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字狱所形成的政治压力，造成了紧张的社会空气，使得人们在心中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内心极度恐慌，也使得文化领域中存在无所不在的自我压抑、自我删节、自我审查的现象。
首先反映在作者层面，那就是在写作时反复揣摩、避免触碰禁忌，对相关内容避而不写、避而不刊。
比如有关明朝的历史，乾隆四年，《明史》正式修成，这相当于是朝廷、官方给这段历史定了性，任何想要重写这段历史或者对《明史》这本书有所批评的，都要格外小心。因为官方已经给你划定了范围，你所有的史实和史论都不能超过这个，否则你就要吃苦头了。
所以，张永铨的《闲存堂文集》，根据书的目录，在卷五应该有《明史论》一篇，但是刊印的各个版本都不见这篇文章。估计是因为后来刊行的时候，担心犯了官方的忌讳，主动或被动的就把这篇文章给删了，但是不知道是疏忽还是有意为之，或者印刷的问题，导致目录里还有这一节的标题。
官修的《明史》不承认南明是明朝的延续，所以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也就没有记载南明的历史了，也不记载清军在北方的抢劫、胡作非为等。还有在清初各种文献中，经常将清军的恶劣行径改写成是流寇干的，像孔尚任的剧本《桃花扇》就只写流寇而不写清兵。
乾隆以后的地方志，在涉及明代史实时，编撰者往往照抄官书，不会有任何发挥，以免和中央不一样。
嘉庆年间出版的《国朝汉学师承记》，讲述了清朝汉学的学术发展史，写相关人物传记时，作者把顾炎武、黄宗羲放到了书的最后。这个是因为凭顾炎武、黄宗羲的学术成就与地位，这本书如果不写的话，实在说不过去。但是要写，他们两个人一向是反对清朝的，把他们写进去且放在前面，又担心被人告发、上纲上线，于是就把他们放在了末尾。
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在写文章、诗词时，对于一些字的使用特别注意，比如明、清两字。乾隆时期，官员胡中藻因为在诗中有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被乾隆皇帝抓住了把柄，最后处死了。因此，清代的诗中常以“汉”、“宋”或“日”、“月”等代称明朝，用“秦”、“金”、“胡”、“虏”等代指清朝。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汎森老师在他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一书中，甚至认为受此政治压力，从清朝初年到清朝中叶，有一个暗暗进行的民间焚书运动，其规模无法估计，但是可以推测比官方收缴焚毁的规模要大的多。
比如朱彝尊曾被康熙任命为《明史》编纂，收藏有许多晚明的史料，康熙年间《明史》案发生后，他的家人都没通知他，就把他所藏的明史史料全烧了。何焯写了一本书叫《道古斋识小录》，他曾经在康熙年间下狱，他的门人担心被人查出问题来，于是把他的这本书及印刷书的板片全烧了。你说这书里有没有犯忌讳的，其实不一定有，但是人们害怕，于是一把火全烧了，一了百了。
在当时紧张的社会空气与政治压力下，甚至连隐士都成了罪过。清代有个人叫吴照南，他请人画了一幅《石湖渔隐图》，想让人题字，结果翁方纲看到后，大惊失色，赶快回信说：儒生不知事体，圣世安得有隐？吴照南赶快把名字改为了《石湖课耕图》。
翁方纲所潜在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时候才会归隐？世道不行、皇帝统治不行才归隐的，如今太平盛世，皇帝英明睿智，管理的这么好，你竟然想归隐，难保不让人怀疑你居心不良，是在用这种行为表达对朝廷和皇帝的不满。
中国古代有强大的隐逸文化，历朝历代也都有隐士的存在，这本身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世道好就出来做官干事，世道不好就归隐山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嘛。但是到了清朝，隐士竟然能让文人产生这么大的心理压力。
除了作者层面，也影响到了出版商。出版商作为出版书籍的商人，对朝廷的禁书政策是非常敏感的。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对所出版书籍的选择，是很能反映当时的情况的。
比如，文天祥的集子从雍正到道光年间，一百二十多年没有再版过。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记载了明末清初的历史，成书于康熙年间，朝廷其实并没有明确下令禁止，但是却一直拖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才刊印。
还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它并未被列入禁书名单，但是从乾隆初年刊印后，将近100年后才再版。主要是因为黄宗羲的其他一些书被禁了，加上《明夷待访录》在思想上确实比较敏感，因为这是一本批评君主专制制度的书，所以长时间没有再版。
还有出版商在出版他们认为有可能出问题的书时，采用了各种办法来规避风险，比如刻书时不注明刻书年代与刻书者，刻工也不留下名字，或是作者不署真名，署一些奇怪的别称别号。
除了写作者、出版者，就连读者也受到了影响，读者往往会出于保护自己的需要，将所读书中涉及到敏感字眼的内容，进行涂抹、删除，想的是万一之后被发现，那也能解释一下。
而家里有大量藏书的读者，在编藏书目录时，往往会做两份目录，一份对内，一份对外。对内的，也就是自己用的，那自然是把藏书全都写进去，而对外的图书目录往往都会将朝廷下令禁毁的书，以及一些自己觉得敏感的书排除在目录外。
比如著名的民间藏书楼天一阁，嘉庆八、九年，浙江巡抚阮元命范氏后人将天一阁的藏书编成书目，最后编成了《天一阁书目》十卷、补遗一卷。后来朝廷管得没那么严了，道光二十七年，浙江布政使刘喜海在天一阁看书，随手抄录，编成《天一阁现存书目》十二卷，相比于之前的书目多了463种，这里面有不少的禁书是天一阁收藏的，但是却不在之前的书目中的。
清代的学术往往有考古的倾向，这个虽然和学术发展的理路有关，但是和文字狱带来的压力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比如清代的考据、训诂学非常发达，“乾嘉学派”著称于世，因为考据、训诂比较安全，不用担心会出事儿，宋明理学比较重视阐发义理，而这对清代学者们来说是比较危险的，说不定哪句话就犯了忌讳。
还有地理学，地理学其实与现实联系是比较近的，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是一本特别好的历史地理图书，它对于古代的历史地理记载的很详细，但是对于明清之际的地理变化，全都不写。而其他一些研究地理学的学者，全都跑去研究古地理了。
