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代十国的动荡岁月中，周世宗柴荣以其雄才大略展现了统一中国的决心与实力。然而，在他之前，另一位同样具备统一天下潜力的人物已经崭露头角——后唐庄宗李存勖。

李存勖出生于唐僖宗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十月，地点是太原。按照传统，后世史家往往会对帝王的诞生赋予种种神秘色彩。

据说，曹夫人临产前梦见一位黑衣神人手持扇子，左右侍奉；而李存勖出生时，紫气弥漫窗扉。这种说法虽然常见于历代帝王的传说中，显得有些千篇一律，但也不失为一种表达对新生王室成员的期待与祝福的方式。不过，这些故事终究只是传说，更有趣的是，所有帝王似乎都带着一股“火气”降临人间，未曾听说有谁带来洪水。

唐大顺元年（公元890年），河东军在邢州（今河北邢台）击败孟方立后凯旋，途经潞州境内的三垂冈。

李克用为此设宴庆祝，席间令伶人演唱《百年歌》。歌声凄怆，触动了李克用心中的感慨。彼时，他正被朱温的势力所压制，心情沉重，众人也跟着黯然神伤。此时，年仅五岁的李存勖引起了父亲的注意。

李克用指着小存勖对众人说：“此乃我家奇儿，二十年后，必能为朱三劲敌。”这句话不仅表达了他对儿子的厚望，也预示了李存勖未来的不凡命运。

值得一提的是，李存勖也曾遇到过一位重要的“伯乐”。这位“伯乐”正是唐昭宗李晔。就像曹操年轻时得到名士许劭的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样，李存勖也在李晔的眼中看到了非凡的气质。唐昭宗李晔对李存勖寄予厚望，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

李存勖，小名亚子，是后唐的开国皇帝。他曾跟随父亲李克用拜见唐昭宗李晔，李晔一见李存勖便大为惊叹，称赞他“此子可亚其父”，意为这个孩子将来必定能继承甚至超越他父亲的功业。

因此，李存勖被世人称为“李亚子”。

李存勖的军事才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旧五代史》的作者薛居正曾高度评价他：“李存勖起于河东、汾州之间，凭借雄才大略平定了汴州、洛阳，雪洗家仇，复兴国家。他的功绩堪比夏朝少康的中兴和东汉光武帝的受命于天，无人能出其右。”

然而，李存勖的辉煌并未持续太久。在他达到权力巅峰之后，他逐渐迷失在享乐与荒淫之中，忽视了治理国家的重任。外有伶人（宫廷艺人）干预朝政，内有后妃专权，朝廷上下一片混乱。他对钱财的吝啬激起了军队的不满，频繁的赋税征收更是让百姓苦不堪言。

最终，李存勖的政权在内外交困中崩溃，他自己也落得个国亡身死的下场，成为后世的笑柄。这一段历史不仅揭示了李存勖个人的悲剧，也反映了权力与欲望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李存勖的时代，天下分裂为多个割据政权，但李存勖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根据当时的局势，天下十分，李存勖至少掌握了七分，剩下的几个割据政权如吴越、闽国、南平等地，实力相对较弱，难以与李存墟抗衡。

假设李存勖能够像周世宗柴荣那样，既有军事才能，又有出色的政治手腕，那么历史可能会截然不同。尽管我们可以进行各种假设，但历史终究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正月，李克用病逝，李存勖继位为晋王，时年二十四岁。

李克用与朱温之间的争霸持续了几十年，李克用始终未能彻底击败朱温，带着遗憾离世。李存勖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凭借其军事才能迅速崛起，但在政治上却未能走得更远。

值得一提的是，李存勖的成功离不开一个人——太监张承业。张承业原为唐朝宫廷中的宦官，后来跟随李克用，成为李氏家族的重要谋士。他不仅在李存勖继位之初帮助其平定了内部的叛乱，还在之后的许多重要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李存勖对他极为尊重，大事小事都会咨询他的意见，足见张承业在晋阳的地位之高。

李存勖初登大位时，虽然也曾取得过三垂冈、柏乡之战等重要胜利，但这些辉煌毕竟已成为过去，老本总有用尽的时候。

李克用临终前曾交给李存勖三支箭，其中一支便是针对幽州的刘守光。相比朱温的强大势力，刘守光的实力相对较弱，但他控制着两千里方圆的土地，拥有三十万甲兵。若能攻克幽州，不仅能树立威望，还能扩展自己的战略纵深。

刘守光的野心确实丝毫不亚于李存勖。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八月，刘守光在幽州称帝，建国号为大燕，改元应天。

按常理，儿子当了皇帝，父亲应当被尊为太上皇，如同刘邦的父亲刘太公那样享受尊荣。

然而，刘守光即位后，他的父亲刘仁恭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崇，反而继续被囚禁，未能享受到任何帝王之父的荣耀。

得知这一消息后，李存勖忍不住大笑：“这样的奴才也敢称帝！”

