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希特勒手下一女护士被判死刑，临刑前向法官提无耻请求

1945年，随着德国战败，纳粹政权的倒台让许多战犯无处藏身。在这些战犯中，有一位名叫伊尔玛·格蕾泽的德国女护士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她年轻貌美，却在集中营里犯下了滔天罪行。作为T4护士组的成员，她本应该救死扶伤，却成为了一个让囚犯闻风丧胆的刽子手。在战后的军事审判中，这位年仅22岁的女性面对死刑判决，竟向法官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请求。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一个年轻女孩变成了冷血的杀人者？她又为何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做出如此不堪的举动？

纳粹德国的崛起与伊尔玛的成长历程

1923年，伊尔玛·格蕾泽出生在德国图林根州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这一年，德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由于凡尔赛条约的巨额战争赔款，德国政府被迫开动印钞机，导致马克币值暴跌。一杯咖啡的价格从早上到晚上可能翻上百倍，普通工人的工资装在麻袋里都买不到一个面包。

伊尔玛的父亲是一名机械厂工人，母亲在一家纺织厂做工。在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期，父母每天发的工资都要立即兑换成生活必需品，否则第二天可能连一个鸡蛋都买不起。这段经历给年幼的伊尔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加剧了德国的困境。六岁的伊尔玛开始上学时，她的父亲已经失业在家。学校里，许多同学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当时的德国街头，到处都是失业者排队领取救济品的长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希特勒的纳粹党开始崭露头角。在伊尔玛十岁时，希特勒已经成为德国的元首。纳粹党通过＂四年计划＂重振德国经济，大量兴建公路、工厂，使失业率大幅下降。伊尔玛的父亲重新找到了工作，家庭生活也逐渐好转。

学校里，伊尔玛和其他德国儿童一样，每天都要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在这里，她系统地接受了纳粹意识形态的教育。教师们灌输＂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宣扬犹太人是德国衰落的罪魁祸首。课堂上播放的纪录片中，犹太人总是以贪婪、狡诈的形象出现。

1938年，15岁的伊尔玛加入了德国少女联盟，这是纳粹党专门为女性青少年设立的组织。在这里，她学习了＂德国女性的责任＂——为元首生育纯种雅利安后代。每周的体能训练和意识形态教育加深了她对纳粹主义的信仰。

德国的军事扩张给了伊尔玛施展抱负的机会。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她正在护士学校就读。作为一名优秀的德国少女联盟成员，她立即申请加入了军方的医疗系统。在训练营里，她表现出色，很快就被选入了特殊的医疗队伍。到1941年，年仅18岁的伊尔玛已经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军方护士。

从护士到刽子手的转变

1941年末，随着德国对外扩张的步伐加快，纳粹高层开始在各地建立特殊医疗机构。T4护士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其名称来源于柏林一处位于提尔加滕大街4号的办公地点。这个表面上的医疗组织实际上是纳粹＂安乐死计划＂的执行机构。

伊尔玛在军方医院工作时，因精通药物注射技术被推荐加入T4护士组。在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专业测试后，她正式成为了这个组织的成员。T4护士组的工作并非常规的医疗救助，而是执行纳粹的种族清洗计划。她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注射药物或其他方式处决被认为＂不适合生存＂的人群。

在T4组织中，伊尔玛很快就展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才能＂。她创造性地改进了处决方式，使用特制的药物配方，让受害者在极短时间内失去生命体征，且不会留下明显的外部痕迹。这种＂高效＂的处决方式引起了纳粹高层的注意。

1942年初，一次重要的视察活动中，希特勒亲自来到了T4组织的工作场所。当时19岁的伊尔玛向元首展示了她的＂工作成果＂。在场的纳粹军官详细汇报了她的＂贡献＂：三个月内，她经手处决的人数超过了其他护士的总和。希特勒当场决定授予她骑士十字勋章，这在女性军职人员中是极为罕见的。

获得勋章后，伊尔玛被调往更重要的岗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她被任命为女子营区的看守长。在这个位置上，她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和自主性。她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处决方式，开始尝试各种残酷的手段。从普通囚犯到怀孕妇女，从老年人到儿童，没有人能逃过她的魔掌。

伊尔玛在集中营中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管理制度。她将囚犯分成不同等级，根据外貌、年龄和身体状况决定他们的命运。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囚往往会遭到最残酷的对待。她经常在深夜巡视营区，随意挑选囚犯进行＂处理＂。

