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可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称呼，一般专指李世民。这个带有明显草原风格的大汗称号被认为是李世民无上武功的证据，就如同“封狼居胥”一样，是大唐踏平草原之后的战利品之一。但其实，这个称号背后意义要比单纯的战功的证明丰富得多。

贞观四年前后，李靖率领唐军攻灭东突厥立下不世之功。而以李世民为核心的贞观君臣从远超其他朝代的“草原-中原一统帝国”广阔视角出发，继承发扬魏晋南北朝中十六国以来胡汉兼容的政治智慧，精心设计出了一个由西北游牧民族请求加李世民“天可汗”称号的政治仪式。这一政治仪式发生在贞观四年四月，正是著名的唐军灭东突厥携颉利可汗献捷事件，而大唐正是以攻灭东突厥这一伟大的军事胜利为基础，以李世民称天可汗为标志，接管了东突厥对北部草原的权力。

古代开始东亚地区就一直受到草原-中原两大区域作用，汉唐能并称，很重要原因在于两者能够横跨草原-中原

这一操作，对稳定初生的大唐帝国北部边疆，乃至迅速汲取草原可观的军事实力为大唐所用，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李世民称“天可汗”的背后，初唐构建起一个草原-中原一统帝国的努力。

关于李世民天可汗的称号，史书中有多条记载，其中逻辑比较清晰明确的首推《旧唐书》，根据书中记载：

（贞观四年）夏四月丁酉，御顺天门，军吏执颉利以献捷。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

这次李世民御顺天门参加的献俘仪式背景，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李靖灭东突厥事件。当时，唐军经过武德、贞观年间的休养生息，终于趁着东突厥天灾人乱，由李靖率军灭亡东突厥。但战争难的从来不是开始，而是结束，东突厥的覆亡并不意味着“突厥部落”的衰亡，大量突厥部众只是因为颉利可汗等突厥王族被李靖控制，而暂时处于一种失去组织的一盘散沙状态，但如果压制他们的强力松动，他们随时可以再次向大唐亮出獠牙。

面对如何安置东突厥部众这一棘手问题，初唐君臣展开了非常深入的讨论，初唐的诸多精英们，诸如魏征、温彦博、颜师古等人都牵扯其中，吴玉贵老师在《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式研究》中对此做了细致梳理。

当时，针对安置突厥部众初唐重臣们至少上了12份奏疏来专门讨论，分别是李大亮第12疏、颜师古第2疏、窦静第3疏、杜楚客第8疏、李百药第4疏、温彦博第5/7/9/11疏、魏征第6/10疏，另外还有一份总结诸多其余大臣的第1疏。

7个主要讨论的重臣意见能分成3个方案，第一个是第1疏提出的把突厥部众强制迁往中原，让“百万强胡化而为汉”，这样“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可空虚”；第二个方案主要是颜师古、李百药和窦静提出的，建议把突厥部众送回北部，并且人为维持突厥部众的诸部并立的状态，再设置都护府加以控制；最后一个方案是温彦博提出的，主张依照东汉的做法，把突厥部众安置在河南之地（这里指的河套地区）。

面对这么多意见，太宗李世民最终拍板定的还是温彦博的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很可能和献俘上的称天可汗是搭配在一起的，是一种在东汉处置归附的游牧部民的升级版方案。

当时，第一种意见其实有很大好处，因为初唐人口锐减，当年唐太宗想封禅泰山，魏征给他顶回去的一个很重要理由就是长安到泰山的一路上真没多少人了，沿途物资供应是个大问题，真百万强胡化而为汉了，那可就是双赢了。但这个方案有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骤然把游牧民族转换成种地农民工程量巨大，风险很高。当年，北魏六镇之乱好不容易被平定，北魏朝廷把六镇降兵安置到了河北，结果之后没多久又发生了河北民变，让尔朱荣、高欢、宇文泰们做大。

殷鉴不远，加上李世民从小便和突厥多有接触，他具有其他朝代帝王非常缺少的一种“草原视角”，所以这一个方案没被唐太宗采纳。

第二个方案同样难以执行。当时，东突厥在大唐打击之下衰落乃至灭亡后，薛延陀又崛起了，成了草原上的新霸主，而此时唐军暂时还没有实力立刻击败薛延陀。所以，让东突厥部众返回北部草原，无疑是逼着他们和薛延陀火并。

