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伦特思想中，有一个核心和动力，无论从哪一时刻、哪一角度去考察，都会在几乎所有她的著作和言论中，发现她对“极权主义”思考的结果，而这些结果，都有着一个同样的源头，即阿伦特本人在二战期间的经历，以及为她赢得学术声誉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这本1951年出版的作品，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极权主义”，是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与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或孟德斯鸠所描述的“共和制”、“君主制”、“专制主义”都有着根本意义上的区别，是一种完全建立在恐怖与意识形态虚构之上的，致力于毁灭性的不断运动的政体。
这种观点，打破了以往人们将“极权主义”看作是君主制或专制主义的暴政下发展出来的一个新的阶段的那种懒惰式的想法，由此也将极权主义当作一种特殊的现象，置于世界范围内、历史范畴中去考察。下面我们就从这本书的背景、思路和主要内容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个粗浅的解读。
写作背景：理解而非解释历史
对于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阿伦特在初版序中是这样开头的：
“一代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其间一系列局部战争和革命从未间断过，其后被征服者未得到任何和平条款，胜利者也未得到休养生息，却以预料剩下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告终。这一等待的时刻就像丧失了所有的希望之后的平静。我们不再期望最终能回复那种旧世界秩序极其一切旧传统，也不再期望五大洲的人们重新统一团结；他们被扔进由战争和革命的暴力产生的混乱之中，而这一切的日益衰微仍被忽略了。我们看到同一种现象在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和全然相异的环境里发展——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漂泊无根的心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而在阿伦特的观察中，战后的时代里，人们似乎分裂成两种类型——“一种人相信人无所不能（他们认为，只要懂得如何组织群众，那么一切都将是可能的），而另一种人则认为，他们生命中的主要经验是无力感。”
对此，阿伦特讲出了她写作的背景，“本书写作背景就是针对这两种鲁莽的乐观和轻率的绝望态度。我认为，进步（progress）和毁灭（doom）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都是迷信的见解，而不是信念的结果。”
有了这种针对性的目标，阿伦特寄希望于一种洞察，“我相信应该有可能发现一种隐形机制——我们的政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全部传统因素根据这种机制都融入一种沉淀，使一切都显得失去具体价值，而人类却无法靠理解能力来辨认它，也不能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屈从于唯一的解体过程，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因为它不仅假设了历史必然性的虚假辉煌，而且也使除它之外的一切都开始显得无生命、无血色、无意义，而且不真实。”
阿伦特并不幻想去构建一种理论去解释，她更愿意做的是促成人们的理解（comprehension），“理解并不意味着否定暴乱，援引先例来演绎史无前例的事实，或用类比和概括解释现象，以致令人不再感到现实的冲击和经历的振动。相反，理解意味着有意识地检视和承担起本世纪压给我们的重担——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压下卑躬屈膝。简言之，理解意味着无论面对何种现实，总要坦然地、专心地面对它、抵抗它。”
她的目标就是在对于特殊历史现象进行理解之后，给人们以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来面对未来可能的挑战。“我们不能再接受过去好的部分，简单地称之为我们的传统遗产，只抛弃过去坏的部分，简单地认为它是一种已死的负担，会被时间埋葬在遗忘中。西方历史的潜流终于浮上了水面，取代传统的尊严。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现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想逃避严酷的现在，怀旧地躲进对仍然原封不动的过去，或者在遗忘中预先奔进一个更好的未来的一切努力终将流于徒劳。”
核心思想：“极权主义”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在深入之前，首先必须要先明确一下“极权主义”到底是什么。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在《韦氏国际英语大词典》中，有如下解释：
a：被视作一贯正确的独裁统治者或统治集团的中央集权控制，尤指：专制政治；
