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当前经济所面临的困难挑战，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国内需求不足”。
导致这个“内需不足”的原因，自然是很多的。
比方说，很多人都背负房贷压力，消费潜能比较容易被高房价透支，这个应该是主因之一。
再比如，教育成本过高，这个也是之前为何要“双减”的原因之一。
再比如，过去这3年的疫情，再加上当前外部地缘环境的不安定，让大家风险意识增强不少，所以对于消费更加谨慎，这个也可以体现在上半年存款数据增加。
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20.1万亿元，同比多增1.3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1.91万亿元。
还有最关键的，分配问题，刺激消费更关键还是提高广大民众的整体收入水平。
上面这些，都是存量因素。
还有疫情这个增量因素，一波又一波疫情的冲击，也会某种程度影响人们的消费。
此外，每年出生人口大幅下降，也会对消费带来很大影响。
“内需不足”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叠加的结果，任何单一归因的结论都是不靠谱的。
这也导致，要如何解决“内需不足”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并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只从某一方面着手就能解决，需要各方面同时发力才行。
其他原因的分析很多，我这篇文章主要分析疫情这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增量因素。
疫情对消费的影响，虽然不是主要因素，但很容易被人们遗忘。
而且作为增量因素，其影响不应该被忽视。
我之前也分析过美国为何会消费萎靡，就以美国举例。
美国一季度GDP为何会大幅上调修正？从最开始的1.1%年率增长，上调到2%的年率增长。
原因是一季度美国的“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是大幅上调增长，成为美国一季度GDP贡献最大的行业。
说白了，就是美国人看病、养病花的钱更多了，所以一季度GDP反而增长超预期。
那么美国人看病、养病花的钱为何变多呢？
一个原因是一波又一波的疫情，虽然大部分症状比较轻微，但总归会有“小概率”的人群会出现症状比较重，不得不花钱治疗。
而美国的医疗费用又极其昂贵，你只要需要住院，基本就得把钱包掏光，假如没有商业保险，甚至可能因为住院而破产。
其次，美国占总人口约7%比例的2400万长新冠人群，他们虽然大部分也只是对生活有一些影响，还不需要治疗，但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群，是需要治疗。
纽约州保险基金因为有给长新冠患者进行保险赔付，所以有这方面的调查研究。
纽约州保险基金提供的数据是，普通人长新冠医疗费用约为每年9000美元。
美国2400万的长新冠人群，其中按照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其中有200万-400万是严重到无法就业。
我们假设，其中有1000万长新冠人群需要长期治疗，每人每年要花费9000美元治疗，就是每年可以增加900亿美元的“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支出。
这就难怪，美国一季度GDP，“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会贡献度最大。
然后因为美国人看病、养病的钱，是算在个人消费支出里，就被美国以“个人消费支出”强劲，来解释一季度GDP增长。
但实际上，扣掉能源和医疗支出，美国当前的实际消费支出是十分萎靡，所以美国消费信心指数，现在只有疫情前的60%。
另外，美国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人数是113万人，这还没有计算超额死亡人数。
这113万人，虽然大部分是80岁以上的老人。
但很多人总把老人当做社会的“负资产”，但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老人也有衣食住行，也会消费。
一个老人，假如没有感染新冠，本来可能可以多活5-10年，这5-10年的衣食住行消费积累起来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但现在这个老人因为感染新冠，提前5-10年死去，那么这5-10年本来应该有的衣食住行消费，就会消失。
一个老人对社会影响不大。
但像美国这样，100万的老人提前死亡呢？
会不会对宏观层面的消费数据，产生直接影响？
这是一个很直接的答案。
更何况，美国公布的113万人新冠死亡数据，是不包括超额死亡人数。
就以日本为例。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等4月5日公布估算结果称，2022年超额死亡人数最多约达11.3万人，较最多约5万人的2021年增加一倍。
日本去年总死亡人数是156万人，这个超额死亡率是达到7.2%。
我去年底，也跟大家分析过日本的超额死亡数据。
我统计了2000年至今，日本每年死亡人数和超额死亡率，如下图。
只有2005年、2010年、2011年是超额死亡率超过4%。
在2021年之前，日本连续9年的超额死亡率是基本维持在2%以内。
但2021年，日本超额死亡率是4.88%。
2022年，我计算的日本超额死亡率是8.97%。
我计算的超额死亡率，只是简单把2022年的死亡人数，扣掉2021年死亡人数，用额外增加的死亡人数去计算。