到1943年底，伊尔玛已经成为了集中营系统中最令人恐惧的看守之一。她的名字在囚犯中传开，人们称她为＂金发魔女＂。即便是其他纳粹军官，也对她的残暴行径感到不安。但在希特勒的庇护下，没有人敢对她的行为提出质疑。

1944年，随着盟军节节胜利，德国的战局日益危急。然而伊尔玛仍在继续她的暴行。她开始加快处决的速度，似乎要在德国战败前创造更多的＂战绩＂。在这一年里，经她手中死去的囚犯数量达到了顶峰。直到1945年5月德国投降前的最后一刻，她都没有停止过杀戮。

集中营中的暴行与权力

1943年至1945年间，伊尔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暴行达到了顶峰。根据战后幸存者的证词，她所采用的处决方式极其残忍。最常见的是用高剂量毒剂注射，这种毒剂会让受害者在极度痛苦中慢慢死去，过程持续约15分钟。据统计，仅在1944年一年，经她之手注射死亡的囚犯就超过2000人。

在女子营区，伊尔玛建立了一套特殊的甄选制度。每周三早晨，她都会在囚犯中进行＂检查＂。那些身体虚弱或生病的囚犯会被立即处决。根据幸存者玛丽亚·兰格的证词，伊尔玛特别针对那些怀孕的女性囚犯。1944年8月的一次行动中，她在单日内处决了37名孕妇。

伊尔玛与其他看守的矛盾也日益激化。1944年初，一名叫汉斯·施密特的德国军官因不满她的暴行向上级举报。举报信中详细记载了她如何虐待一名14岁的波兰女孩，直到这名女孩死亡。然而，由于伊尔玛在纳粹高层的关系网，这封举报信最终石沉大海，施密特反而被调离了岗位。

在处理囚犯的过程中，伊尔玛展现出惊人的＂创新能力＂。她发明了一种新的折磨方式：让囚犯在严寒中站立数小时，然后突然用沸水浇灌。据记载，1944年冬天，有超过200名囚犯死于这种酷刑。她还经常在深夜突击检查囚室，任何发出声响的囚犯都会遭到严惩。

特别令人发指的是她对新生儿的处置方式。根据集中营记录，1944年下半年，共有73名婴儿在女子营区出生，其中71名在出生后48小时内就被处死。伊尔玛采用的方法是让这些婴儿曝露在寒冷的环境中，直到他们停止呼吸。她将这些暴行详细记录在一本黑色笔记本中，甚至标注了每个婴儿死亡的具体时间。

她还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室，在那里进行各种非人道的医学实验。在一份被保存下来的实验记录中，详细描述了她如何测试各种毒剂的效果。这些实验对象主要是年轻的女性囚犯，年龄在16至25岁之间。实验过程往往持续数天，直到受害者死亡。

到了1945年初，随着苏联红军的逼近，集中营开始大规模销毁证据。然而，伊尔玛依然没有停止她的暴行。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她命令加快处决速度，以至于焚尸炉24小时不停运转。据估算，仅在1945年1月到4月间，经她批准处决的囚犯就达到了3000多人。直到集中营解放前的最后一刻，她都在继续着这场血腥的屠杀。

战后的逃亡与抓捕

1945年4月，随着盟军的步步紧逼，奥斯维辛集中营陷入一片混乱。伊尔玛在最后关头销毁了大量文件，其中包括她详细记录处决过程的黑色笔记本。4月15日深夜，她换上平民衣服，携带大量金银财物和假身份证件，乘坐一辆军用卡车离开了集中营。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伊尔玛辗转于德国各地。她先是前往慕尼黑，在那里与一些逃亡的纳粹官员取得联系。通过这些人的帮助，她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安娜·施密特，一名来自东普鲁士的战争难民。她将金发染成深褐色，并戴上了平光眼镜来改变容貌。

5月初，她来到了奥地利的林茨市。在这里，她找到了一份面包店店员的工作。然而，一位曾在集中营服役的德国士兵认出了她。这名士兵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但当警察赶到面包店时，伊尔玛已经消失了。

接下来的逃亡路线更加隐蔽。她躲藏在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农场，白天帮助农户干活，晚上则住在谷仓里。期间，她曾试图通过瑞士的地下渠道逃往阿根廷，但因为盟军加强了边境管制而未能成功。

