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样一位令人敬佩的教育家和革命者。他出身于安徽怀宁的书香门第，年少时便展露出非凡的才智。在动荡的时代中，他毅然投身革命，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共同创立中国共产党。然而，他却始终保持独立，不加入任何政党。

这位教育家以其卓越的才能和坚定的信念，执掌武汉大学17年，将其打造成为一所享誉全国的高等学府。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带领师生辗转多地，坚持办学，为国家培养人才。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拒绝国民党的邀请，宁死不去台湾。

然而，命运弄人，就在他即将迎来新中国的曙光时，却因积劳成疾，在建国9天后溘然长逝。他的一生，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史诗，令人唏嘘不已。这位教育家究竟是谁？他的人生经历又蕴含着怎样的智慧与情怀？

1888年，王星拱诞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的王家大屋。这座古朴的建筑承载着数代人的读书梦想，也见证了这位未来教育家的成长。王家虽然家境清贫，却世代书香不断。王星拱的父亲是清末秀才，虽然未能步入仕途，却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为幼子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

幼年丧母的王星拱，5岁便被送到外祖父刘家的私塾读书。在这里，他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寒窗苦读。这段时光虽然艰辛，却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书五经、唐宋诗词、二十四史等经史子集，在王星拱的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浩瀚的知识宝库。

1902年，14岁的王星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安徽高等师范学堂。这所学校是当时安徽省最高级的学府，汇聚了全省最优秀的青年才俊。在这里，王星拱不仅接触到了先进的西方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恩师——严复。

严复作为近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担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期间，正全身心投入到《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中。这本书还未正式出版，严复的宿舍一角就已堆满了翻译稿。热爱读书的王星拱经常拜访严复，有幸提前阅读了这部震撼中国思想界的著作。

《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以及"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的救国理念，给年轻的王星拱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他开始深入思考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以及如何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

在一次向严复请教时，王星拱问道："我欲救国，当作几何？"严复简洁而有力地回答："去欧洲。"这句话如同一颗种子，在王星拱心中生根发芽，最终促使他踏上了留学欧洲的征程。

1909年，21岁的王星拱告别家乡，远渡重洋来到比利时。他先后就读于布鲁塞尔大学和根特大学，专攻化学和物理学。在异国他乡，王星拱不仅刻苦钻研专业知识，还广泛阅读欧洲的哲学、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全面的知识体系。

留学期间，王星拱亲眼目睹了欧洲国家的先进科技和发达工业，更深刻体会到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这种强烈的对比，进一步坚定了他回国后致力于教育事业、振兴中华的决心。

1916年，获得硕士学位的王星拱结束了在欧洲的求学生涯。临行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学成归国，吾当以所学报效祖国。"带着这份坚定的信念，王星拱踏上了归国的轮船，准备为即将到来的新文化运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就这样，一个怀揣救国梦想的青年，从安徽怀宁的一个小镇出发，经历了八年的私塾苦读，四年的师范学堂求学，七年的欧洲留学生涯，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知识积累和思想升华。这段经历不仅塑造了王星拱的学术素养，更培养了他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为他日后在中国教育界和思想界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础。

1916年秋，王星拱踏上了归国的轮船。还未踏上祖国的土地，他就收到了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聘书，邀请他担任北大化学系教授。这份聘书不仅是对王星拱学识的肯定，更是他投身中国教育事业的开端。

初到北大，王星拱发现校园里正在酝酿一场思想变革。以蔡元培为首的一群进步知识分子，正在努力改革这所百年学府的教学体系和学术氛围。王星拱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充满活力的环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在北大任教期间，王星拱不仅在化学系讲授专业课程，还开设了一门名为"科学方法论"的选修课。这门课程旨在向学生介绍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引导他们用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课程一经开设，就吸引了众多来自不同院系的学生。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作为北大教授，王星拱并未置身事外。他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多次在校内集会上发表演讲，鼓励学生为国家的前途命运发声。同时，他还参与起草了北大教授团的声明，公开支持学生的正当诉求。

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思想界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新文化运动。王星拱成为这场运动中的重要一员。他经常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科学精神，批评封建迷信。他的文章语言犀利，论证严密，在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星拱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思想先驱。三人虽然在某些观点上存在分歧，但都对中国的前途怀有深切的忧虑，都希望通过思想启蒙来推动中国的变革。

1920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开始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他们看重王星拱的学识和影响力，多次邀请他参与讨论。王星拱虽然不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但他认为这种新思想对于唤醒民众、推动中国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为陈独秀和李大钊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虽然王星拱没有直接参加会议，但他的一些建议被写入了党的纲领中。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如何与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上，王星拱提出的"深入群众，服务人民"的思路，对早期共产党的工作方针产生了重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王星拱在中共创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立场，没有正式加入任何政党。他认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学者，应该保持相对中立的立场，以便更好地为国家的教育事业服务。