为了进一步试探和激怒刘守光，李存勖派遣太原少尹李承勋前往幽州通使。李存勖故意以邻邦之礼相待，而刘守光却强迫李承勋行臣子之礼，以此显示自己的权威。

此时，大梁皇帝朱温接到刘守光的紧急求援信，为了防止李存勖年少得志、迅速崛起，年逾六十的朱温亲自率军北上，驰援镇州，意图减轻刘守光的压力。

三月，梁军抵达枣强（今河北枣强），由梁朝名将杨师厚负责攻城。经过数日激战，梁军付出了巨大代价，终于攻克了枣强。随后，梁军继续进攻赵州。

驻守赵州的河东大将李存审深知朱温年事已高，不再如昔日般威猛，便决定采取心理战术震慑梁军。他命令部下捕杀了数百名外出打柴的梁军士兵，并砍断了几名俘虏的手臂，放他们回到梁营，故意散布谣言：“晋王李存勖即将亲率大军前来与朱皇帝一决高下。”

与此同时，李存审与史建瑭等将领率领一千多名骑兵，换上梁军的服饰，混入梁军大营。他们在营中放火、呐喊，并射出一阵乱箭，制造混乱。那些之前被砍断手臂的梁军士兵见状，误以为李存勖真的来了，纷纷惊呼：“晋王真的到了！”

朱温曾多次败给李存勖，心中对其颇为忌惮。听到这些消息后，他大为惊恐，立即下令全军连夜撤退。然而，慌乱之中，梁军迷失了方向，多走了百余里的冤枉路，才最终狼狈返回。

朱温派探子打听晋军的动向，探子回报说：“并不是李存勖，只是史建瑭带领的几百名游骑兵。”

得知真相后，朱温又羞又怒，气急败坏之下，病倒了。不久后，他带着失败的耻辱回到了东都。

四月，周德威以兵力不足为由，请求李存勖增派援军。

李存勖此次对幽州志在必得，前线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他不仅派遣李存审率领吐谷浑等部的骑兵增援周德威，还命令李嗣源率偏师进攻南路。李嗣源成功攻下了瀛州（今河北河间）等多座城池，对刘守光形成了战略合围。

周德威的部队继续推进，抵达龙头冈（今北京房山西）时，遭遇了燕军大将单廷珪。

单廷珪是刘守光手下的头号将领，出征前曾在军中夸下海口：“周杨五（周德威的小名）这小儿，何足挂齿！今日我定要生擒此贼！”

两军列阵交战，单廷珪策马冲入阵中，意图生擒周德威。他挥枪刺向周德威，但周德威迅速侧身躲过，并用大铁锤将单廷珪击落马下。

河东军一拥而上，活捉了单廷珪，并将其悬挂在阵前示众。燕军见状大惊，纷纷溃退。河东军乘胜追击，斩杀敌军三千余人。

就在河东军在北方取得胜利的同时，南方传来了一个让河东军士气大振的消息：梁朝郢王朱友珪因与朱温之妻有不正当关系，未能如愿成为嗣君，在洛阳发动兵变，杀害了朱温，并自立为帝。这一消息无疑进一步鼓舞了河东军的斗志。

在梁乾化三年（公元913年）初，河东军的攻势逐渐加强，周德威部成功攻占了顺州（今北京顺义），李存审部则拿下了檀州（今北京密云）。

这一系列胜利使得河东军在北方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力也日益增强。然而，河东军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刘守光，暂时无暇顾及中原的局势。

与此同时，汴梁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梁乾化三年二月，朱温的外甥、左龙武统军袁象先联合其他禁军将领，突然发动政变，攻入宫中。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朱友珪自知难逃一死，最终畏罪自杀。袁象先等人迅速掌控了局势，并派朱温的女婿赵岩带着国宝前往汴梁，邀请朱友贞赴洛阳即位。

然而，朱友贞并不愿意前往洛阳。他在复信中给出了多个理由，称太祖朱温在东京（汴梁）创立了基业，这里是天下的禁中之地，北靠河东，东临淮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此外，东京靠近多个重要的藩镇，一旦发生变故，可以迅速应对。这些理由看似合理，但实际上，朱友贞更看重的是自己在汴梁多年经营的人脉和势力。他在这里已经建立了稳固的根基，何必冒险前往人生地不熟的洛阳重新开始？

河东军虽然在北方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但他们的主要精力仍然集中在对付刘守光上，暂时没有直接干预中原的意图。

而朱家内部的权力斗争则愈演愈烈，袁象先等人通过政变掌握了汴梁的控制权，但朱友贞却不愿离开自己的根据地汴梁，这使得朱家的权力继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朱友贞的决定不仅反映了他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也揭示了当时政治局势的微妙平衡。

尽管他表面上以地理和战略为由拒绝前往洛阳，但实际上，他更希望通过保持对汴梁的控制，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

而河东军的行动则表明，他们在北方的扩张仍在继续，未来可能会对中原产生更大的影响。

梁乾化三年（公元913年）二月，朱友贞在汴梁登基为皇帝，废除了朱友珪的“凤历年号”，恢复了太祖朱温的“乾化年号”。

不久后，朱友贞改名为朱锽，随后又改为朱瑱。为了行文统一，本文仍称其为朱友贞。

朱友贞能够顺利铲除朱友珪，最大的功臣当属杨师厚。作为梁朝最有声望的上将军，杨师厚不仅帮助朱友贞稳固了政权，还成为了他最倚重的大将。只要杨师厚在，梁朝便有足够的力量应对来自北方河东李存勖的威胁。