比较之下，把突厥部众就近安置在河套地区是最可行的方案。但正如反对这一方案的魏征、杜楚客等人说的:

今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

北狄狼戾，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陛下纳其降附，处之河南，夷不乱华，闻之前典，以臣愚见，必为后患。

让突厥处于河南之地只是一个临时措施，必须还要有一个相应的举措来加以保障。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3个安置方案，其实前2个方案背后的思路都是基于儒家传统的夷夏之防思想之上的。不管是让突厥部众改变习惯变成大唐的编户齐民，还是把他们驱逐回北部草原任其自生自灭，都是一种草原-中原割裂视角下的方案，强调两者的不同和难以融合。这体现出了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战乱和民族融合，儒家的复兴取得了很重要的成果，但另一方面这也成为大唐之所以成为大唐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那就是，大唐到底是要做一个中原帝国，还是要重建一个恢宏开阔、草原、中原兼有的二元一统大帝国？

很幸运，借助着唐太宗李世民开阔的视野和超凡实力，大唐选择了后面一条路。

李靖灭东突厥取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但战后如何处置突厥部众同样是个棘手难题

为了贯彻这一宏伟目标，大唐把东突厥部众安置在了河南之地，而且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天可汗的概念，用来统领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部众。李世民的天可汗不是一个单纯的荣誉称号，这一称号以大唐的军力为基础，具有相当的现实影响，乃至把李世民塑造成了东突厥和西北其他胡族的大可汗。正如刘子凡先生总结的那样:

在此背景下（贞观四年唐军击败东突厥顺天门献俘），太宗接受“天可汗”称号就具有统治东突厥诸部的意味。此时东突厥大可汗已被擒获并囚禁在长安，太宗将归附的东突厥诸部主要安置在“河南”，设立羁縻府州以统辖之，未再立大可汗。在告诫东突厥突利可汗时，太宗特别提到之所以不立大可汗，乃借鉴隋代立启民为大可汗后东突厥仍反叛之事...唐太宗打破隋代迫使东突厥称臣的模式，采取直接统辖东突厥的方式...在东突厥大可汗缺位的情况下，“天可汗”具有取代东突厥大可汗的意涵。

接受天可汗称号具有统治东突厥的意味、不采用传统称臣模式而采用直接统辖的方式、在东突厥大可汗缺位的情况下天可汗具有取代东突厥大可汗的含义...这些创造性的做法直接突破了中国历史的想象，也许只有后世元、清等外族政权的皇帝才能有如此恢宏的构想。但这一构想的实现也是要有前提条件。

首先是统治者开阔的视野。

从上面对安置东突厥部众的分析可以看出，初唐重臣大多还是坚持夷夏之防的，在这种情况下，把突厥部众安置在河南之地已经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反对，如此，还要称天可汗，那你李世民到底是中国的皇帝还是突厥人的皇帝呢？这背后的争论想想就很激烈。

虽然历史上没有记载关于称天可汗这一事件的讨论，但最后的天可汗方案有可能还是折中之后的。因为称天可汗之后，唐太宗下给北方各族的敕书都署名“皇帝天可汗”，乃至这个天可汗称号本身，也可以看做“天子”“可汗”两者的结合，这都体现出了中原为主、草原为辅的特点。但即使这样，这也是需要有能力有魄力有视野才能做出的一个决定。

其次则是李世民以及大唐的硬实力。

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初唐军事集团在武德年间其实与东突厥以及东突厥附庸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我们理解的不同，隋末唐初实力最强的割据势力在北方，而北方近乎所有割据势力都臣服于突厥。所以在李世民率军击败薛举、刘武周之后，突厥人已经敏感意识到，新生大唐野心勃勃又实力强大，是一个巨大威胁。

武德三年，处罗可汗一方面谋求在并州安置隋朝皇室血脉杨政道，这意味着东突厥放弃了同时扶持多个反隋势力从中渔利的政策，而是要集中力量应对李唐；其次则是以四路大军南下，从西线的原州、延州进攻长安，东线的并州、幽州经过河东再与西线会合，妄图灭亡大唐。武德三年九月东突厥莫贺咄设进攻凉州击败杨恭仁就是这一大战的先声。

