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能与西方轴心时代媲美的思想启蒙之源，只有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诸子涌现，百家争鸣，各种理论思想遍地开花。在这个过程中，游学是传播思想文化的主要方式。

所谓游学，即以旅行的方式到各地增进知识、开阔眼界、获取信息，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的教育文化活动。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学活动，对历代政治、文化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春秋战国时期，游学的主体是当时的“士人”，也称“游士”。春秋之前，“士”为贵族一员，“大抵皆有职之人”。后来，社会变革频仍，士人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并逐渐摆脱宗法等级制的束缚，最终形成相对独立的知识群体。

“士人”的崛起，使得他们能够凭借自身能力和才识改变命运的情况下，形成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当时的士人相信，通过学习能够改变命运。“学而优则仕”成为士人游学的内在动力。他们试图藉由自己的学识进入上层社会，即《韩非子》中所载：

“适当世明主之意，则有直任布衣之士，立为卿相之位。”

正是此时，以孔子为中心的游学活动开始兴起，拉开了我国古代士人游学的序幕。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在其一生中，除了短暂的为官之外，游学占据了大量的时间。

孔子“年少好礼”，很早就有孟懿子和南宫敬叔追随从学。孔子在鲁国做了很短时间的一段文书官后，就开始了其游学历程。他最初游学于周，与老子进行了思想上的交流。

三十五岁时，又因鲁国内乱再次走上游学之路。此次，孔子游于齐，其间与齐太师谈论乐理。《史记》载：

“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

足见其认真程度。

五十岁至五十六岁之间的孔子在鲁国参政约六年时间，随后又踏上了周游列国之途，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在这十四年间，孔子带领弟子先后游历卫、曹、郑、陈、蔡等国。归鲁后，孔子没有再入仕，一直以收徒授学为业，直至去世。

在孔子的游学和聚众授业过程中，追随的弟子超过三千人，其中对“六艺”样样精通者七十余人。孔子的弟子以鲁国人居多，也有齐、宋、卫，乃至秦国人。

孔子去世后，其弟子继承孔子的游学活动，周游诸国，通过传授儒家学说入仕为官的也不在少数。这样一来，他们本身也吸引了一批儒学追随者，进一步扩大了儒家的游学队伍。可以说，以孔子为中心，以鲁国为基地，形成了一张巨大的游学网。

由此可见，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以儒家“仁”之思想，游历各国，为游学的兴起铺垫了一条兼具求知与传播思想的康庄大道。

虽然儒学为游学开通了一条士人的求知道路，但是这条路受自然地理环境、交通条件以及游学之士自身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学在地理范围上有着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不同学派往往有相对固定的游学区域。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游学特征之一，地理范围的区域性。

从孔子开始，儒家游学基本以鲁国为中心，其游学的区域虽逐渐呈扩大之势，但还是相对局限于儒家传统的势力圈内。孔子及其前辈弟子的游学区域主要集中在周、齐、卫、曹、宋、郑、陈、蔡、楚、鲁、晋、吴、越等国。

孔子及其后辈弟子则主要局限于鲁、卫、吴、魏、齐、楚、宋、陈等国。而仅就求学于孔子的弟子而言，《史记》中有名就有77人，这些人虽然来自不同的诸侯国，但鲁国人居多，其他周边国家从孔子游学者少。

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等孔子的三传或四传乃至后世弟子，游历国家包括卫、齐、宋、鲁、魏、楚、秦等国。可以发现，儒家游 学区域主要是以鲁国为中心的所谓中原地区。

除了区域性特征外，游学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游学目标的多样性。一是为了拜师而踏上游学之旅。士人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他们外出游历，拜访和求学于名师，就成为他们必经之路。孔子曾游于周， 拜访老子与之交谈；游至齐国，与齐太师讨论乐理，并学习韶乐。

墨子早年也曾求学于“儒者”。墨子的这一经历对墨子思想的形成意义重大：第一，因曾系统地学习过周礼和儒学，墨子才能有的放矢地创立与儒学相抗衡的思想体系。第二，墨子精通“六艺之论”，在《诗》《书》方面造诣颇深，为墨子建立自己的学说和聚徒授业奠定了基础。

战国时期的孟子和荀子也都有着自己的寻师求学之游。孟子求学于子思，荀子十五岁时即求学于稷下学宫。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李斯和韩非子则择师荀子。张仪和苏秦则择师兵家之集大成者、纵横家的鼻祖鬼谷子。

二是为了收徒、传授自己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学之士们，为了宣扬自己的主张和政治理念、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除在自己的居住地聚众讲学外，还不断外出游历授业，广招子弟。《史记》载：

“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

孔子曾经游历卫、曹、宋、郑、陈、蔡、楚、齐和周等国。在游历的过程中，孔子聚众讲学授业，宣扬自己的主张，并招收子弟从游。孔子的弟子有前辈和后辈之分。前辈弟子多活跃于春秋晚期，是孔子在鲁国和离开鲁国周游列国期间所收；晚辈弟子则是孔子归鲁后所收的弟子。

由此足见孔子讲学授业之游的成效。作为儒家大师的孟子，曾两次到稷下学宫游学授业，两次时间相加近30年。荀子三次游学稷下 学宫，其中后两次为授业之游。

墨子也曾带领弟子游学于鲁、宋、楚等国，通过讲学授业，招纳了众多弟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禽滑黎。禽滑黎原来是卜商的弟子，脱离儒家而加入墨家，成为墨家学派除墨子之外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到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成为游学活动的中心。稷下学宫在其鼎盛时期，几乎“诸子百家”中的各个学派均曾游历授业于此，其中主要有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汇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

不论是拜师还是收徒，这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游学目的，也是游学的一大特征。正是因为这一特征，春秋战国时期为那个战乱的时代输送了大量的人才。

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学史既是一部人才流动史，也是一部人才成长史。游学为各类人才创造了个人成长、实现自我发展的良好环境，为其提供了大显身手、施展才能的历史舞台。

这种人才流动，主要表现在一些饱学之士通过跨区域流动，在游 历、交往与学习中开阔了视野、锤炼了思想、增长了才干，成为一代大师。例如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和顶级学术大师，曾游周问学于老子。虽然两人志趣不同、观点各异，但老子的不少思想还是较大地影响了孔子。

《史记》载：老子曾言

“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孔子在与其接触的过程中，充分吸取了老子这一主张，并对弟子颜渊告诫道：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其精神与老子是一致的。

此外，除了共同成长，游学也使得两个不同派别的思想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了碰撞，促进了各派别思想形成、发展、成熟和广泛传播。如儒家因孔子及其弟子等人的游学运动使其影响范围日渐扩大。黄老思想因稷下学宫而在齐国大地生根发芽。

值得一提的是，齐国兴办稷下学宫本身就是一大创举，这样一个由官方举办、私人主持的大型讲坛，无论是在古代东方还是古代西方，都是罕见的。而这，正是士人游学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创举，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教育遗产。

这一时期的游学活动，促进了古代教育和文化的良性大互动，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为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参考资料：

《史记》

《韩非子》

《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