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战死：母亲含泪请人代写祭文，毛泽东亲自执笔写下一纸誓言

1942年的一个黄昏，湖南醴陵一位年迈的农妇手捧一纸祭文，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这位白发苍苍的母亲已经19年未见到自己的儿子，而今天，她终于等到了一个答案 - 却是最不愿听到的那个。太行山的枪声早已远去，可她心中的伤痛却永远无法平复。当毛泽东得知这位母亲的故事后，亲自提笔写下了一篇祭文。这篇祭文不仅是对一位英雄的缅怀，更是对一位母亲的深深慰藉。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让这位领袖也为之动容？这位母亲又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与等待？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对母子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少年求学路（1905-1923）

1905年3月的一个清晨，湖南醴陵县板杉乡一户贫苦农家迎来了第二个男孩的降生。这个男婴就是左权，他的父母是当地普通的佃农，全家仅靠几亩租来的薄田度日。

不料天降横祸，当左权刚满周岁时，他的父亲因长期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撒手人寰。一夜之间，家中的重担落在了他母亲张氏的肩上。张氏带着几个孩子，靠着纺纱、种田勉强度日。那时的醴陵，天旱年年有之，颗粒无收时常发生。整个家庭常常入不敷出，左权的一个弟弟因营养不良离世，另一个哥哥被迫过继他家。

1911年，清朝覆灭的消息传到醴陵，但对于左权一家来说，生活并未因此改变。然而这一年，张氏做出了一个改变左权命运的决定——送他去私塾读书。在当时的农村，送孩子读书并非易事。私塾先生要收束脩，还要准备笔墨纸砚。为了凑齐这些费用，张氏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打柴，白天种田，晚上纺纱。有时候实在交不起学费，就用自家种的红薯、花生抵债。

在私塾里，左权展现出超乎寻常的学习天赋。他不仅能背诵《三字经》《千字文》，还能写得一手好字。闲暇时，左权常常帮母亲干农活。他一边放牛，一边在田埂上背诵课文。春节时，他为家里写的对联＂须要勤俭谨慎，多栽杉茶棉麻＂，字迹工整有力，显示出不凡的文学天赋。

1922年，在母亲的支持下，17岁的左权考入醴陵县立中学。这所学校是当时醴陵县最高学府，能进入这里学习的学生寥寥无几。在这里，左权第一次接触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当时的中学里，《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学生中广为传阅。五四运动的余温尚存，革命的种子在年轻学子心中悄然发芽。

就读期间，左权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不仅在课业上表现优异，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1923年秋，他组织同学排演了一场话剧，讲述了一个农民反抗地主的故事，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这场演出也让他开始思考农民的处境和国家的命运。

同年冬，一张招生简章改变了左权的人生轨迹。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在各地招收新学员的消息传到醴陵，左权和几位同学一起报名参加考试。这一举动，将这个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推向了一个全新的人生舞台。

二、投身革命潮（1923-1930）

1923年末的广州，军校招生考试现场人头攒动。左权和同学们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考场。这次考试不仅要测试文化课，还包括体能测试。左权凭借在醴陵中学打下的扎实基础，以及多年务农锻炼出的体魄，顺利通过考试，成为陆军讲武学校的一名学员。

1924年春，随着国民党改组和孙中山北上前的整军计划，黄埔军校正式成立。左权和其他陆军讲武学校的学员被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走进军校大门的那一天，两侧的对联格外醒目：＂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这副对联在当时的军校学生中广为流传，也成为了他们日后行事的准则。

军校的训练异常严格。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夜里十点熄灯。白天除了上课，还要进行军事训练。左权在训练中表现突出，尤其在战术课程中展现出过人天赋。他善于分析地形，制定作战方案，这些能力在日后的军事生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5年初，广东爆发商团叛乱。作为军校学生，左权参加了镇压叛乱的战斗。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参与实战。在东征战役中，他随部队攻克惠州，打败了陈炯明的部队。这次战斗的胜利，为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奠定了基础。

随后的两年，左权陆续参加了讨伐滇军、桂军、鄂军的战役。在战场上，他不仅表现出优秀的指挥才能，更展现出过人的胆识。在一次战斗中，他带领一个排的士兵，成功突破敌军防线，为大部队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7年春，由于在军事行动中的出色表现，左权被选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在莫斯科期间，他系统学习了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还专门研究了游击战术的运用。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在抗日战争中开展游击战打下了理论基础。

