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的童年充满了贫困与挑战，他成长于俄亥俄州铁锈地带的一个钢铁城市。
自他记事起，这座城市的工作机会就在不断减少，居民们也逐渐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
万斯的家庭情况同样复杂，他与父母的关系并不简单，他的母亲几乎一生都在与毒瘾抗争。
万斯由外祖父母抚养长大，外祖父母甚至没有完成高中学业，而他的大家族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是屈指可数。
根据各种统计数据，像万斯这样的孩子前途并不光明——他们中的幸运者或许能够避免依赖社会福利，而不幸者则可能因海洛因过量而丧生，他的家乡小镇曾有一年就有数十人因此离世。
万斯也曾是那些看似没有未来的孩子之一。
他差点因为学业成绩不佳而从高中辍学，也几乎被周围普遍存在的愤怒与怨恨情绪所吞噬。
如今，当人们看到他的工作、常春藤联盟的毕业证书以及他现在的社会地位时，往往会误以为他是个天才，认为只有非凡之人才能达到他今天的成就。
尽管万斯对这些看法并无恶意，但他在书中明确指出，这种观点其实并不准确。他认为，即便他拥有某些天赋，如果没有那些充满爱心的人的帮助与拯救，这些天赋也可能被白白浪费。
这就是万斯真实的人生经历。
在他23岁生日刚过不久，万斯驾驶着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件大件——一辆二手本田思域，带着退伍证书，最后一次从北卡罗来纳州的切里波因特驱车前往俄亥俄州的米德尔敦。
在海军陆战队的四年里，他在海地见识了前所未有的贫困景象。
他亲眼目睹了一架飞机坠入居民区后的惨烈场景，也经历了外婆去世的痛苦，随后自己不久便踏上了战场。在这期间，他还结识了一位曾经的毒贩，这位朋友后来成为了万斯认识的最为勤奋的海军陆战队员之一。
当初，万斯决定加入海军陆战队，部分原因是他觉得自己还未准备好面对成年生活的挑战。他既不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财务，也不知道如何填写大学助学金的申请表格。
然而，当万斯从海军陆战队归来时，他已经明确了自己想要的人生目标，并且知道了如何去实现它。回家后不到三周，万斯就开始了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业。
2007年9月初，万斯参加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入学活动，那天他的心情异常激动，至今仍能回忆起每一个细节：在墨西哥卷饼速食店享用午餐，那是他姐姐第一次在这样的餐厅用餐；参加完新生报告会后，他步行前往位于南校区的宿舍，那里将成为他在哥伦布的新家；那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
在辅导员的帮助下，万斯规划了第一年的课程，每周只需上课四天，而且课程都安排在早上九点半之后。之前在海军陆战队每天凌晨五点半就得起床，所以现在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如此幸运，可以不用再早起。
万斯对债务深恶痛绝，他无法忍受那种被债务束缚的感觉。尽管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万斯可以报销大部分学费，而且俄亥俄州立大学对州内学生的收费相对较低，但他仍然需要自己承担大约两万美元的费用。
为了减轻经济压力，万斯在俄亥俄州议会大厦找到了一份工作，为一位来自辛辛那提的名叫鲍勃·舒勒的议员工作。舒勒议员为人非常友善，万斯不仅喜欢他的政见，还欣赏他的善良。当选民打电话来投诉时，万斯会尽力解释舒勒议员的立场。
在这份工作中，万斯目睹了说客们的来来往往，也无意中听到了舒勒议员和他的团队讨论某个议案对选民、州政府或双方的影响。这种近距离观察让他对政治决策过程有了全新的理解，远非通过电视新闻所能获得的。万斯的外婆曾认为所有政客都是骗子，但万斯的亲身经历让他意识到，这种观点并不适用于俄亥俄州议会的政客们，无论他们的政策如何。
在俄亥俄州参议院工作了几个月后，万斯发现自己债台高筑，尽管他尝试了各种方法改善财务状况（比如了解到每周每人只能献两次血），但他仍然感到力不从心。于是，他决定再找一份兼职工作。
一个非营利组织发布了招聘兼职的广告，时薪为10美元。万斯穿着卡其裤、一件难看的浅黄绿色衬衫和海军陆战队作战靴（这是他当时唯一的一双鞋）去参加面试。看到面试官的反应后，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没戏了。果然，一周后他收到了拒信，但他并没有太在意。
后来，当地一家为受虐待和被忽视的儿童服务的非营利机构也在招聘，时薪同样是10美元。这次，万斯先去百货店买了一件更得体的衬衫和一双黑皮鞋。这次面试成功了，万斯得到了“顾问”一职。他对这家机构的工作非常感兴趣，同事们也都非常友善，于是他立即开始了这份工作。
此时，万斯已经有了两份兼职工作，同时还要全日制上学，日程变得更加紧张，但他并不在意。直到有一天，一位教授发邮件让他下课后去讨论一篇写作作业。万斯向教授展示了自己的日程安排，教授大吃一惊，严肃地建议他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不要让兼职工作分散注意力。万斯笑了笑，握了握教授的手，说了声谢谢。他并不需要这位教授的建议。
万斯喜欢熬夜做作业，第二天早起，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他为自己能够应对这一切感到自豪。多年来，万斯一直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恐惧，担心自己最终会像邻居或家人一样陷入吸毒、酗酒、坐牢或无力照顾孩子的困境。这种恐惧成为他前进的强大动力。
