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公元755年，歌舞升平的大唐王朝突然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安史之乱，使得大唐从云端坠落，不仅失去了往日的繁华，还引起了外敌入侵、人口锐减和藩镇为祸等诸多连锁反应。当时有不少文人墨客发出“唱衰”大唐的声音，比如“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将安史之乱视为西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可唐朝有像西晋一般神州陆沉，沦为偏安一隅的小王朝吗？

答案是没有，不仅这次没有，后面的很多次类似危机，唐朝都挺住了，并且还成为华夏历史上享国时间第四长的王朝。话说安史叛军把长安都给攻陷了，为何唐朝还能挺住？不仅如此，安史之乱后，长安基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沦陷一次，其总次数多达6次。一般来说，一个王朝如果失去了都城，肯定离覆亡不远了，比如北宋和明朝等。可唐朝为何像没事一样？

安史叛军攻陷长安

1、民以食为天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句名言，“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意思是说百姓才是皇帝的根基。像安史之乱这样的内乱之所以没有把唐朝送进历史深渊，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这些势力没有夺走属于唐朝的制胜法宝—民心。大唐自立国之后，无论是对内，对外，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从“贞观之治”到“永徽之治”，再到“贞观遗风”和“开元盛世”，唐朝缔造了一个长达一百多年的盛世局面。

如此之成绩，百姓们自然会对唐朝有高度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即使是安史之乱发生后，唐朝照样先后搞出了“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和“大中之治”，其中“大中之治”距唐朝灭亡还不到50年，也就是说唐朝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能时不时回点血。就连唐朝濒临灭亡之时的唐昭宗，都是一个“神气雄俊，有会昌之遗风”的君主。这种情况下，“民心思唐”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福建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天宝陂，始建于唐朝

另外，抛开精神层面来说，百姓们最基础的需求便是温饱问题，而唐朝历任皇帝对此也是高度重视，最为明显的就是兴修了一系列的水利工程，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据相关史料所载，仅唐朝前期兴修水利工程的次数就多达160余次。安史之乱后，中原的农业生产基础遭到严重破坏，唐朝遂开始在江南地区大力兴修水利，其相关工程总数比六朝总和还多，极大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农业发展。

遍观唐朝的22个皇帝，其中仅有寥寥数个皇帝没有兴修水利的记录，可见唐朝对农业的重视程度之高。除兴修水利之外，唐朝十分重视农业配套技术的发展，比如浇灌耕地所用的水车和筒车等给水设备。至于农业生产工具的作用，唐朝自然也不会忽视，原本大家广泛使用的直辕犁在唐朝时期逐渐被工艺复杂的曲辕犁取代，明显大幅提升了耕作效率。

曲辕犁的优势

2、华夷一家

自打先秦时期起，中原王朝便讲究一个“华夷之辨”，认为自己是文明中心，而四邻则为蛮夷，当然这也是历史发展条件所决定的，毕竟中原地区的文明发展进程确实长期领先于其他地区。然而先进的华夏文明往往在“侵略性”上面不如落后的野蛮文明，这是因为蛮夷的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通过战争和掠夺的手段去获取更多的资源。如此下来，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自然是少不了的。

蛮夷越是掠夺成性，华夏则越是鄙夷和防范，正如《左传》有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随着儒家文化的大兴于世，“华夷”之间的壁垒更加森严，比如东汉班固在《汉书》中将蛮夷形容为“人面兽心”。然而这种华夷之分在唐朝却比较淡化，比如唐高祖李渊有一次在禁苑举办庆功宴，期间颉利可汗给众人跳舞助兴，另有来自岭南的冯智戴表演咏诗节目，李渊见此高兴地说道，“胡越一家，古未有也”。

华夷一家亲

素以兼容并蓄而闻名的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削弱“华夷之辨”的影响力，曾多次明确提出“华夷平等”的主张，正所谓“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如果只是唐太宗一人如此，倒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可太宗之后的历任皇帝基本都能保持他的这种观念，这就很难得了。观唐一朝，涌现出了不计其数的番将番臣，其中为了大唐的事业而披肝沥胆者比比皆是，比如太宗朝的契苾何力和阿史那社尔，玄宗朝的哥舒翰和高仙芝等。

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唐朝对少数民族友好，少数民族自然也会投桃报李，像内迁归附的那些少数民族，在碰到唐朝发生内乱的时候，大部分都不会火上浇油，甚至很多时候会心甘情愿地供唐朝驱使，比如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建功颇著的契丹人李光弼，以及在平定黄巢之乱期间立下首功的沙陀人李克用。想当初西晋爆发“八王之乱”，那些个游牧民族不都张开了血盆大口吗？直接把西晋变成了东晋。