1928年，形势急转直下。国共合作破裂，大批进步军人面临抉择。此时的左权已经在莫斯科完成学业，他选择了一条与大多数黄埔同学不同的道路。这年冬天，他秘密回国，转入地下工作。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左权辗转于上海、南京等地，为革命事业进行秘密工作。他将在莫斯科学到的军事知识编写成教材，在地下党组织中传播。期间，他多次化名在工人区活动，组织军事训练，为后来的红军建设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到了1930年，全国形势愈发动荡。左权接到组织指示，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临行前，他给远在醴陵的母亲写了一封信，表示要去做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这是他在踏上革命征程后，与母亲最后的直接联系。

三、战火中的思念（1930-1937）

1930年深秋，左权给母亲寄去了一封家书。信中除了表达对母亲的思念，还提到了一个约定：待到形势好转，一定回乡探望。这封信辗转半月才到达醴陵，当时已是初冬时节。张氏收到信后，立即托人写了回信，信中详细讲述了家乡的变化和她的近况。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漫长。张氏每天都要到村口的邮递station守候，期盼能收到儿子的来信。然而，由于左权此时已转入地下工作，为了安全考虑，书信往来变得异常困难。直到次年春天，张氏才又收到一封信，信中说因工作关系暂时无法回乡，但承诺一定会找机会回来。

1932年，左权通过地下党组织得知，母亲生了一场大病。他立即写信托当地的同志照看母亲，并设法寄回一些药材。同年夏天，他委托一位返乡的同志带回一包茶叶和一些现金。这位同志到达醴陵时，正值当地收稻谷的季节。张氏放下田里的活计，连夜炒制了一些土特产，让这位同志带给远方的儿子。

1934年初，左权在一封家书中提到：＂乡里可种了红薯否？去年春上托人寄去的红薯种可收成好？＂这些看似平常的话语里，透露着他对家乡的牵挂。张氏收到信后，立即准备了一些晒干的红薯干，想要寄给儿子。但当时正值长征前夕，这包红薯干最终未能送达。

1935年至1936年间，母子之间的联系一度中断。这期间，张氏多次托人打听儿子的下落。有时会听到一些传言，说他在陕北，说他在山西，但具体在哪里，始终没有确切消息。直到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左权才得以通过组织关系，再次与母亲取得联系。

1937年初，左权在一封信中详细讲述了自己的工作。信中说道：＂母亲大人膝下：儿在此一切安好，现在从事抗日救国工作，虽不能时常定省，但时刻不忘母亲教诲。＂这封信的背面，还画了一幅简单的山水画，那是太行山的轮廓。

同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左权被任命为八路军参谋长。9月，他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一个包裹。包裹里装着几双手工缝制的布鞋，鞋底密密实实地绣着针脚，这是张氏熬了几个通宵赶制的。包裹中还有一包用油纸包着的咸菜，那是母亲特意腌制的家乡味道。

这个包裹成了母子二人最后的实物联系。此后，战事愈发紧张，书信往来变得更加困难。张氏常常站在村头的老槐树下，遥望北方，那里有她日夜牵挂的儿子，也有一个她永远无法完成的探亲之约。

四、最后的战斗（1937-1942）

1937年秋，左权在太行山区组织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他运用在苏联学到的军事理论，结合当地山区地形特点，创造出一套独特的游击战术。在他的指挥下，八路军在太行山区建立起了多个抗日根据地。

1938年初，左权指挥部队在平型关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这场战斗中，他采用了＂四面设伏，分割包围＂的战术，有效地阻击了日军的推进。战后，他立即组织部队总结经验，编写了《游击战术教程》，为后续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宝贵的战术指导。

1939年，日军在华北发动了大规模＂扫荡＂。左权临危受命，担任了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带领部队与敌人周旋。有一次，他们被日军包围在一个山谷中，弹药粮食都已耗尽。左权带领突击队，趁着夜色偷袭敌军辎重部队，不仅打开了突围通道，还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