而且我们都知道，武德三年下半年，大唐发起了进攻王世充的战争，这一时间与东突厥妄图南下时间是重合的，而突厥人也加强了与王世充、窦建德等人的联系。武德三年五月突厥人给王世充送了5000匹马，王世充则以宗女嫁到突厥；而窦建德与李世民在虎牢关前对峙的时候，凌敬说“突厥西抄关内”，如果夏军进入河东配合作战，那李世民必须回师救援，说明窦建德方面也是知道突厥此时的战略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因为处罗可汗的突然去世突厥人的攻势暂停了，但李世民率军在洛阳城下、虎牢关前一战擒两王，相当于扭转了可能会有的腹背受敌的局面，帮助大唐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从此之后大唐与东突厥正式转为对抗局面，直到东突厥灭亡。

正是在这样的功绩面前，贞观四年李世民称天可汗才能够实现预定目标，因为游牧民族世界从来就是一个强者为尊的世界，而李世民和大唐，就是那个强者，所以“天可汗”的称号是打出来的。

关于天可汗称号的实施，大概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初唐时候以太宗李世民为核心，建立起了一种类似于百年之后辽金乃至元清采用的二元帝国统治模式。也就是唐太宗一方面是中原农耕地区的皇帝，另一方面则是草原上的天可汗，初唐形成了中原体系和草原体系两套体系，这两套体系以太宗为轴同步运转。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天可汗制度仍然是以中原为核心，只是因为初唐天时地利人和特殊的背景，才发挥了作用。

我个人倾向于第二种意见。

前面已经提到过，从安置突厥部众的讨论中，除了温彦博，其他重臣都是坚持夷夏之防的，都是坚持中原华夏本位的，而且李唐王室虽然有鲜卑血统，但重要的是文化认同而不是血脉，李唐王室对华夏的认同是不可质疑的。比如上文已经说过的，太宗在给西域和草原诸部的敕书中，从来都署名“皇帝天可汗”，皇帝这一中原色彩帝号都是必带的。

天可汗称号，更像是凭借着千年不世出的唐太宗李世民一个人推出的专属制度，用来更好的应对初唐纷繁复杂的外部事务。这一称号发挥作用有赖于唐太宗拥有与突厥等游牧民族非常熟悉带来的开阔草原视野，又赖于李世民和大唐过硬的军功，才能有效发挥作用。而后来的唐朝皇帝都没有太宗这样的突出个人战功，游牧民族信奉强者为尊，后世天可汗这一称号实际上就没多大用处了。

天可汗这一称号发挥作用，其实有赖于李世民个人出众的政治军事能力和开阔的草原视野

唐太宗推出这一称号，其实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有相似之处，都是用一种大部分人都能理解的政治符号来强化对权力的争夺。对以突厥人为代表的游牧民族而言，“可汗”两个字是他们能够一下子理解的代表权力的符号，在这一符号之下，再借助着李世民和大唐的威望与军事实力，初唐在草原势力的扩张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借助着“天可汗”这一名号，大唐在草原上也名正言顺地与其他草原霸主展开了权力角逐，也就是所谓“接管了东突厥灭亡之后的草原秩序”。在这样的视角之下，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初唐在西域、草原发动的几次大战，也能理解为何初唐会有如此多的实力强大的蕃将忠心耿耿地为大唐攻城略地。

比如东突厥灭亡之后薛延陀崛起，夷男趁着“朔塞空虚，率其部东返故国，东至室韦，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临瀚海，即古匈奴之故地，胜兵二十万”，成为东突厥之后草原第二代霸主。

大唐与薛延陀的战争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按照草原的规矩，也是争夺“大汗”称号的战争。比如贞观十五年年双方还发生过战争。之后太宗欲约见薛延陀夷男可汗，结果夷男说“我薛延陀可汗与大唐天子俱一国主，何有自往朝谒？”夷男很直白地说，你是天可汗，我也是大可汗，我不服你，你凭什么让我去见你？

对此大唐的应对也很直接，不承认太宗的天可汗是草原唯一的汗，那就打到你服为止。贞观二十年，太宗命江夏王李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北上大败薛延陀。随后薛延陀部众七万多口，立夷男的侄儿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贞观二十年六月，李勣仅率二百骑兵到达敕勒九姓部，招九姓健壮，屯于郁督军山。薛延陀酋长梯真达官率众归降。咄摩支南奔荒谷，李勣遣大将萧嗣业前往招慰，咄摩支归顺。其余部众犹阴持两端，李勣大怒，纵蕃兵奋击，斩首五千多级，俘虏三万余口。七月里，多摩支至京师，拜为右武卫大将军，薛延陀遂灭。