就在梁朝内部平定内乱的同时，河东军则继续在北方扩展势力。三月，李嗣源率领河东军进攻武州（今河北宣化），迫使武州刺史高行珪投降。

刘守光的大将元行钦得知高行珪投降后，立即率军前来攻击高行珪。高行珪深感恐惧，派弟弟高行周（五代名将高怀德的父亲）向李嗣源求救。

李嗣源和高行珪一路追击元行钦，直到广边军（今河北赤城南）才赶上正在撤退的元行钦。双方激战八场，元行钦几乎全军覆没，最终不得不向李嗣源投降。

随着元行钦的投降，燕国各地的将领纷纷效仿，刘守光的势力迅速萎缩，原本号称“地方两千里”的疆域只剩下幽州一城。刘守光此时终于尝到了“孤家寡人”的滋味。

四月，河东军兵临幽州城下，刘守光的处境愈发危急。他先是向梁朝求救，但此时的梁朝皇帝朱友贞正忙于稳定国内局势，根本无暇顾及刘守光的请求。刘守光的求援如同泥牛入海，毫无回应。

绝望之下，刘守光又转向契丹求助，希望契丹主耶律阿保机能伸出援手。然而，耶律阿保机同样没有理会他的请求。至此，刘守光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朱友贞刚刚继位，按照惯例，新君主需要通过几场重要的军事行动来树立威信，否则难以服众。因此，在四月，朱友贞派遣杨师厚和刘守奇率领十万中原精锐北上进攻镇州，名义上是救援刘守光，实际上则是为了消灭王镕，并对河东形成战略包围。

河东方面得到消息后，迅速做出反应，派史建瑭率领五千精骑从赵州疾驰至镇州，协助镇州军固守城池。与此同时，杨师厚率领梁军主力从弓高（今河北交河东）渡过永济渠，直扑重镇沧州（今河北沧州）。

横海节度使张万进见梁军气势汹汹，不敢硬拼，选择开门投降。尽管张万进归顺了梁朝，但朱友贞对其忠诚度存疑，认为此人油头滑面、不可靠，因此改任张万进为平卢军节度使，而由刘守奇接任横海节度使。

占领沧州不仅阻止了河东势力向黄河沿岸渗透，还大大缓解了梁朝东北方向的军事压力。

至此，刘守光原本掌控的“地方两千里”大部分已被李存勖收入囊中，而沧州也落入朱友贞之手，刘守光如今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刘守光见局势已无可挽回，只得向周德威提出投降，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我只愿意亲自向晋王李存勖投降，若晋王不来，我宁愿一死也不降。”

李存勖心中早有盘算，他不愿将灭燕的首功拱手让给周德威。这不仅是平定燕国的大功，更是他树立个人威信、巩固统治的好机会。因此，李存勖决定亲自出面。

梁乾化三年（公元913年）十一月，李存勖留下张承业镇守晋阳，亲自带领几位大将前往幽州城外的河东军营。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与魄力，李存勖单人匹马来到城下，对着城头的刘守光大声喊道：“刘君，既然你要求我亲自前来，我便来了。现在你还想说什么？”

李存勖并非以诚信著称之人，但此刻他明白，要想让刘守光放下戒心，必须先骗他出城。

于是，李存勖在城下折断一支箭，向刘守光发誓：“只要你肯投降，我必定保你不死！若不信，就看这支箭为证！”

刘守光内心动摇，但他的心腹李小喜却劝他再坚持一段时间，或许还有转机。刘守光也怀疑李存勖是否真的能破城，因此暂时没有答应投降。

然而，当天夜里，李小喜的一个亲信竟然趁夜逃出城去，投奔了河东军，并向李存勖透露了一个关键情报：幽州城内已经弹尽粮绝，继续坚守只会徒增伤亡。

得知这一消息后，李存勖更加确信，攻下幽州只是时间问题。

李存勖显然希望刘守光拒绝投降，这样他就能名正言顺地擒杀刘守光，而不必背负日后言而无信的恶名。

随着李存勖一声令下，河东军迅速架梯攻城，不久便成功破城。刘守光自知不敌，带着妻儿仓皇出逃，却将父亲刘仁恭留在了城内，任由李存勖处置。

城破之后，李存勖进入幽州，河东的文武官员纷纷伏地拜见，三呼万岁。为了确保幽州这个军事重镇的安全，李存勖任命周德威为龙军节度使，因为他深知这个地方必须由自己信任的人来守护，否则一旦发生变故，后果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前大燕皇帝刘守光携家带口向南逃往沧州，意图投靠刘守奇。然而，寒冬腊月，刘守光衣着单薄，脚被冻得肿胀，又在途中迷失了方向。

无奈之下，刘守光让“前大燕皇后”祝氏外出讨饭。祝氏来到一户农家，户主张师造发现了她身上的异样，逼问之下，祝氏因害怕泄露了刘守光的身份。

张师造大喜过望，立刻派人将刘守光及其三位儿子擒获，并押送至幽州见李存勖。

李存勖见到刘守光后，讽刺道：“我来幽州，刘君本当做好东道，何必逃跑？这岂是待客之道？”

刘守光低垂着头，无言以对。李存勖命人将他和刘仁恭关在一起，暂时好吃好喝地供养着，等待最终的裁决。

随后，李存勖命令掌书记王缄起草一份“露布”，这是一种用于宣布胜利的文书，自唐朝以来，军中常将捷报称为“露布”。然而，这件本应平常的事情，却因为王缄的无知而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王缄虽然身为掌书记，却不了解“露布”的典故，误以为它真的是一块布。于是，他将文书写在了一块白布上，并让侍从捧着这块白布来见李存勖。