1940年春，左权在组织军事会议时，收到了一封来自醴陵的信。信是母亲托人代笔写的，讲述了家乡遭受日军轰炸的惨状。左权当即组织部队加强训练，在太行山区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抗日行动。这一年，他指挥部队先后粉碎了日军的多次＂扫荡＂，保护了根据地的安全。

1941年冬，日军再次对太行根据地发动进攻。左权采取了＂草木皆兵＂的战术，在各个山头设置烽火，造成八路军兵力众多的假象。这一计策成功迷惑了敌人，使其不敢贸然深入。同时，他还在各个村寨建立了民兵组织，形成了军民一体的抗日网络。

1942年5月，日军出动精锐部队，对太行根据地发起新一轮＂扫荡＂。25日凌晨，左权接到情报，日军主力正向黄崖洞方向推进。他立即调整部署，命令部队向东转移，自己则带领警卫连殿后。在转移途中，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与日军遭遇。

当日上午，激烈的战斗在黄崖洞附近展开。左权指挥部队据险而守，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发炮弹在他附近爆炸。当时正值初夏，太行山上草木葱茏，战友们在硝烟散去后寻找许久，始终未能找到他的踪迹。

六月初，噩耗传到醴陵。张氏默默地站在村头，久久不语。左权生前最后一次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母亲莫挂念，待到华夏回春日，儿必归来省亲。＂这个承诺，终究未能实现。他用37年的生命，践行了黄埔军校大门上的那副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事后统计，在这场战斗中，左权带领的部队成功掩护了三千余名战士安全转移。而他和百余名将士，永远留在了这片他誓死守卫的土地上。黄崖洞的松柏，见证了他们的最后时刻。

五、永恒的怀念（1942-1950）

1942年夏末，太行山区迎来了一场久违的雨。当地百姓在黄崖洞战斗地点附近，立起了一座简陋的纪念碑。碑上没有豪言壮语，只刻着＂左权将军殉国处＂六个字。村民们在碑前摆上了白布包裹的饭团，这是当年左权经常和战士们分享的干粮。

1943年春，八路军总部派人到醴陵，将左权的遗物交给了张氏。遗物很少，只有一个旧皮包、一支钢笔和几封未寄出的家书。张氏将这些遗物小心收藏在一个木箱里，箱子放在她床头的方桌上。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她都要将遗物取出擦拭一遍。

1944年，左权的生前战友们编写了一本《左权将军传》。书中记载了他在太行山区的战斗经历，特别是他创建的游击战术。这本书在根据地广为流传，成为了许多年轻战士的教材。当地农民也经常讲述左权的故事，其中最广为流传的是他在战时坚持与百姓同吃同住的点点滚滚。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太行山区的百姓自发组织了一场纪念活动。他们在黄崖洞战斗遗址附近栽种了一片松树，每棵松树下都写着一个烈士的名字。这片松林后来被称为＂英雄林＂，成为了当地的一处重要纪念地。

1946年，张氏收到了一封来自太行山的信。信是当年和左权一起战斗过的老乡写来的，讲述了他们如何在每年清明节都要去黄崖洞祭奠的习惯。信中还提到，当地群众给那条战斗发生的山路起了个新名字，叫＂将军岭＂。

1947年，醴陵县志编修组开始收集左权的事迹材料。张氏将保存的书信和照片都借给了编修组。其中有一张照片拍摄于1941年，那是左权最后一次穿着军装拍摄的照片。照片背面写着＂母亲大人存念＂五个字。

1948年冬，一位曾在太行山区工作过的干部回到醴陵，专程去看望张氏。他带来了一块黄崖洞的石头，说这是从战斗现场捡来的。张氏将这块石头放在了祖宅的堂屋正中，每天都要擦拭一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左权的事迹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颂。他的家乡醴陵建立了纪念馆，收集整理了他的遗物、照片和文献资料。太行山区的群众也自发组织起了寻找烈士遗骸的活动。

1950年春，张氏收到邀请，参加在太行山举行的纪念活动。年事已高的她在村民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到儿子牺牲的地方。站在黄崖洞前，她手抚着粗糙的山石，久久伫立。当地百姓献上了新织的白布，上面绣着＂英雄永垂不朽＂几个大字。八年前那个雨天里竖起的简陋碑碣，如今已被郁郁葱葱的松林环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