薛延陀败亡后，就如同贞观四年东突厥被大唐灭亡之后东突厥部众称李世民天可汗一样，铁勒诸部也开始称李世民为天可汗:

（贞观二十年）九月，上（李世民）至灵州，铁勒诸部俟斤遣使相继诣灵州者数千人，咸云：“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子子孙孙常为天至尊奴，死无所恨。

从此太宗天可汗的号令范围从东突厥扩大到铁勒，成为东突厥诸部、铁勒诸部共尊的天可汗。

天可汗称号成为大唐治下建立的草原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通典》所说的“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 ，草原诸部酋长的继承需要得到大唐朝廷的认可，通过这一方式，大唐提升了对臣服诸部的控制。

同时，天可汗称号也有利于吸纳草原诸部的精英为大唐效力。

大家都知道，初唐是蕃将数量质量的一个巅峰，大量草原精锐进入大唐政府系统，尤其是军队系统，进一步强化了大唐对周边的压倒性实力。比如上面提到的大唐对薛延陀战争中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等蕃将胡兵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太宗一朝的战争中，几乎每次都能发现蕃将的身影。这些人大部分都出身突厥、铁勒等贵族乃至王族，比如著名的阿史那社尔就是处罗可汗的儿子，曾经位列都布可汗，是名正言顺的阿史那王族，地位高崇。但他自从贞观九年投降大唐之后，此后南征北讨，随侯君集平灭高昌，封毕国公，征讨高句丽、薛延陀的战争，屡立军功。贞观二十一年，击败龟兹，迫使于阗国王臣服，为大唐立下汗马功劳。

尤其是贞观二十一年击败龟兹一战堪称经典，当时阿史那社尔率领契苾何力、郭孝恪千里奔袭，他先是击败西突厥处月、处密二部，擒杀焉耆国王薛婆阿那支，随后带着契苾何力、郭孝恪、韩威、曹继叔直逼龟兹城。用诈退引诱龟兹军队贸然出击一个回马枪歼灭龟兹主力之后，留下郭孝恪镇守龟兹城，随后六百里直击龟兹王退守的大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连攻四十日终于生擒龟兹王。

攻灭龟兹之后，阿史那社尔又命左卫郎将权祗甫到各城晓以祸福，使得各城相继请降，并召集城中父老，宣示吊民伐罪之意。胡萝卜加大棒、左手屠龙刀右手归心书，汉族顶级将领攻心为上的战术被他用的行云流水，谁能想象这个人曾经是东突厥的王子？

阿史那社尔主导的灭龟兹一战行云流水，取得了军事与政治的双重胜利

而且，龟兹城距离长安有万里之遥，他阿史那社尔身为阿史那王族，真要说做出点什么那也是可以的，但龟兹一战确实干净利落，唯一的意外还是郭孝恪大意被龟兹人背刺以身殉国，除此之外这一次作战完成度非常之高。这一战之后史书说“西域震骇，西突厥、于阗、安国争馈驼马军粮”，可以说取得了军事与政治的双重胜利。

这一个结果的取得当然得益于阿史那社尔本身的实力，但天可汗称号之下，阿史那社尔和他手下的部众无缝衔接到了大唐治下，对于理顺草原与中原关系，让草原精英忠心为大唐效命，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天可汗称号，或者说设想中的天可汗制度自上继承自魏晋南北朝十六国的胡汉兼容的政治实践，向下则启发了辽朝开始的外族统治华夏施行的一种二元一统架构，也就是胡人用胡法、汉人用汉法。

这种二元一统的架构，其实质就是以中原农耕地区的财力赎买草原地区的军事力量，取得一种稳定局面。对此最为通俗易懂的解释来自于神武帝高欢，当年他带着六镇鲜卑降兵到了今天河北地区，但和河北土豪们之间有很深的矛盾，所以高欢就苦口婆心的对鲜卑兵卒说:

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

转头又对汉民说:

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

高欢话糙理不糙，把这种草原-中原结构的最核心运转规律说透了。

但天可汗制度没有这种条件，这一制度就像是一个早产儿，纯粹是被李世民一个人催生的。唐太宗李世民从小便长刀大马打天下与游牧民族周旋，他对军事、对草原、对游牧民族世界非常的熟悉。他知道草原地区的武力一定是超过中原地区的，为了维持一个横跨草原-中原的大一统帝国，必须要找到一个有机把两种力量融合在一起的方法，所以他提出了天可汗称号，试图实现这一目标。

但其实这一切都维持在他自己身上，随着太宗的去世，虽然大唐依然在蒸蒸日上，但草原-中原大一统帝国的目标已经走在了另一条道路之上。天可汗称号在唐高宗时期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越来越虚弱。调露元年（679）东突厥起兵反唐，东突厥可汗又成为统治北方草原的大可汗，随后回纥取代东突厥，其可汗同样是大可汗。此后玄宗、肃宗、代宗、德宗之后也被称为“天可汗”，但此称号已不再具备统辖北方草原诸部的权威了，回归到了一种普通的汗号。

这里尤其要说一下唐玄宗时期。我们知道，唐玄宗时期与唐太宗时期一样，同样是蕃将大量崭露头角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但最终这一切却以安史之乱告终。安史之乱的爆发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玄宗不具备太宗的草原视角，他没能提出一种融合蕃将蕃兵的架构，河北藩镇蕃兵蕃将越聚越多，与长安越来越离心离德，安禄山起兵之后一年多就死了，但安史之乱反而打了七年之久，这背后其实提示我们安史之乱是有非常广泛的普通民众支持的，以至于河北等地一直难以回归长安统治，也是这一特点的反应。

唐玄宗试图用朝堂之上的制衡原则控制边疆的几大军团，但草原的运行逻辑和朝堂之上的尔虞我诈是不同。而且玄宗皇帝是一个成长于深宫的皇帝，这当然不是说他不懂军事，而是和李世民相比，他缺少了一种威望，一种在草原之上也能吃得开、行得通的真正凭借血与火历练出的个人威望，这种威望在强者为尊的草原世界比所谓皇帝两个字更有用。

正如施展先生在《枢纽》一书中所说的:

太宗兼具汉人皇帝及草原英雄的特质于一身，与大多数重要的突厥首领建立了个人联系，他极其熟谙草原上的政治逻辑，对其运用达出神入化之境。突厥首领成为大唐官员，突厥人是因为尊太宗为“天可汗”而接受了这种官员身份，而非因为尊其为皇帝。

所以，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天可汗称号，与李世民是绑定在一起的，随着太宗的去世，这一精心设计的谋划，也不可避免的走上了末路，徒留后人无限唏嘘。

天可汗称号发挥作用与唐太宗李世民关系非常密切，因而在他死后这一称号就逐渐失去原先价值了

历史距离我们很远，但其实也距离我们很近。今天的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做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在中国古代同样遵循着同样的规律。贞观四年李靖献俘仪式太过耀眼了，毕竟把其他国王抓来长安跳舞的事情，也就大唐做的最多最好了。但在贞观四年四月那个初夏，人头攒动的顺天门献俘仪式之下，同样暗流涌动。我们可以把自己带入当时的场景，尝试去体会体会唐太宗的心境，民众响彻云霄的欢呼雀跃和铁甲鲜明的大唐军队应该让他内心心潮澎湃，不过，当他远远看着曾经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恭敬的臣服在大唐的威严之下，心里应该也会隐隐约约看到背后曾经主宰整个东亚的突厥军队。

他和他身边的谋臣们缜密的考量谋划，终于，一个“天可汗”计划出台了，一个继承自十六国胡汉兼容的政治实践和唐太宗个人无上武功基础之上的新的架构横空出世。从此，草原上的勇士们将成为“天可汗部落”之中的一份子，这是他们一个熟悉的世界，所以他们安心的为天可汗驱驰，为天可汗征服天涯海角。

如此，我们才能理解高贵如突厥王族、处罗可汗之子、都布可汗阿史那社尔，会心甘情愿投降大唐，在灭高昌、击高丽、千里奔袭龟兹之战中流汗流血，乃至于在太宗死后“请以身殉葬”，即便这可能是一种心境的表达乃至政治表演，我们也依然能看到，太宗李世民在蕃将心中的地位。

在他们的心中，他们都是天可汗忠心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