知情者见状，无不笑得前仰后合，此事很快传为笑柄。

攻占幽州后，李存勖大功告成，决定在节日前返回太原。为了羞辱刘家父子，他下令将刘仁恭和刘守光戴上枷锁，让他们带着那块象征失败的“露布”一同前往太原“探亲”。

刘仁恭曾是北方的一方霸主，没想到最终竟被自己的儿子刘守光断送了基业。

面对这一局面，刘仁恭怒不可遏，当众唾骂刘守光：“若不是因为你这个不孝子，刘家怎会落得如此下场！”刘守光则闭着眼睛，装作什么都没听见，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

梁乾化四年（公元914年）正月，李存勖凯旋而归，率领河东军胜利进入太原。此时，刘守光仍在做着富家翁的美梦，然而李存勖并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

李存勖下令处决刘守光。面对死亡，刘守光辩解道：“我死不足惜，但此前坚守城池不投降，都是李小喜教唆的结果！”

李存勖命人将李小喜带到现场对质。李小喜得志后变得嚣张跋扈，瞪着眼睛反驳刘守光：“你与父亲的小妾通奸，也是我教你的吗？！”

李存勖对李小喜这种无耻之徒深感厌恶，先将其处决，随后才下令处置刘守光。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刘守光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不再夸口说自己死而无憾，反而转向李存勖哀求：“晋王，我还能够骑马打仗，天下尚未平定，留我一条活路，我愿为大王效力！”

然而，刘守光的妻子祝氏却表现得异常果断。她啐了刘守光一口，怒骂道：“没有志气的家伙！事已至此，活着还不如死了，快给我个痛快吧！”

话音未落，刀光一闪，刘守光的人头落地，临死前仍在哭号。事后，李存勖命令河东节度副使卢汝弼将刘仁恭带到雁门，用刘守光的人头作为祭品，祭奠已故的李克用。

随着刘守光集团的覆灭，河东的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这一胜利不仅让河东在战略上占据了主动，也标志着晋（河东）与后梁之间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逆转。

河东从防守转为进攻，双方进入了激烈的拉锯战阶段，彼此间的对抗愈发惨烈。

李存勖作为河东的实际掌控者，面临着新的挑战。他的对手不再是老谋深算的朱温，而是刚刚继位、尚未完全展现实力的朱友贞。

为了摸清朱友贞的真实能力和应对策略，李存勖决定亲自出马，试探这位新任梁帝的底细。

梁乾化四年（公元914年）七月，李存勖率领河东主力部队，同时调动平卢军节度使周德威和昭义军节度使李嗣昭的部队，与赵王王镕的镇州军会合，共同向南进发，目标是夺取邢州（今河北邢台）。此举意在测试梁朝的反应，同时也为未来的军事行动积累经验。

然而，梁朝并未坐视不理。时任“二号皇帝”的邺王杨师厚迅速率军前来救援。就在两军即将交锋之际，河东军内部突然发生骚乱，部分士兵甚至投降了梁军。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李存勖意识到梁朝的实力不容小觑，尤其是杨师厚这样经验丰富、狡猾多智的将领，自己未必能占到便宜。因此，他果断下令撤军，各路军队返回各自的驻地。

尽管在这次行动中未能取得预期的战果，但梁朝的整体实力依然强大，仍然是当时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国。虽然在与河东的长期对抗中略显下风，但梁朝并未失去其核心竞争力，双方的战略僵持局面仍在继续。

朱友贞的军事才能虽然不及李存勖，但相较于王衍、孟昶和李煜等人，仍然显得更为出色。然而，他所面对的是李存勖这样的强敌，这使得他的表现相形见绌。

乾化四年九月，朱友贞任命其五弟福王朱友璋为武宁军节度使，接替原节度使王殷。

然而，王殷并不愿意放弃徐州这块富庶之地，拒绝交出兵权，并向吴国称臣。对此，朱友贞下诏剥夺了王殷的官爵，恢复其本姓蒋，并派遣天平军节度使牛存节和开封尹刘鄩率军前往徐州讨伐。

淮南方面，徐温看到这一局势，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派遣朱梁的老对手朱瑾率军北上支援王殷。

牛存节深知朱瑾是一位难缠的对手，不宜正面交锋，因此他在宿州设下了伏击。当淮南军到达时，梁军突然出击，打得吴军措手不及，最终大败而归。

朱瑾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丢下粮草辎重仓皇撤回淮南。

解决了朱瑾的干扰后，梁军得以集中兵力围攻徐州，形势对王殷愈发不利。

梁乾化五年（公元915年）正月，梁军将领牛存节和刘鄩联袂攻破了徐州城。面对梁军的猛烈攻势，守将蒋殷走投无路，最终选择举族自焚，以死明志。这已经是牛存节第二次攻陷徐州，上一次是在对付时溥时，时溥同样在兵败后选择了自焚。历史仿佛在此刻重演。

梁军在废墟中找到了蒋殷的遗骸，砍下其首级送往汴梁报捷。梁太祖朱温之子、当时的梁帝朱友贞得知捷报后大为欢喜，随即任命福王朱友璋前往徐州担任新的地方长官。

此时，梁朝的老将们大多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真正能够称得上名将的只剩下杨师厚、牛存节和刘鄩三人。