图绘凌烟阁的李光弼

1、藩镇与朝廷之间的复杂关系

随着唐朝疆域的不断扩大，边事增多，朝廷为了维持局面，不得不奉行“重外轻内”的政策，“节度使”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再加上唐玄宗盲目自大，不断扩大节度使的权力，使得节度使的独立性越来越强，进而导致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起兵叛乱。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及时吸取教训，组建“神策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轻”的局面。不过不管怎么说，唐朝终因安史之乱而衰败，且形成了藩镇林立的局面。

有人说唐朝的藩镇和朝廷之间是一种水火不容的关系，其实不然，当时的大唐形势和西周时期极为相似，藩镇如诸侯，唐朝皇帝如周天子。藩镇有时候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反叛朝廷，可更多的时候却只能服从朝廷的管制，毕竟听朝廷话的藩镇占大多数，谁都懂双拳难敌四手的道理。至于藩镇为何会听朝廷话？首先，无论什么时候，忠诚的人肯定是有的；其次，小藩镇要想变成大藩镇，很多时候需要得到朝廷的支持。

藩镇林立

最后，无论是大藩镇，还是小藩镇，在名义上都是唐朝皇帝的臣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敢公然与朝廷决裂，担心被群殴。节度使们既然不能自立，那么如何保证自己的位置能够像皇位传承一般父子相继呢？要知道节度使的任命权始终在朝廷手里掌握着，没办法，他们很多时候不得不去配合朝廷，以换取他们想要的任职令。

藩镇要想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和话语权，需把自己的地盘给经营好，比如唐朝末年的忠武军节度使赵昶，史载他“留心政事，劝课农桑，大布恩惠”，像赵昶这样的节度使绝对是占大多数的。另外，处在边地的藩镇往往会帮朝廷抵御外部势力的威胁，从而减轻朝廷的压力，比如长期和朝廷不对付的河北藩镇会很“自觉”地帮朝廷隔绝契丹的威胁，还有西南和西北的那些藩镇也会积极应付吐蕃和回纥等势力。

藩镇抵御外敌

2、藩镇内部的矛盾

藩镇一多，心就难齐，朝廷便能够发挥居中调节的作用，利用藩镇来制衡藩镇。就拿安史之乱来说，朝廷的平叛主力并非禁军，而是其他藩镇。安禄山所拥有的独立性，其他藩镇一样有，他们不会因为朝廷中枢瘫痪而失去战斗力，且他们还忠于朝廷，即使“上意不达”，朔方镇的郭子仪和李光弼等照样和叛军对抗，至于江南那边的地方官，一切照旧，充分发挥自身的“粮仓”作用，不断给朝廷输血。

不仅如此，单个藩镇的内部也是充斥着各种矛盾，比如节度使和麾下将士之间的矛盾，节度使和辖区内大地主之间的矛盾。唐朝自从均田制崩溃后，府兵制也跟着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所谓募兵，即官府拿钱来养职业军人，而这些职业军人的来源大多数是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他们没有多高的觉悟，他们当兵主要就是为了拿工资，养家糊口。

天宝十节度分布图

安史之乱前，常常是朝廷来给藩镇将士发工资，安史之乱后，给他们发工资的则是节度使。每个节度使的地盘只有那么大，收入也是有限的，那么蛋糕的分配问题便出现了，如果节度使拿得多，其麾下将士必然拿得少，倘若将士们拿得多，节度使必然没有什么余钱来招募更多的士兵，这是一种既对立又互相利用的关系，一旦某个节度使把握不好其中的尺度，其麾下将士并不介意换一个节度使。

节度使如果想要保证收入的稳定，则必须和辖区内的大地主搞好关系，因为他们是纳税大户，如果他们不配合，节度使的收税工作必然难以开展。这些大地主也不是说平白无故地给节度使交税，他们也需要节度使维持社会秩序地稳定，从而保障他们的利益。然而这种合作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立的，节度使想的是多收税，大地主则想的是少交税，比如说某些大地主因为不满节度使的重税，遂联合其麾下将士将其推翻。

藩镇的数量越来越少，实力越来越强

唐朝因早前打下的坚实基础而底蕴深厚，纵使经历多次都城沦陷，依然能坚挺到最后一刻。这里面最关建的因素在于唐朝从立国之初便开始高度重视民心建设。除此之外，唐朝的藩镇也发挥了作用，藩镇的存在确实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可换个角度来说，藩镇无疑又替唐朝挡下了不少事情，并且藩镇和唐朝之间长期维持一种“共生”的复杂关系，很难出现一个强大的藩镇来灭了唐朝。

就像西周后期，纵使周幽王再无道，哪个诸侯敢去攻打他？这种情况直到黄巢之乱后才发生变化，一来黄巢之乱波及范围太广，民心渐失，二来旧有的藩镇体系被打破，以前的藩镇林立变成了数量较少的集团性藩镇，如同战国七雄。如果没有黄巢之乱，唐朝或许还能支撑很多年。

参考文献：

《旧唐书》

《唐会要》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