除了参与政治和社会运动，王星拱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他在北大期间发表了多篇重要的科学论文，涉及物理化学、有机化学等多个领域。其中，他关于分子结构的一项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被誉为中国现代化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1922年，王星拱应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在访学期间，他不仅深入学习了最新的科研方法，还广泛考察了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这段经历让他对如何改革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回国后，王星拱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整理成一系列文章，发表在《教育评论》等刊物上。这些文章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许多大学制定教育方针的重要参考。

1925年，由于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的突出贡献，王星拱被推举为武汉大学校长。在接受这一职务时，他表示："大学不应只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应该是培养国家栋梁、推动社会进步的摇篮。"这句话不仅概括了他的教育理念，也预示了他在武汉大学17年的辉煌办学历程。

1925年，王星拱正式就任武汉大学校长。当时的武汉大学前身是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刚刚改制为综合性大学。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王星拱迅速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首先，他着手调整学校的学科设置。在保留原有文理科的基础上，王星拱积极筹建法学院和工学院。他亲自拟定教学大纲，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担任教授。其中，法学院的创立尤为艰难。当时国内法律人才匮乏，王星拱多次亲赴北京、上海等地邀请名家。经过不懈努力，他成功邀请到了梁启超、王宠惠等法学泰斗来校任教，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王星拱大力推行教学改革。他提出"通才教育"的理念，要求学生除了专业课程外，还必须选修其他学科的课程。这一做法在当时颇具创新性，旨在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为了落实这一理念，王星拱亲自编写了《大学通识教育纲要》，成为全国高校通识教育的先驱。

在科研方面，王星拱倡导"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他鼓励教师大胆创新，支持跨学科研究。在他的支持下，武汉大学成立了多个研究所，如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等。这些研究所不仅推动了学术发展，还为学校赢得了广泛声誉。

1927年，国民政府决定在武昌珞珈山兴建新校舍。王星拱亲自参与设计，提出了"依山傍水，古朴典雅"的建筑理念。他多次往返于武汉和上海之间，与建筑师反复讨论方案。最终，一座融合中西建筑风格的校园拔地而起，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

然而，办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陷入抗日救亡的热潮。武汉大学学生纷纷请愿，要求停课抗日。面对这一情况，王星拱既支持学生的爱国热情，又坚持教学不能中断。他在全校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抗日救国，既要有热血青年冲锋陷阵，更需要有专门人才为国家培养后备力量。"在他的感召下，大多数学生重返课堂，学校教学秩序得以维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武汉成为战时陪都，面临着日军空袭的威胁。在这危急时刻，王星拱做出了带领全校师生西迁的决定。他组织各系搬迁重要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亲自带队徒步跋涉千里，最终在四川乐山安顿下来。

在乐山艰苦的条件下，王星拱依然坚持高质量的教学。他号召教师们"化艰难为力量，以困苦励学业"。为了解决经费短缺的问题，他多次奔赴重庆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拨款。同时，他还发动校友捐款，甚至变卖个人藏书来维持学校运转。

1938年，武汉沦陷。日军占领了珞珈山校园，大肆破坏。得知这一消息，王星拱在日记中写道："国难当头，吾辈更应奋发图强。他日光复武汉，定要将武大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西迁期间，王星拱并没有放弃学校的发展。他继续筹建新的学院，如农学院和医学院。这些学院不仅丰富了武汉大学的学科门类，还为抗战培养了大批人才。特别是医学院的建立，为战时医疗救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星拱立即组织武汉大学师生回迁。面对满目疮痍的校园，他带头清理废墟，修复校舍。在他的带领下，武汉大学很快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并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

回顾王星拱17年的武大校长生涯，可以说是艰辛与辉煌并存。他不仅将武汉大学从一所普通学校发展成为全国著名学府，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保存了学校的火种，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正如他常说的那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不仅是他的教育理念，更是他毕生践行的准则。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星拱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他不仅是武汉大学的校长，更成为了国民政府的重要顾问。蒋介石多次邀请他参加国是会议，就国家重大事务征询意见。

1946年初，国共和谈在重庆进行。作为教育界的知名人士，王星拱被邀请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在会议上，他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强调只有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他的发言得到了各方代表的赞同，成为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

同年夏天，国民政府开始筹备制定新宪法。王星拱被任命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在起草过程中，他特别强调了教育权和学术自由的重要性。他提议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应当保障教育经费，保护学术自由。这些建议最终被采纳，成为了1947年宪法的重要内容。