其中，杨师厚的地位最高，权力也最大。然而，相较于较为忠诚的牛存节和刘鄩，杨师厚到了晚年逐渐变得傲慢自大，不仅“矜功恃众，擅割财赋”，还私自招募了数千名精悍的士兵，组建了一支名为“银枪效节都”的亲军，作为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

杨师厚所镇守的魏博地区是汴梁的重要门户，战略位置极为关键。

朱友璋对杨师厚的行为感到十分不安，内心充满了疑虑：杨师厚究竟有何图谋？他的野心是否会威胁到梁朝的统治？

然而，对于朱友贞而言，杨师厚的去世无疑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消息。这位威名赫赫的将领在晚年多病缠身，最终于三月在魏州病逝。

朱友贞表面上表现出深切的哀悼，甚至辍朝三日，追赠杨师厚为太师，并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内心深处，他却暗自欣喜，因为杨师厚的离世为他解决了一个潜在的威胁。

尽管杨师厚已不在人世，但魏博军在梁晋争霸中的重要地位依然令朱友贞感到不安。魏博镇不仅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还曾多次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左右局势，对朝廷构成了不小的威胁。为了防止魏博镇再次出现像杨师厚这样的强势人物，租庸使赵岩向朱友贞提出了一个关键建议。

赵岩进言道：“自唐代藩镇割据以来，魏博镇一直是中原地区的重镇，常常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从田承嗣、王武俊到罗绍威、杨师厚，这些将领或明或暗地挑战朝廷权威，使得魏博镇始终是一块难以掌控的区域。如今，杨师厚已死，陛下应当抓住这个机会，将魏博镇一分为二，削弱其势力，使其不再具备威胁朝廷的能力。否则，谁能保证继任者不会重蹈杨师厚的覆辙呢？”

朱友贞颁布诏书，决定将魏博地区划分为两个独立的军镇。魏博原辖六州，分别为：

魏州（今河北大名）

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

相州（今河南安阳）

卫州（今河南汲县）

澶州（今河南濮阳）

贝州（今河北清河）

根据诏书，魏州、博州和贝州继续归属魏博军管辖，而相州、卫州和澶州则被划归为新的昭德军。

这一举措有效地削弱了魏博对朝廷的潜在威胁，使朱友贞能够更好地掌控该地区的局势，确保其在与河东军对抗时有足够的力量和资源。

朱友贞的设想初衷虽好，分镇诏书上也明确指出：“相州和卫州两地均扼守泽潞山口，与晋地接壤相连，经常成为魏博镇进攻的目标。既然战争频仍，不如通过分镇来加强节制。”

然而，这一策略在实际操作中却显得过于理想化，缺乏现实依据。首先，魏博镇作为梁朝最重要的军事重镇，其整体实力正是对抗河东的关键所在。如果将其分割成几个小镇，反而会削弱魏博的整体战斗力，就像原本用一个拳头打击敌人，现在却分散为五指，力量自然大打折扣。

当分镇的诏令下达时，魏博军内部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声音。自安史之乱以来，魏博镇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士兵们多为亲属或同乡，彼此之间关系紧密，早已形成了一张复杂的关系网。他们不愿意因为分镇而打破这种长期形成的稳定结构。

为了执行皇帝的旨意，刘鄩派遣澶州刺史王彦章带领五百名龙骧军骑兵火速前往魏州，向城内的士卒宣布分镇命令，并要求驻守昭德军的魏博士兵携家带口迁往相州。贺德伦也催促他们尽快行动。

然而，魏博士兵对此极为不满，私下聚集商议：“杨令公（杨师厚）在世时，朝廷就对他心存疑虑，如今他已不在，朝廷便对我们下手。魏博六州已经存在了百余年，本地人做本地兵，已经成为惯例。若分镇实施，我们骨肉分离，再难相见。不如起兵反抗，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

当晚，魏博军爆发了大规模哗变，士兵们在城中纵火抢劫，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乱兵包围了王彦章，王彦章见势不妙，夺路而出，逃离了魏州。

乱兵再次闯入牙城，袭击了即将出任昭德军节度使的贺德伦及其五百名亲兵，并将贺德伦软禁。效节军校张彦作为此次军变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意识到如果继续混乱下去，必然会激起民愤，于是下令制止乱兵进一步劫掠。

朱友贞得知此事后，既惊恐又愤怒，但他不敢轻易激怒这些失控的士兵。四月，朱友贞派遣使者安抚魏博军，并承诺让张彦在魏博分镇后担任主政官。

然而，新划分的魏博地区面积太小，张彦对此极为不满，上书请求朱友贞恢复魏博原有的建制，但朱友贞拒绝了他的要求。

张彦大为恼火，当众撕毁了朱友贞的诏书，朝南骂道：“天子无能，不过是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傀儡！魏博虽是重要的藩镇，但若要与朝廷对抗，只能投靠河东的李存勖。”

随后，张彦强迫贺德伦向河东的李存勖写降书。贺德伦见风使舵，毫不犹豫地向河东通款。

与此同时，贝州刺史张源德不愿投降晋国（河东），他秘密联络梁将刘鄩，准备联合抵抗李存勖，试图收复魏博。

李存勖原本认为杨师厚是他灭梁的一大障碍，但没想到杨师厚突然去世，更令他欣喜的是，魏博军发生了重大变故，主动向河东投降。这一消息让李存勖喜出望外，仿佛看到了统一中原的希望。