万斯深知那些统计概率，小时候他在社工办公室的小册子上读到过，也熟悉穷人牙科诊所里医生那充满同情的目光。他认为自己本属于那些“不该成功”的人，但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并且做得相当不错。
万斯的生活确实过于拼命了。他经常睡眠不足，饮酒过量，饮食也几乎全靠快餐解决。
有一次，他病了一周，起初以为只是重感冒，但医生诊断他患有单核细胞增多症。然而，万斯并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而是继续拼命工作，把感冒药当作万能药来用。一周后，他的尿液变成了令人不安的棕色，体温飙升至43℃。这时，他终于意识到可能需要照顾一下自己，于是吞了几片退烧药，喝了几瓶啤酒，然后昏睡过去。
万斯的母亲得知情况后，立即驱车赶到哥伦布，将他送往急诊室。尽管她并非完美的母亲，也不是专业的护士，但她非常擅长与医疗系统打交道。她善于提问，无法忍受医生含糊其辞，并确保万斯得到了应有的治疗。
万斯在医院住了整整两天，医生用了五袋生理盐水为他补充水分，并发现他除了单核细胞增多症外，还感染了葡萄球菌，这才是他病情如此严重的原因。最终，医生告诉万斯的母亲他可以出院了，她用轮椅推着万斯离开医院，带他回家休养。
万斯的病情持续了几周，幸好这段时间正值大学春夏学期之间的假期。几周后，他终于康复，感觉良好，可以返回哥伦布继续学业。尽管他在四周内瘦了20磅，但除此之外，他感觉一切都不错。
由于欠下了一大堆医药费，万斯不得不找了第三份工作——在普林斯顿评论担任SAT导师，时薪高达18美元，这对他来说是一笔不错的收入。然而，三份工作的压力让他难以承受，于是他决定放弃自己最喜欢的那份工作——在俄亥俄州参议院的职位，因为那份工作的收入最低。
万斯需要的是钱以及经济自由，而不是仅仅为了兴趣而工作。他告诉自己，值得追求的工作以后总会有机会。
大学第二年开学时，天气依然晴朗，万斯的心情也像第一年一样激动。尽管新工作让他更加忙碌，但他并不介意有那么多事情要做。真正让他苦恼的是，他已经24岁，却才刚刚开始大二的学习。然而，四年的海军陆战队经历不仅让他与其他同学在年龄上有差距，也在许多其他方面让他与众不同。
万斯心中燃起了一股强烈的动力，他希望能尽早毕业。他找到了一位辅导员，说明了自己想要提前毕业的计划——他打算在暑假上课，并在几个学期内将全日制课程量翻倍。即使以他的高标准来看，接下来的这一年也将异常紧张。在一个特别艰难的二月，他坐下来看着日历，数了数自己能够睡足4小时以上的天数——只有39天。
尽管如此，万斯依然坚持了下来。到2009年8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待了1年11个月后，他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双学位。他原本想跳过毕业典礼，但家人不同意。于是，他在一个不舒服的座位上坐了3小时，最终走上讲台，领取了自己的文凭。
万斯知道自己明年会去法学院（由于他是8月才毕业，当年入学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为了攒钱，他决定搬家。
刚开始申请法学院时，万斯并没有考虑申请耶鲁、哈佛或斯坦福这三所神话般的“顶级学府”。他根本没想过自己有机会进入这些学校。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决定最想去的学校是耶鲁。
耶鲁的吸引力在于其小班教学和独特的评分系统，校方宣传称这些优势可以让学生轻松步入法律职业生涯。不过，耶鲁的许多学生都来自精英私立大学，而不是像他这样的大型州立学校，因此万斯觉得自己希望渺茫。尽管如此，他还是在网上提交了申请，因为流程相对简单。
2010年早春的一个下午，万斯的电话响了，来电显示是一个以203区号开头的陌生号码。他接起电话，对方告诉他，自己是耶鲁法学院招生办主任，并通知万斯已被录取为2013级学生。
万斯瞬间狂喜，整个三分钟的通话中，他激动得跳来跳去。挂断电话时，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当他打电话给阿姨报告这个好消息时，阿姨还以为他刚出了车祸。
万斯下定决心要去耶鲁法学院，尽管这意味着他将背负约20万美元的学费债务。然而，耶鲁法学院提供的资助远超他的预期。
第一年，他几乎获得了全额资助，这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而是因为他是全校最贫困的学生之一。耶鲁给了他数万美元的助学金。这是他第一次因为贫穷而获得如此大的好处。选择耶鲁不仅因为它是他的梦想学校，还因为它的性价比最高。
接下来的几个月，万斯为远行做准备。他的叔叔阿姨的朋友帮他在当地一家地砖公司的仓库找到了一份工作。整个夏天，他都在那里工作——开着铲车，整理地砖以便运输，并打扫那间巨大的仓库。
夏天结束时，他已经存够了钱，不再为搬去纽黑文的费用担心了。
万斯的自传第一页就写到：
我的名字是J.D. 万斯。首先，我想坦诚地告诉读者：我觉得你们手中拿着的这本书有些荒唐。
封面上说这是一本回忆录，但我才31岁，还没有取得什么伟大的成就——至少还没有那种值得一位陌生读者花钱来读的成就。我做过的最棒的事，至少从名义上来说，就是从耶鲁法学院毕业。这是我在13岁时连想都不敢想的。
然而，耶鲁法学院每年都有大约200名毕业生，而且我相信读者们也不会对其中大部分人的生活感兴趣。
我不是参议员，没当过州长，更没担任过内阁部长。我没有创立市值10亿美元的公司，也没有建立改变世界的非营利组织。
我拥有的只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一段幸福的婚姻、一个舒适的家，还有两只可爱的狗。
所以，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取得了什么非凡的成就，而是因为我所做到的事情虽然看似平凡，但对于大多数像我这样长大的孩子来说，却是难以企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