1945年6月20日，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出现了。美军情报部门截获了一封信，这是伊尔玛写给她在图林根州的姐姐的。信中虽然用化名书写，但笔迹分析证实了写信者的身份。美军立即在德奥边境地区展开了大规模搜捕行动。

6月28日清晨，美军特别行动小组在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一个农场发现了伊尔玛。当时她正在给奶牛挤奶，身上穿着普通农妇的衣服。被捕时，她表现得异常平静，只是要求能带走她的个人物品。在她的行李中，军方发现了大量金银首饰，这些都是从集中营囚犯那里掠夺的财物。

伊尔玛被押送到纽伦堡监狱后，调查人员对她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审讯。起初她否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坚称是一名普通的难民。然而，当调查人员出示了大量证人证词和档案资料后，她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在供词中，她详细交代了在集中营的所作所为，但始终强调自己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

审讯过程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她对待罪行的态度。当检察官出示受害者的照片时，她表现出完全的漠不关心。对于那些死于她之手的婴儿，她只是简单地说：＂这是战争时期的必要措施。＂这种冷漠的态度让负责审讯的军官们都感到不寒而栗。

1946年初，纽伦堡军事法庭正式对伊尔玛提起公诉。检方收集了来自147名幸存者的证词，这些证词详细记录了她的暴行。公诉书中列举了她犯下的具体罪行，包括谋杀、酷刑和反人类罪。在长达四个月的审判过程中，每一项指控都得到了确凿的证据支持。

审判与处决

1946年3月15日，纽伦堡军事法庭开始对伊尔玛进行正式审判。法庭上，检察官汤姆森出示了一份长达268页的起诉书，其中详细记载了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罪行。首个出庭作证的是来自波兰的幸存者安娜·科瓦尔斯基，她描述了1944年7月目睹伊尔玛亲手处决一对双胞胎婴儿的场景。

审判过程中，检方传唤了数十位证人。其中包括前集中营守卫、医务人员和幸存的囚犯。一位名叫约瑟夫·克莱因的德国医生作证称，他曾亲眼看到伊尔玛在一天之内处决了27名妇女，仅仅因为这些妇女染上了斑疹伤寒。另一位证人，匈牙利籍的玛利亚·霍瓦特描述了伊尔玛如何用特制的皮鞭抽打孕妇，直到造成流产。

法庭上展示的物证同样令人震惊。其中包括从她逃亡时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录着详细的处决数据。检方还出示了她在T4项目期间的工作报告，这份报告清楚地显示了她处决＂不适合生存者＂的具体数字和方法。一份于1944年12月的统计显示，仅在那个月，她就批准了478起处决令。

辩方律师试图以＂服从命令＂为由为伊尔玛开脱。他们声称，在军事体系中，下级服从上级命令是必须的，伊尔玛只是在执行希特勒的种族清洗政策。然而，这一辩护很快被检方驳回。检察官出示了多份证据，证明伊尔玛的许多暴行都是她个人的独立决定，远超出了上级的命令范围。

1946年6月22日，法庭进入最后的审理阶段。前后共计14周的审判中，检方提供了超过200份书面证词，73份实物证据，以及数十名现场证人的口述证词。证据显示，在伊尔玛任职期间，仅在女子营区就有超过3500人死于非正常原因。

7月1日，军事法庭宣布判决。法官宣读了长达4小时的判决书，详细列举了伊尔玛的罪行。最终，法庭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判处其死刑。判决书特别指出，考虑到罪行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不得适用任何减刑措施。

死刑判决下达后，伊尔玛的律师曾两次提出上诉，均被驳回。在等待处决的三个月里，她被关押在纽伦堡监狱的特别牢房中。期间，多位心理学家对她进行了评估，试图理解她的行为动机，但始终未能得出明确结论。

1947年1月13日清晨，行刑在纽伦堡监狱的刑场执行。处决采用了绞刑的方式，整个过程持续了约12分钟。现场有包括法官、检察官、医生在内的28人见证了行刑过程。根据现场记录，行刑前，被问及是否有最后陈述时，她保持了沉默。

死刑执行后，她的遗体被火化，骨灰被撒入伊萨尔河。法院拒绝了其家属要求安葬的请求，以防止其墓地成为新纳粹分子朝圣的场所。她的个人物品，包括在逃亡期间收集的文件和日记，被保存在纽伦堡军事审判档案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