梁乾化五年（公元915年）四月，李存勖首先任命蕃汉马步军指挥使李存审为前锋，随后亲自率领大军越过黄泽岭（今山西左权东南），向东进发，驻扎在临清（今河北临西）。由于担心魏博军可能设下陷阱，李存勖不敢轻易深入。

此时，魏博节度使贺德伦对张彦的恶行深感不满，便秘密派遣心腹向李存勖通报：“大王进入魏州，本是魏地百姓之福，但张彦纵容士兵肆意杀人，若不除掉这个祸害，魏地百姓恐怕难以真心归附大王。”李存勖听后心中已有打算。

张彦得知此事后，以为可以通过此举讨好李存勖，于是挑选了五百名精锐的银枪效节兵，手持武器前来拜见李存勖。

然而，李存勖见到张彦后，愤怒地质问道：“你们为了私利，抢劫魏城，杀害无辜百姓。这几天已经有数百人来告发你们的暴行。我来到魏州，是为了安抚百姓，而不是贪图魏郡的土地。虽然你们对我有功，但罪孽深重，我必须诛杀你们以平民愤！”随即命令左右将张彦等八人当场处死，其余人则不予追究。

李存勖这一举动显示了他高超的政治手腕。他刚到魏州，便迅速稳定了军心和民心。

为了进一步安抚银枪都的士兵，李存勖召见他们，安慰道：“张彦等人的罪行与你们无关，从今以后，我会像对待自家人一样对待你们。”士兵们深受感动，纷纷痛哭流涕，伏地高呼万岁。

当李存勖率军进入魏州时，他立即以银枪都为扈从，全副武装的士兵列阵整齐，展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魏博军面对李存勖的威严，迅速归顺，表现出对新统治者的敬畏。

为了巩固民心，李存勖颁布了严格的军纪，下令任何掠夺百姓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甚至杀无赦。这一举措赢得了魏博百姓的广泛赞誉，他们认为李存勖治军严明，爱民如子。

李存勖深知，在刚刚征服的地方，过度使用暴力只会激起民怨，而采取怀柔政策，赢得民心，才是长久之计。正如古人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民心是不可轻视的力量。

在稳定局势的同时，李存勖还收获了一位重要的助手——魏州孔目官孔谦。孔谦是五代时期著名的财政专家，以其精明能干和善于处理政务而闻名。李存勖任命孔谦主管魏州的财政事务，期望他能解决当地财政困难的问题。

孔谦出身于吏职，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为人勤勉机敏，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不仅得到了李存勖的信任，也在河东地区的官员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魏博地区经过多年的战乱，百姓生活困苦，财政状况极为严峻。孔谦凭借其卓越的才能，想尽办法保障了魏州的军需物资供应，确保了军队的正常运作。李存勖对此非常满意，认为孔谦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然而，李存勖面临的挑战并未结束。梁朝名将刘鄩率领六万大军游弋在魏博境内，成为李存勖的心腹大患。

刘鄩不仅是梁朝的名将，而且兵力雄厚，李存勖不敢掉以轻心。在应对刘鄩之前，李存勖还需要解决贝州刺史张源德的威胁。部下建议李存勖先攻取贝州，但李存勖冷静分析后指出，贝州城高墙厚，兵力充足，即便能够攻克，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他决定采取更为巧妙的战略。

李存勖的目光转向了位于沧州和贝州之间的德州。德州兵力薄弱，防守相对松懈。

李存勖认为，只要先攻下德州，就能切断沧州和贝州之间的联系，使两座城池孤立无援，便于各个击破。果然，李存勖仅派出五百骑兵便轻松吓退了德州守军，成功占领了德州。这一战略决策展现了李存勖非凡的军事智慧，远非那些纸上谈兵的书生所能企及。

梁乾化五年（公元915年）七月，梁朝大将刘鄩得知李存勖率军进入魏州，决定亲自出马与李存勖一决高下。

刘鄩在城外洹水附近精心布下了五千精锐的伏兵，随后故意引诱李存勖前来。果然，李存勖中计，仅率领百余骑兵冒险出城，结果被梁军四面合围。

面对突如其来的包围，李存勖毫不畏惧，策马狂呼，带领着百余骑兵在敌阵中纵横驰骋，梁军纷纷后退。

然而，梁军人数众多，不久后再次将李存勖团团围住。李存勖奋力拼杀，最终凭借顽强的斗志和出色的骑术，成功从重围中突围而出，恰好遇到了赶来支援的李存审部队，这才得以脱险。

刘鄩见难以在魏州与河东军正面交锋，便心生一计，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他意识到河东的精锐部队大多集中在魏州一带，而晋阳必定防守空虚。于是，刘鄩决定率领大军绕道黄泽岭，奇袭太原。

为了迷惑李存勖，刘鄩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计谋：他在城中用草人扮成士兵，插上旗帜，并用驴驮着这些草人在城内来回走动，制造出军队仍在城中的假象。

李存勖起初并未察觉异样，但两天后，他发现城中竟然没有一丝烟火，感到事有蹊跷。终于，李存勖按捺不住，进城捉住了负责喂驴的伙夫，质问刘鄩的去向。伙夫坦白道：“刘鄩早已率军北上，准备偷袭晋阳。”

得知真相后，李存勖对刘鄩的行为颇感不屑，轻蔑地说：“刘鄩只会搞些偷袭的小把戏，根本不敢与我正面交锋。若是真刀真枪地较量，我必能生擒他。”