b：作为国家公务员的人的政治概念：集体主义。
而在阿伦特的概念下，“极权主义”的内涵又有了如下的扩展：
1、“极权主义政权”只严格地指希特勒执政时期的纳粹德国政权和苏联的斯大林肃反时期（由于这本书初版于1961年，所以这种严格的限定应该只是限制在出版日期之前的所有政体的考察中）；
2、极权主义政府的出现，只是西方文明内部产生的现象；
3、极权主义起源于大众，潜在地生存于每一个国家，极权主义的政治根源在于一切政治制度；
4、极权主义以统治全世界为目标，它实行“组织上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野心全球化”，因此最后走向帝国主义；
5、一切意识形态都包含了极权主义成分。
阿伦特对极权主义进行思考的一切前提，都是在于将其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形势和历史现象，“我在本书中论述的关键问题是，极权主义政府同专政与暴政不一样，在它们之间划分区别的能力绝不是可以安心地留给理论家们讨论的学术问题，因为全面统治是唯一一种使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共存其中的政府形式。因此，我们很有理由严格地使用极权主义这个词。”
她将极权主义与显而易见的那些政治概念分开，“极权主义政治远非单纯的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或帝国主义，它使用或妄用自己的各种意识和政治成分，直至实际现实的基础完全消失为止……”
在这样的前提下，阿伦特通过考察极权主义政体及其核心制度——“集中营和灭绝营”，得出了一个更惊人的结论，即恐怖不是极权主义政体的一种手段，而是它们的本质。一旦掌权，他们并非屠杀政体本身的敌人（这些人在极权主义取得大权的过程中就已经被清除了），而是屠杀全然无辜的人（犹太人、吉普赛人、知识分子、富农等等）。
极权主义政体不仅仅是杀死人们，并且是首先摧毁他们独特个性与行动能力。“全面权力只有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才能被实现和维护：这个世界是一个只有条件反射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哪怕是一丝自发性的世界，它只是一个木偶的世界。确切地说，正因为人类的禀赋是如此伟大，除非他成为一个只有动物属性的人，成为一个标本，否则他不可能被完全支配。”
而这种对于无辜群体精神上的摧毁和身体上的全面清洗根据的是某种假定的自然或历史法则，那些法则将一切历史的发展都化约为种族或阶级的战争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实在”。这些自然或历史的法则，就潜藏在所有的意识形态当中。
意识形态——以一个观点为基础的思想体系，其力量足以吸引和说服大多数人，其范围能引导他们的各种经验和现代生活的情境——总是宣称拥有解说历史的钥匙，或者拥有关于一切“宇宙之谜”的答案，或拥有对隐秘的宇宙规律的新知，假定这些规律在统治自然和人。
“在人类信念的艰难竞争中，很少有几种意识形态能够赢得足够的名声，而且只有两种能达到顶峰，击败其他各种。其一是将历史解释为阶级之间的经济斗争，其二是将历史解释为各个种族的自然混战。”阿伦特将两种盛行的意识形态概括为种族思想和阶级思想，前者有着国家倾向的表现，持有这样信念的人，认为必须要为民族战争做准备，而相信后者的人则有着国际倾向的表现，通过打响国家的阶级内战进而发展为全球化的阶级战争。
而这两种意识形态，恰好就对应了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前者强调一种种族战争背景下的德意志民族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而后者利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描绘出无产阶级终将独占舞台的人类共同命运。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支配下，那些陷入绝望和虚无的人们得到了“关于过去的全部解释、关于现在的全部知识和关于未来的可信预见”，而与此相比，那些现实的体验则变得无关紧要。意识形态的逻辑替代了自由思考，引导人们剥夺了自己的个性，融入到全面支配的非人格化的运动中。
正是由于这种逻辑，也决定了极权主义必然需要一种不间断的、潮水般一波接一波的运动式的行动，才能保证对大众的不断卷入，一旦运动停下来，大众得以喘息的间隙，反思性的理智就会重新占领人的头脑。
所以极权主义维持了一个庞大的运转机器，“人们依据常识认为，既然大众柔顺入羔羊，那么这个恐怖的巨大极其就应该是多于的；如果极权主义统治者能说实话，那么他们会回答说：这个机器在你们看来是多余的，只是因为它用于将人们变成多余的人。”
凭借着意识形态、恐怖的政府机器以及不间断的运动，极权主义剿灭了人的个性、打掉了现状的合法性，导演了一场永无休止的、残酷而试图毁灭一切的斗争。他们的任务非常简单直接，就是加速自然或历史的铁律的推进。
但也正是如此，极权主义这种席卷一切、毁灭一切的特征本身也蕴含着消灭自身的力量，极权主义自己就是一种悖论——一旦没有什么可以消灭的时候，它就只能消灭自身了。这也就是极权主义无法长久持续的核心原因，但并不能因此而小觑，毕竟它带来的巨大的毁灭性，足以弥补存在时间的短暂。
这就是阿伦特所描绘出来的极权主义的特点，但在此之上，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即这种极权主义的政权为什么会上台，以及西方文化为什么会孕育出这种病态。这就要深入《极权主义起源》的细节当中。