还有历史学，清代的私人研究历史、写历史书，基本集中于明代以前，写作方式是编纂史料、对传统史书进行考证、补充、注释等等，但是自己不重写史书，也少写史论。相对于明代后期发达的历史写作，清代的私人修史和当代史极端衰落，没人敢写当朝的事。
根据《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粗略统计，清代官书有6645卷，私史只有2462卷。这也是清朝统治者有意为之的事情，他们希望以官方的记载来代替民间的记忆，从而影响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
而更多的下层读书人连古书都不读了，也不做学术了，一门心思投入科举考试。他们避免追求科举考试规定之外的学问，主动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上面怎么说，怎么要求的，我就怎么做、怎么写，紧紧跟着朝廷的风向走。
就像清代徐大椿在《道情·时文叹》里说的：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作了欺人计。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三通》《四史》是何等文字，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
有些人还歌颂，其实历朝历代都有歌颂的，但是清代的歌颂文化十分发达，一些知识分子天天拍朝廷和皇帝的马屁。对于他们来说，读书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儒家教导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都一边去，口头喊喊还行，绝不会实践的，我只想好好活下去。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
清代的士风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官员、知识分子不敢说话、不敢提意见，知识分子的脊梁被打断了，敢为天下先的文人风骨不复存在了。这与明代士大夫那种直言震天下、勇于批评时政、敢于担当的士风有很大的差距。
创新就更不用提了，创新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才能出现。而在这种压抑封闭环境里，就像是一潭死水，不要说创新了，就连基本的内部的思想交流、外部的思想沟通都做不到。由于清朝对内实行思想控制，对外闭关锁国，使得人们以为自己知道的就是全部，以自己有限的思想学识来思考问题、处理事情，国家不断沉沦，但是人人却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梦幻中。
官僚体制甚至整个社会喜欢互相欺瞒、粉饰太平，这一点与乾隆脱不开关系，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学者研究认为，乾隆皇帝存在一种心态，就是想要遮掩帝国内部的种种错失，不愿人们拆穿其表象，他喜欢享受这种太平盛世的感觉，自我欺骗。
直到近代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才让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忽然发现，世界已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中国开始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可惜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近代中国的百年屈辱史便开始了。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一些禁书开始重现于世了。比如，记载明清之际的历史，其中有大量忠于明朝的人是如何与清朝坚持对抗，势不投降的内容，这是为了鼓励人们学习其气节，从而与内部的反叛者和外国侵略者做斗争。王夫之的一些书也被出版了，主要是为了借助其思想维护儒家正统思想，虽然有删节，但是毕竟还是出版了。
还有晚明涉及地理兵略的书，在清朝初期、中期被大量禁毁，清朝当时禁这种书和朝代没啥太大关系，主要是地理兵略涉及到领兵作战，朝廷自然不想让民间知道这种东西，从而与自己做对。但是在近代内忧外患之下，朝廷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一些士大夫重新出版这些书，希望从传统资源中汲取力量，从而平定叛乱，抗击外国侵略者。
但是有一点需要明确，由于当时清朝官方从未颁布过任何确定的命令和标准，要解除禁书政策、放弃审查制度，所以当时人们虽然出版禁书，却仍然是小心翼翼、心怀惶恐，有些过于敏感的书要么不出版或者进行删节等，直到后来清朝灭亡，中华民国建立，《中国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清朝不是都禁毁了那些书了吗？那些书应该都消失了呀，怎么后来还能重版呢？
这是因为当时被禁的书，有不少都留下来了。主要是以清朝的能力，无法做到斩草除根，不是它不想做，是它没这个能力。即使清朝已经是中国帝制时期2000多年里对社会控制力最强的朝代，它也做不到。
朝廷在各地的公务人员人力有限，且这份工作还需要公务人员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这样朝廷能调动的人就更少了。人一少，执行的时候自然就无法事无巨细、就会有所遗漏。而且一个成熟的官僚系统本身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有时候连皇帝也无可奈何。
体制内的有些人暗地里反对禁书政策，有些人纯粹就是不想干活儿，于是就应付差事、阳奉阴违。还有些实际执行的基层官员或者朝廷发动的地方人士，他们出自地方，与地方往往有千丝万缕的人情往来，甚至是亲戚，很多时候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禁书自然也就没办法全部上缴。
而在民间，有些人不想交书，或者交一半留一半，朝廷也没办法，因为没有人知道民间到底存在多少有问题的书，用黄仁宇的话说就是缺少数目字管理。还有些商人，为了利益，铤而走险，出版禁书，私下流通。可能从传统的道德眼光里，这样是唯利是图、不光彩的，但是却无意间留下了文明的火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