刘鄩的处境颇为不利，恰逢连日阴雨，山路泥泞难行。当梁军历经艰辛抵达乐平（今山西昔阳）时，粮草已经告罄，且因非战斗因素损失了五分之一的兵力。

刘鄩得知李存勖的后队紧随其后，意识到偷袭计划已难以成功，只得撤回并驻扎在莘城（今山东莘县）。河东军随后赶到，双方陷入对峙状态，期间发生了数十次大小冲突，但河东军并未占据明显优势。

随着时间推移，梁军的粮食储备逐渐耗尽，刘鄩感到形势愈发紧迫。河东军察觉到这一点，频繁前来挑衅，试图引诱梁军出战。然而，刘鄩深知河东军多为胡人，擅长阵地作战，而梁军则更善于防守城池。因此，他选择坚守不出，避免以己之短攻敌之长，保持战略上的谨慎与克制。

刘鄩是梁朝的名将，曾辅佐善于用将的朱温，但如今的皇帝朱友贞却对军事知之甚少，有时甚至盲目指挥。这次魏博地区的大乱，正是他瞎指挥的恶果。

朱友贞见刘鄩久攻不克，心中渐渐不耐烦，遂下诏责备刘鄩用兵不当，拖延战事。

刘鄩感到十分委屈，没有粮草如何能打仗？于是上书自辩道：“臣原计划奇袭晋阳，继而扫灭二王，然而天公不作美，连日大雨导致粮草短缺，士兵多有病患。敌军骑兵众多且善射，因此臣不敢贸然出战，只能等待时机再行决战。”

这样的解释虽然合情合理，但在朱友贞眼中，却未能完全消除他对刘鄩的不满。

朱友贞再次询问刘鄩有何破敌良策，而刘鄩此时最为关切的是如何解决粮食问题。他深知“无粮不成军”，于是回奏道：“陛下，臣现在别无他法，只盼陛下能给每位士兵发放十斛粮食。士兵们吃饱了饭，臣便有信心率军破敌。”

然而，朱友贞似乎对军事后勤的重要性缺乏理解，竟然反问道：“你要这么多粮食，是用于打仗，还是填饱肚子？”不仅如此，他还派出太监前往前线监督刘鄩。

这不禁让人想起朱温曾说过的话：他的儿子们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李存勖。的确，后勤补给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战斗和后勤之间本应相辅相成。即便是现代的战斗机，没有燃料也无法起飞，更不用说人了。

面对皇帝的无知，刘鄩只能摇头叹息，私下对心腹说道：“皇帝昏庸，小人当道，长此以往，真不知我们会在何处丧命。”

既然无法指望皇帝的支持，刘鄩只好自谋出路。同年八月，他率军前往镇、定二州，打算从王镕和王处直那里“借粮”。然而，这一行动并未如愿，河东军的李存审和李建及部在半路截击梁军，导致梁军大败，刘鄩只得带着残兵撤退。

与此同时，朱友贞在后方也陷入了个人的悲痛之中。他最宠爱的妃子张氏此时病重，奄奄一息。为了弥补心中的愧疚，朱友贞在九月间册封张氏为德妃。然而，当天夜里，张氏便病逝，年仅二十四岁。朱友贞悲痛欲绝，久久不能释怀。

朱友贞继位为皇帝后，他的八弟康王朱友孜心怀不满。朱友孜自幼便以重瞳闻名，这种特殊的生理特征让他自认为有天子之相，内心深处对皇位有着强烈的渴望。然而，他深知自己手中无兵无权，若真与朱友贞正面交锋，必败无疑。

为了扳倒朱友贞，朱友孜暗中策划了一场刺杀行动。他雇佣了一名江湖杀手，潜入皇宫意图行刺。

然而，这位杀手显然不是什么高手，行动暴露。当时朱友贞正在熟睡，突然察觉到异动，迅速起身将刺客擒获。经过严刑拷打，刺客最终供出了幕后主使——朱友孜。

得知真相后，朱友贞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逮捕并处死了朱友孜。这一事件让朱友贞深刻意识到，即便是亲兄弟也可能会对自己下手。从此，他对宗室成员的猜忌日益加深，转而更加依赖赵岩、张汉杰等心腹大臣，逐渐疏远了其他皇族成员。

此时，朱氏家族的人数已经不多。朱温一脉只剩下朱友贞、五弟福王朱友璋、六弟贺王朱友雍和七弟建王朱友徽四兄弟。

而大伯父朱全昱的三个儿子——衡王朱友谅、惠王朱友能和邵王朱友诲，却时常在外惹是生非，行为举止与朱全昱的稳重风格截然不同，令人头疼不已。

朱友贞不仅要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如李存勖的军事压力，还要时刻提防宗室内潜在的背叛。内外交困的局面让他倍感疲惫，统治之路充满了艰辛与挑战。

在梁乾化五年（公元915年）十一月，朱友贞宣布改元为贞明元年，似乎是为了迎接一个新的时代。然而，这一年的变化并未带来长久的和平。

贞明二年（公元916年）二月，晋王李存勖不愿继续被动等待，决定主动寻找战机，准备与梁军一决胜负。为了迷惑敌人，他对外宣称自己已经返回晋阳。刘鄩，作为梁军的重要将领，一直对李存勖的军事才能感到头疼。听到李存勖离开的消息后，他大为松了一口气，随即率军进攻河东地区。

