女性劳动力的增加。自2000年开始，劳动参与率下降了大约4%（由67%下降至不足63%），劳动参与率在2008年经济大衰退时期降幅最大，而近几年劳动参与率渐趋平稳。显而易见，尽管经济大衰退迫使一些普通劳动者失业，但是人口增长还是源源不断地对劳动力进行了补充。最近劳动参与率下跌的一大原因是老龄人口增加，年龄较大的劳动者越来越趋向于提前退休。然而，一个并不起眼却能推动劳动参与率提高的因素就是国际贸易。在进口迅速增长的年份里，劳动参与率经常出现增长，而在进口疲软的时期内，劳动参与率跌幅最大。因此，考虑到美国较低的失业率以及劳动参与对贸易的不敏感性，即便是大力抑制进口也不太可能将经济中的工作岗位数量提高1至2个百分点。然而，如果美国要自己生产目前进口的产品，其需要的劳动力要远远高于目前总劳动力的1%~2%。实际上，美国之所以进口其自身能生产的产品，是因为生产这些产品需要大量劳动力。考虑到美国工资水平较高，让其他国家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要远远低于美国自己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如果在美国生产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那么美国需要将一些劳动力从他们现在的岗位转移到目前进口的产品的行业。
那么，哪些行业将会受到削弱呢？这会是好事吗？考虑到削减进口的政策也会削弱美国的出口能力，首当其冲的将会是出口行业。当美国提高贸易壁垒时，其贸易伙伴不太可能会按兵不动。如果它们也提高贸易壁垒，那么会直接削弱美国的出口能力。这一前景并不是美国人希望看到的，因为从总体上说，美国出口行业的工作比大部分工作更具有吸引力：这些工作的工资很高，而且生产率增长很快。即便美国能设法消除外国报复性措施带来的影响，在生产中投入品（之前依靠进口）的高成本也会损害美国生产者的竞争力，从而削弱其出口能力。我们可以以商业飞机制造业为例。飞机零部件的高成本会让美国制造的飞机更加昂贵，让波音公司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低于法国空客公司，美国汽车制造商也不得不购买高价的进口汽车零部件。由于这些贸易摩擦，美国的苹果、英特尔和其他跨国公司都会面临成本增加的问题。
更进一步讲，美国做出削减进口的决定也会对自己的生产造成负面影响，很多在国外生产的产品都要依靠全球供应链体系，而美国的厂家通常在这一供应链体系中扮演着供应商的角色。例如，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产品能让美国厂家获得相当大的价值回报。从这一点来讲，美国最大的出口企业往往也是最大的进口企业。事实上，很难做到只削减进口而不造成其他间接损害。另一个例子就是苹果公司的产品。最近一份研究发现，虽然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都在中国组装并从中国进口至美国，但是中国的劳动投入只相当于这些产品附加值的2%。同时，苹果手机价值的58%和苹果平板电脑价值的30%都归功于苹果公司在美国加州的设计和营销行为。8苹果公司把软件工程、设计、金融、营销和管理等
高薪工作都留在了美国。对中国进口的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施加关税的行为会给美国普通劳动者造成最大的伤害。面向国内市场的美国行业也会面临贸易壁垒造成的成本增加问题。如果只依靠国内的钢材，美国建筑行业的成本也会增加，其结果就是销量会越来越低。遭遇相同问题的零售行业会发现其顾客越来越少，该行业最终会衰退。简言之，那些在制造先前进口商品的行业中的新工作不会凭空而来。而这些行业的普通劳动者可能来自其他衰退的行业，包括出口业和像建筑业那种面向美国国内的行业。
美国大部分地区都依赖于贸易，出口业务遍布各州。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一项研究列出对贸易最依赖的美国地区。美国的城市扮演着最大贸易商的角色，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休斯敦、达拉斯和西雅图的出口业务总计占了美国总出口额度的1/4。但是很多小城镇甚至更加依赖于贸易，贸易在它们较小的经济总量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印第安纳州拥有美国最依赖于贸易的10座小城市中的4座：哥伦布、埃尔克哈特、科科莫、拉斐特的贸易份额在当地收入中的比重均超过30%。如果美国采取故意削减国际贸易的政策，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一些行业会出现新的工作岗位，而另外一些行业会失去原有的工作岗位，但是我们不会相信工作岗位总量将出现变化，因为美国目前的失业率实际上已经下降到最低点，并且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减少进口将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工作岗位总量是由宏观经济因素驱动的。与此同时，贸易限制会让就业机会在各行业重新分配，从而引发严重的问题。比如，会产生新的失业群体，让经济蒙受额外冲击，从而阻碍经济发展。如同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说：“这如同那个经典的笑话所讲的，一名司机碾轧了一名行人，为了救助受害者，他决定向后倒车——结果又碾压了受害者一遍。”
绝对不会有证据证明那些采取更加封闭的贸易政策的国家，会因为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或者较低的失业率而拥有较高的就业率。相反，有证据表明，从事国际贸易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从事更多贸易的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较快。
除了贸易，还有更多重要的因素能够决定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维持强劲的经济增长，这里我要说的不是国际贸易政策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国际贸易有损经济发展。相反，国际贸易经常有助于经济发展。关于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呢？通常来说，相关分析都显示出贸易开放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良性关系，尽管二者的因果关系较二者的相关性来说更难显示出来。考虑到贸易改革通常出现在规模较大的经济改革之中，所以我们很难对贸易开放的影响进行单独评定。此外，更大程度的开放带来的无形影响通常与较大的贸易额度密不可分。但是没有权威的理论能够将扩大的开放与弱化的经济增长相互联系起来。如果贸易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那么这种影响在或应该是一种良性的影响。
对世界经济采取开放的态度，这对近年来全世界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振奋人心的发展之一。全球生活水平的提高反映在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所取得的进步中，这些国家都采取了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的政策。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90年仅为1 500美元；而在2015年，这一数值增长到1.34万美元，实现了显著增长。15印度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90年的1 700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5 700美元。在同一时期内，全世界生活在世界银行贫困线（目前为1.9美元/天）以下的人口从19.6亿减少到7亿，贫困人口从世界总人口的37%降低到10%左右。这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和印度所取得的经济发展。这些巨大的经济发展还带来了人均寿命的提高、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以及教育程度的提高。
可以说，自古及今，中国的对外贸易线路都是中国的生命线、补给线，甚至可以说是“血脉线”。因此，虽然中华文明向来以农业发达著称，没有农业也当然不会有中国，但是如果没有商业和外贸，同样不会有中华文明和中国。早在史前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和西北沙漠丝绸之路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原及东南沿海地区的玉器，就大量来自新疆。而内地用作交易媒介的贝壳，又大量来自东南沿海，甚至是东南亚地区，如缅甸、泰国一带。除非是通过市场，否则我们无法想象中国是如何获得这些物品的。传说中的黄帝，在统一了众多游牧部族与农耕部族之后，就推动了草原牧区与中原农区的经济交换关系发展，“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直到今天，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的不断深入，未来的机遇和挑战已经在向我们展现了在全球经济中贸易所改变的解决中下等收入的人民面临的经济困难的蓝图。唯有对外开放、积极顺应全球化，才是国家繁荣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