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电视连续剧《延安颂》的人，肯定对剧里这样一组画面印象深刻：有个刚到延安的年轻女红军去见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蹲在炉子前烧水呢。这女红军笑嘻嘻地踮着脚，悄悄绕到毛泽东身后，突然拍了一下毛泽东的肩膀，大声喊道：“老毛！”毛泽东猛地一回头，一下子惊喜万分，立刻拉住她的手问这问那……

这组镜头可不是导演瞎编乱造的，那是真实的历史重现。这个敢管毛泽东叫“老毛”的女红军呢，就是15岁就参加革命，参与过湖南暴动，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曾志同志。

一、

1911年，曾志在湖南宜章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呱呱坠地。15岁时，她到湖南衡阳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去了，在那儿，她可是当时唯一的女学员呢。过了两年，她就参加了党领导的湖南暴动，接着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一路随着毛泽东转战各地。这期间，尽管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风风雨雨，可她的志向从没动摇过。

1928年初的时候，曾志和红七师的党代表蔡协民成了夫妻。有一回，毛泽东来找蔡协民谈工作的事儿，就这么着，曾志在毛泽东的这次来访里，头一回见到了毛泽东。

那次接触的时候，毛泽东热情又风趣，还特别平易近人，这让曾志心里头有了一种没法形容的亲切感。打那往后，她就把毛泽东当成自己的好老师，还当成大哥哥呢，两人的友谊也就此开始，持续了半个世纪。

这一回见面的时候，毛泽东晓得曾志已经有身孕了，就提议曾志赶紧去比较安全的井冈山后方留守处养身子，还把自己的枣红马借给曾志骑呢。第二天，曾志骑着毛泽东的枣红马，平平安安地到了大井那儿的后方留守处。

生完孩子不久，曾志忽然收到毛泽东派人送来的一张条子，条子让她尽快赶到茨坪，去担任前委下属的妇女组组长，负责做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

能直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工作，曾志可高兴了。对于这段难以忘怀的日子，她后来回忆说：“我为啥乐意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呢？因为他一点儿领导的架子都没有，还会抽时间给我们讲笑话、历史典故，能在欢快的氛围里，不知不觉地给我们传授革命的道理、工作的方法和原则，教我们咋去做群众工作。”

那时候的曾志啊，工作起来热情满满、积极性特别高，可工作方法有点太简单了，这么一来工作效率就不怎么高，这可把她给愁坏了。有一回呢，曾志就把这事儿跟毛泽东说了，毛泽东就拿了一张表格递给曾志，说道：“你要是能把这表格里的内容都仔仔细细、准确无误地填好，你的工作就能顺顺当当的，也就不会再发愁啦。”

曾志把表格接过来一瞧，毛泽东在那表格上把自己的工作列得详详细细的呢。像哪天动身，要去啥地方，途经哪些地方；走的啥路，有啥桥梁；路两边是山啊，是水啊，还是田呀？田里种的啥庄稼，长得咋样？路过的村子规模大小、人口多少？有几间瓦房……这时候曾志才一下子明白过来：毛泽东是想让她学会分析判断，工作得有针对性，只有这样才能找准方向，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1932年1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攻占了漳州。之后呢，组织上安排曾志和蔡协民留下来继续斗争，毛泽东就带着中央红军回江西瑞金去了。曾志那时可没想到，再见到毛泽东的时候，已经过了整整7年啦！

1939年12月，曾志接到中央通知，要她从闽东苏区前往延安，到延安马列学院去学习。那时候，她丈夫蔡协民都已经牺牲了，在延安她认识的人就只有毛泽东了。

到了延安，曾志立刻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想见见毛泽东。毛泽东马上亲笔回信，约曾志第二天到杨家岭相见。

这次见面的时候，曾志把这几年的各种滋味一股脑全倾诉出来了，心里顿时畅快不少。当天，毛泽东留曾志一起吃晚饭，还跟曾志讲：欢迎曾志以后常来他这儿串串门，没什么好招待的，不过红薯管够吃！

三、

1941年5月的时候，中央在延安启动了“整风运动”。曾志之前在白区干过地下工作，所以就成了审查的重点人物。审查的时候呢，审查组里有少数人思想太“左”了，曾志就受到了些不公平的待遇。毛泽东知道这事儿后，亲自出面替她说话，这样曾志就通过了审查，还被补选为七大的候补代表。

1945年4月的时候，中央打算派陶铸他们到敌后去领导武装斗争。那时候曾志已经和陶铸成了夫妻，她一知道这个消息，就想跟陶铸一块儿去敌后。中央刚开始想到敌后斗争特别残酷，就没答应。于是她就去找毛泽东说：“我做过好长时间的地下工作呢，为啥就不能去敌后呀？你们可别小瞧女同志啊！”

毛泽东了解曾志的脾气，跟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商量完之后，最后特批曾志跟着陶铸到沦陷区的南方去打游击。