就在两军激战正酣之际，刘鄩突然发现李存勖竟然亲自指挥作战，顿时大惊失色：“李存勖竟敢如此欺瞒我！”意识到中计后，刘鄩急忙下令撤退，但此时梁军已陷入混乱。

河东军抓住机会，乘势发起猛烈攻击，最终梁军大败，死伤惨重，超过七万人丧生。

与此同时，梁朝的匡国节度使王檀向朱友贞提议，建议派遣关中军队偷袭晋阳，以分散河东军的注意力，缓解魏博地区的压力。

朱友贞渴望一举扭转战局，于是同意了这一计划，调集三万关中兵力，由王檀率领，渡过黄河直扑晋阳。由于河东主力部队大多集中在东部前线，对这次西线的突袭毫无防备，梁军如疯虎般猛攻晋阳城，形势一度十分危急。

晋阳（今太原）作为战略要地，其安危直接关系到河东地区的存亡。在梁军大举进攻的背景下，留守晋阳的张承业集结工匠和百姓，共同加固城防，顽强抵抗。梁军士气正盛，多次险些攻破城池。

关键时刻，老将安金全率领家兵前来支援，为守城立下汗马功劳。与此同时，驻守潞州的昭义节度使李嗣昭闻讯后，火速派兵驰援晋阳。河东军士气大振，逐渐扭转了局势。

经过几场激战，梁军连遭挫败，损失惨重。主将王檀见难以建功，最终不得不撤军。

李存勖并未满足于眼前的胜利，而是乘胜追击。贞明二年（916年）八月，河东军攻克河北重镇相州，李存勖任命李嗣源镇守此地。随后，河东军势如破竹，迅速占领了除黎阳之外的河北六镇数十州，梁朝的北方防线被迫退至黄河一线，河东军随时可能渡河南下，威胁汴梁。

同年十月，梁朝开国功臣葛从周在偃师病逝，标志着太祖朱温一代的老臣相继离世。面对河东军的步步紧逼，继位的梁帝朱友贞深感孤独与恐惧，未来的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贞明三年（公元917年）二月，李存勖意图一举拔除梁朝在河北的最后一块据点——黎阳，于是率军进攻。然而，驻守黎阳的刘鄩给予他沉重一击，迫使李存勖撤退。心有不甘的李存勖渴望再次挑战这位梁朝最后的名将，毕竟战胜强敌带来的征服感是无可比拟的，这种心理古今皆然。

然而，李存勖尚未有机会再度南下，便收到了后方传来的一则噩耗：新州（今河北涿鹿）发生兵变，叛军杀死了他的弟弟、防御史李存矩，副将卢文进则率领部众投奔了契丹。

恰逢此时，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正觊觎更多领土，认为这是扩张的好时机。他任命卢文进为向导，亲自率领三十万契丹大军入侵新州。

面对突如其来的强敌，刺史安金全弃城而逃，耶律阿保机乘势击败了前来平叛的“常胜将军”周德威，迫使其撤退至幽州。随后，契丹军队对幽州展开了围攻，局势顿时变得异常严峻。

李存勖不愿失去对梁朝好不容易取得的战略优势，因此命令李嗣源、李存审和阎宝等人率领七万大军前往救援幽州。

李嗣源主动请缨担任先锋，与他的养子李从珂带领三千精锐先行出发，迅速解除了幽州的危局。在大房岭（今北京周口店），他们遭遇了契丹军队。李家父子联手，成功击退了契丹军，随后主力部队迅速跟进。

两军在幽州城下展开激战。李存审巧妙运用疑兵之计，动摇了契丹军的士气，并趁机发起总攻，最终将契丹军打得大败而逃。

耶律阿保机由此领教了河东军的实力，认识到李存勖比其父李克用更为 强硬，从此不敢轻易再与李存勖正面交锋。

与此同时，留守晋阳的张承业也表现出色，不仅圆满完成了守城任务，还确保了后勤补给的顺畅，为李存勖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张承业在河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他始终坚守公私分明的原则，坚决反对任何人滥用公款，即便是李存勖也不例外。每当李存勖想要用公款来满足个人娱乐或赏赐侍从时，张承业总是毫不犹豫地拒绝。

有一次，李存勖感到非常不满，心想：“整个河东都是我的领地，难道连这点小钱都不能动用吗？”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决定以小儿子李继岌的名义向张承业借钱。他对张承业说：“七哥，我这孩子最近手头有些紧，看在我的面子上，能不能借他一点钱？以后一定还你。”

面对李存勖的要求，张承业表现得异常坚定。他不仅没有动用公款，反而将自己的宝带和好马送给了李继岌。

随后，张承业严肃地对李存勖说道：“库中的钱财虽然充裕，但这些钱是用来保障前线将士的开支，绝不能用于个人享乐。公款姓公，不姓私，因此我不能答应大王的要求。”

李存勖当时正在饮酒，听到张承业的话后，不禁恼羞成怒，骂道：“你这个老家伙，连你都是我的人，何况这点钱？真是不识抬举！”

张承业却不为所动，他的语气变得更加坚定：“我不过是个太监，没有子孙后代，这些钱我能留给谁？我之所以如此严格，是为了确保大王的江山社稷能够稳固。如果大王需要用钱，何必问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但请记住，一旦战事不利，可不要怪我没有提醒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