日本2022年是比2021年多死了12.9万人。
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去年的超额死亡人数是11.3万人，这个应该是已经扣掉一些基于人口老龄化因素，自然增长的死亡人口后，已经“脱水”过的超额死亡人数。
而日本去年公布的新冠死亡人数只有3.9万人，远低于超额死亡人数11.3万人。
这说明，日本因为新冠疫情“直接和间接”导致的超额死亡人数，是远高于日本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人数。
这并非日本单独现象，是全世界范围内，各国基本都存在现象。
全世界范围内，大量老人超额死亡，必然会带来消费不足。
这些老人，本来可能还可以活个5-10年，现在超额死亡，那么就会导致原本社会应该存在的一部分消费需求，凭空蒸发了。
即使老人的财产，由儿女继承了。
但问题是，儿女的财产增加，并不能让他们一个人就吃两份饭，就穿两套衣服，并不会因为继承的钱多了，就一个人消费两个人的钱。
而且像美国这样，在高通胀、美联储激进加息共同叠加下，本来消费需求就比较萎靡，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群，还要额外把钱花在医疗上，自然会缩减非医疗开支，就会导致整体的实际消费需求，更加萎靡。
除此之外，因为照顾他人或带病工作而造成的经济影响，也不应该被忽视。
从微观层面举例一下。
比如，很多老人感染后，需要人照顾，中年人就需要请假照顾老人，并且一旦碰到这种情况，中年人势必会缩减日常消费。
这种情况的比例虽然不大，但由于新冠传染性太强，在庞大感染基数下，再小比例也会叠加出一个庞大人群。
所以，不管是疫情带来的超额死亡人数，还是因为疫情带来的“小概率”人群感染时的治疗费用，还是“小概率”人群的长新冠人群的治疗费用。
都会从宏观层面，从客观结果，去影响宏观经济数据，去影响消费数据。
这些客观影响，并不会因为人们的无视而消失。
强调一下，我并不是说，导致当前消费萎靡，完全只因为疫情影响。
开头我就说了，导致当前消费萎靡的因素很多，疫情影响只是其中之一。
我这里只是说，疫情对消费萎靡的影响，是当前比较容易被人忽视的，这会带来问题。
假如我们无视了疫情影响，忽略了这么重要一个影响权重，很容易让我们构建的经济模型里，缺失了关键参数，那么我们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很可能就会给出错误偏方。
过去这一年多，西方经济学家已经普遍出现这个问题。
因为忽视了疫情影响，所以西方经济学家，一个个搞不懂美国就业市场为何会如此异常繁荣，为何美国的服务业通胀会如此顽固。
我们要解决问题，首先得知道问题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不然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有人可能会说，即使知道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我们也不可能走回老路。
确实，放开是没有回头箭，现阶段我们自然是不可能走回老路。
但我觉得，我们并不是只有两个极端化选择。
并不是只能拼命防、或者无视。
我们是可以有很多中间态的选择。
比方说，加强民众健康知识的科普，引导民众正确了解新冠的实际影响和危害，让民众既不对新冠恐慌，也不对新冠无视。
比方说，加强公共卫生管理，培养民众戴口罩的良好卫生习惯。
可以在疫情高峰期，适当推出带有时效性的口罩令，因为一般疫情高峰期也就持续两个月时间。
有针对性的口罩令，可以大幅降低病毒传播速度。
还可以有条件在一些密集公共场所去配置空气净化器，像香港就已经在这么做。
这些都是中间态选项，但很多人是比较极端化思维，一看别人呼吁重视疫情，就马上扣帽子说这是在呼吁封控。
但实际上，呼吁重视疫情，更多只是说在放开的大前提下，去尽可能降低疫情对社会的整体伤害。
至于某些人说，完全不防，放任感染对经济影响最小，这种看法，已经在日美等国身上被证伪。
更何况像日本也不是完全不防。
放任感染，只会导致新冠对我们所有人整体健康长期伤害，这会从宏观层面增加我们医疗支出，自然会挤占非医疗领域支出，导致实际消费更加萎靡。
这个已经是美国正在体现的问题。
完全不防，和过度去防，都是不可取的两个极端。
我们更多还是要去摸索，如何在保持正常生活下，去合理防护的方法，去寻找中间态。
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全世界都面临的共同难题。
假如我们尽快摸索出合理应对方法，才能确保竞争优势。
但现在社会层面普遍存在“新冠PTSD”，人们都不大愿意谈及“新冠”两个字，现实里是静悄悄过峰，网络上很多人一看“新冠”两个字就有应激反应，马上有很强烈的攻击倾向。
这样的社会氛围下，现在连出门戴口罩都要被人歧视，遭受非议，这实际上是在加大人们依靠自己去保护自己健康的成本和压力。
现在都说“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但我们社会也应该创造有利于人们自我保护健康的氛围。
这些都是可以存在的中间态选项，并非只有严防死守和躺平，这两条极端出路。
我们也可以在保持正常生活的前提下，通过加强公共卫生管理，去尽可能降低疫情对我们健康的影响，这从宏观层面，也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顶着压力，去呼吁社会重视疫情的实际影响，这是为了帮助大家保护自己健康，也是为我们经济好。
有一些读者不理解，还总是留言问我“为什么不放过疫情”。
我只想说，并不是我不放过疫情，是新冠疫情没放过我们。
我们还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是星话大白，欢迎点赞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