1947年，国民政府决定恢复高考制度。作为资深的教育家，王星拱被任命为全国高考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主持制定了新的高考制度，强调公平公正，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在他的坚持下，高考试题的命制和评卷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确保了考试的公正性。

然而，随着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局势日益恶化。1948年，王星拱被任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参政会上，他多次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统一。他提出了"停战、和谈、召开新政协"的三步走方案，希望能够避免更多的流血牺牲。可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的建议未能得到采纳。

1949年初，局势已经明朗，国民党政权即将覆灭。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邀请王星拱赴台湾，许诺给予高位。面对这个诱人的offer，王星拱毅然拒绝了。他对蒋介石说："我是教育家，不是政治家。我的责任是在祖国大陆继续为教育事业奋斗。"

在国民政府撤退前夕，王星拱作为武汉大学校长，积极与即将接管武汉的共产党方面进行沟通。他主动与地下党联系，商讨学校的和平接管事宜。他的这一行动，确保了武汉大学在政权更迭期间的平稳过渡，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混乱。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王星拱代表武汉大学欢迎解放军入城。在欢迎仪式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愿意在新中国继续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他的这一表态，不仅赢得了新政权的信任，也为武汉大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新政府对王星拱的才能和声望给予了高度重视。1949年9月，他被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在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口号，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

1950年，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全面展开。作为教育界的泰斗，王星拱被聘为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顾问。他参与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提出了"重点建设，全面发展"的方针。这一方针后来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在担任国家顾问期间，王星拱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多次向中央政府提出建议，指出教育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例如，他反对过于急躁的"院系调整"，主张保留部分综合性大学，以维持学科的平衡发展。虽然他的一些建议未能立即被采纳，但他的远见卓识为后来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晚年的王星拱，虽然不再担任具体的行政职务，但仍然以国家顾问的身份，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他多次应邀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演讲，他的每一次发言都引起广泛关注，成为教育界的重要指导。

1957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王星拱完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编纂工作。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成为后来研究中国教育史的重要参考文献。这可以说是他为中国教育事业留下的最后一份礼物。

王星拱的一生，贯穿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动荡的半个世纪。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以教育家和爱国者的双重身份，在中国教育史和政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教育家，王星拱的贡献首先体现在他对武汉大学的创建和发展上。1928年，他主持制定了《国立武汉大学组织大纲》，确立了武汉大学"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的宗旨。在他的领导下，武汉大学从一所地方性高校发展成为全国著名学府。他提出的"通才教育"理念，在当时堪称超前，至今仍被视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思想。

王星拱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远不止于武汉大学。1935年，他主持编写了《中华民国教育年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总结民国教育发展的著作。该书不仅详细记录了民国时期教育的发展历程，还对教育政策、教育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为后世研究中国教育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在抗日战争期间，王星拱表现出了非凡的爱国精神和组织才能。1938年，他带领武汉大学师生西迁四川乐山，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办学。这一壮举不仅保存了武汉大学的火种，也为抗战培养了大批人才。他组织编写的《抗战教材》系列，将爱国主义教育与专业知识相结合，在全国高校中广泛使用，对提高青年学生的爱国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星拱的爱国主义还体现在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上。1946年，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这一主张反映了他作为教育家对国家前途的思考，也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在国共内战期间，他多次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表现出了超越党派的爱国情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王星拱选择留在大陆，继续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这一选择充分显示了他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高尚品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积极参与新中国的教育改革，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

王星拱的历史贡献，还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上。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中国高等教育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高等教育发展的专著，填补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项空白。该书不仅梳理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还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为后世研究中国教育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作为历史学家，王星拱还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两汉学术考》是研究汉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其中对汉代经学、史学、文学的分析，至今仍被学界广泛引用。这些研究工作，体现了王星拱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博的知识面。

王星拱的一生，还以其高尚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人。他倡导的"诚实做人，勤奋治学"的精神，成为武汉大学的校训，影响了无数莘莘学子。他在治学上严谨求实的态度，在为人处世上的正直无私，都成为后人效仿的榜样。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王星拱与蔡元培、梅贻琦等人并称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奠基人。他们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基本模式，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星拱的一生，横跨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从清末的教育改革，到民国的教育建设，再到新中国的教育发展，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的人生轨迹，不仅是一部个人奋斗史，更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的缩影。

作为教育家，王星拱为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爱国者，他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作为学者，他的研究成果丰富了中国教育史和古代史的研究。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王星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独特地位，使他成为教育家与爱国者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