临出发之前，曾志满是不舍地把年仅四岁的女儿陶斯亮留在延安保育院，还很郑重地跟保育员杨顺卿讲：“我们把这孩子交给你啦，如果我们回不来，就把孩子交给党，我信党会把她抚养成人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曾志跟着丈夫陶铸在广东工作了好多年。虽然地位很高，可她一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拼命工作。

在这期间，曾志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自己和蔡协民的儿子石来发。想当初这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曾志跟蔡协民正在到处打游击呢，没办法只能把孩子送给别人抚养。等到解放后，石来发就成了井冈山大井村的一个普通农民。

这一回见面之后呢，曾志可没动用自己的权力给儿子捞啥好处，还是让儿子回井冈山接着当农民去。就有一个变化，石来发打这往后就改名叫蔡石红了。这名字啊，蔡是蔡协民的蔡，石是石礼保的石，红是井冈山那片红土地的红。

四、

1965年，在三届全国人大即将召开之前，陶铸那时是中南局第一书记，他参加了审定人大常委名单的会议。有一天在会议期间，陶铸问曾志：“主席推举你做人大常委呢，还说了‘善马任人骑，善人受人欺’这话。”

曾志笑了笑说：“我哪能知道呀?!”

其实曾曾志心里明白着呢。1954年开全国一届人大的时候，组织上就打算推荐曾志当人大代表，结果陶铸怎么着？他铁了心不同意，还亲手把曾志的名字给划掉了。曾志心里过不去这坎儿啊，就给毛主席写信诉说自己的委屈。这一回主席对陶铸说“人善人欺”，明摆着就是在批评陶铸欺负曾志了。

三届人大会议召开的时候，曾志有一回前去探望主席，看到主席还穿着破了几个洞的毛裤呢，就跟主席说，等自己回广州之后，在广州给主席定做两套。主席特别高兴地说：“行啊，那就劳烦你喽。我有稿费，我自己掏腰包。”

1959年庐山会议那阵儿，曾志特意跑到南昌去探望老战友贺子珍。她晓得贺子珍特别惦记毛泽东，于是又去找毛泽东，把贺子珍的状况跟毛泽东说了说。后来呀，多亏了曾志从中撮合，毛泽东就在庐山和贺子珍见了一回面。

多年以后，李敏仍然对曾志的这个举动充满感激。她常常说起，要是没有曾志在中间牵线搭桥，自己的妈妈就不可能有和爸爸最后相聚的机会。

五、

1966年6月的时候，陶铸调到中央去工作了，担任着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还兼着中央宣传部部长呢。谁能想到啊，就过了半年，陶铸忽然就成了中国的第三号“黑线人物”，被一些心怀叵测的人给迫害了。

陶铸被冤枉的时候，曾志也遭到了一小撮人的攻击。曾志这人性格直爽，就忍不住把自己的状况写信告知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她的来信上批示：“曾志同志，你是来养病的，就待在北京，协助陶铸同志做检查吧。你的党组织关系，去找东兴同志。”

多亏了毛泽东的关心，曾志才幸运地避开了那场大风暴。更让她心里暖乎乎的是，每次有人想对曾志搞“审查”，或者要把曾志撵回广州，让广州的“造反派”去批斗她的时候，毛泽东都会出面阻拦。主席的态度明明白白：陶铸是陶铸，曾志是曾志，我知道曾志同志，她没毛病！

曾志很清楚主席对自己的关心，心里也满是感激。她晚年的时候常常说起，要不是毛主席护着，自己身体又不好，在那场政治风暴里恐怕就活不下来了。

告别的时候，曾志哭得像个泪人儿。后来她回忆起来讲：“我们笑着握手，很庄重地说再见。我给他把车门打开，两个人又握了一次手，车启动了，我们还握着手呢，向对方表达最后的敬意……多冷静啊，多从容啊，多坚强啊！我们笑着完成了这辈子最后一次告别，谁都没哭，因为眼泪已经没法儿表达我们那种深入骨髓的痛苦和不舍了。”

夫妻分开43天后，陶铸在合肥离世了。临死前，他给曾志留了一首诗：“病马尚知嘶叫已近暮年，枯葵更感惧怕霜寒。过往的事就像烟一样都忘掉吧，心底无私的话，天地都是宽广的。”

听到丈夫去世的消息时，曾志没流一滴眼泪。老人后来回忆道：“当时我就深信，党和国家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不会延续太长时间，咱们的党有本事把它纠正过来！”

六。

十一届三中全会快要召开的时候，陈云提出得给一些老同志平反，还专门说到了陶铸呢。他这么一提，绝大多数老干部也都支持。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追悼大会，彻底为陶铸平反，恢复了他的名誉。

在父亲的追悼会上，女儿陶斯亮看着历经磨难后幸存的母亲曾志，问了她一个问题：“爸不在了，你会不会埋怨毛主席呢？”

曾志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跟着毛主席有半个世纪了，毛主席就是引领我的人。我至死都不会改变自己的选择，走过的路我从不后悔，对引领我的毛主席永远怀着敬意。所以，我不怪毛主席，从来就没怪过。我觉得你爸爸要是还活着，想法也和我一样！”

《新快报》：《陶铸和曾志，动乱岁月中的平凡夫妻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