论述思路：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
虽然说阿伦特强调极权主义就是特指历史上的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但由于其个人经验以及相关史料问题，《极权主义的起源》基本上都是在考察纳粹德国。而要理解纳粹德国，就必然绕不开“大屠杀”。
所以阿伦特对于唯二的极权主义样本的分析，就是从“大屠杀”开始，她首先问的是，为什么是犹太人？所以《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第一部分写的是“反犹主义”；在考察了被害者之后，她又将目光转向了施暴者，也同样问了一个问题，极权主义在成为极权主义之前是什么？或者简单的说，极权主义是如何被孕育并诞生的，这一部分阿伦特命名为“帝国主义”；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显而易见，就是对“极权主义”本身进行考察。
阿伦特认为，“反犹主义是一种世俗的19世纪的意识形态”，犹太人同异教徒之间的差异是种族根源。反犹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中叶，基督教同犹太教之间的敌对因素造成了暴力冲突，而犹太人被动地在基督教迫害下受难，反过来造成了犹太教的殉道观念和加深了他们关于上帝选民的观念。犹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其生存就取决于自愿的隔离状态。
正是由于犹太人无家可归和失去根基，才使现代反犹主义在传统的民族主义衰朽时生长起来，成为德国纳粹意识形态的根源，而其政治基础，是由于欧洲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民族国家制度及其权力失衡引起的。明显的反犹主义顶峰发生在犹太人在公共事务中丧失了作用、只剩下金钱和财产的时候。他们掌握着财富，但是丧失了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
犹太人可以说是在欧洲没有民族国家支撑的最大的民族群体，他们独特的宗教观念以及在银行领域的垄断地位，比如希特勒执政时，德国银行金融业全部被控制在犹太人手里已经100多年，再加上欧洲一直以来的反犹传统，就会让犹太人成为一种“完美受害者”。
当然，阿伦特并没有得出犹太人作为受害者只是种种历史偶然叠加的结果。她转向对犹太人群体，认为他们也需要承担政治责任。同时，犹太人因为种族以及秘密参与全球权力运作而成为了一种无根的共同体（犹太人的财产，在欧洲一直是不同政权的背后力量之一，仿佛他们总是在密谋做些什么，另外流传在各个国家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传说也印证了一些问题）。
早期反犹主义者因此而畏惧犹太人，但纳粹将这个种族视为一个竞争对手，一个可供效仿的模板和一个必须超越的对象。对他们来说，“犹太人在没有国土、没有国家的同时保持了他们的身份认同，他们是唯一看起来已经以种族形式组成的政治体。现代反犹主义不仅想将犹太人从世界上抹去，而且想模仿他们赖以组织在一起的那种力量。”
而反犹主义除了给犹太人带来大屠杀之外，还带来了一种反抗，或者说对于无根性摆脱的愿望——犹太复国主义，这也就成为战后以色列建国必要性的源泉。
如果说反犹主义为纳粹提供了种族竞争的意识形态内核的话，那么帝国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则实质性的为希特勒准备了实现其疯狂梦想的现实环境。
西塞尔·罗德斯说：“扩张就是一切。”帝国主义的中心政治观念就是将扩张当作永久的最高政治目标，为了本民族的利益起见，特别野蛮地剥削海外属地。从1984年到一战前，欧洲过剩的资本造成本国范围内无法再找到有效的投资场所，这也就催生了资本向海外的扩张和帝国主义的诞生。
资本扩张是帝国主义的外部表象，残忍的剥夺是其手段，而不断进步的概念则是其思想的内核。而这里的进步并不是所谓的人的解放和自由，而是资本的不断增值、社会物质的不断积累，是一种“异化”的物的进步观念。进步，也同时隐含了一种历史的或自然的必然性，即为前文提到的阶级思想或种族思想做好了铺垫准备。
与此同时，不断膨胀的帝国主义，用资本替代了一切人的权利，也进一步的催生了大批流离失所的人，他们在资本的摆布下失去了对生命意义探寻的渴望和对未来幸福的追求，仿佛是秋天里的枯草，被生活压的毫无思考空闲，只等待着某一种解救。
当然帝国之间的斗争，一战的打响以及德国的落败，一方面催生了更多的民众陷入无力的人生，另一方面也鼓励了迎合这些民众，从更极端的方式给予他们生命希望的观念的流行。
“帝国主义”就像是“极权主义”的助产士，在意识形态、物质基础、无望的大众都准备好的时候，就正式迎接“极权主义”的到来。
极权主义起源于大众，恶与罪在这些参与到极权主义运动的暴民当中早已存在，他们在运动当中展现出的对信念的绝对奉献以及对道德标准的藐视，是极权主义的核心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种反民主的、专制主义的半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运动横扫欧洲。在那些群众为了某些原因渴望政治组织的地方，极权主义运动就有可能产生。群众并非由于一种共同利益才聚集，他们缺乏一种具体的、明确表现的和有限的实际目标。他们潜在地生存于每一个国家，由大量中立的、政治上无动于衷的、从不参加政党的人构成。
这些群众也正好符合极权主义运动对于成员的要求——原子化的、孤立的个人构成的群众组织，个体的成员完全地、无限制地、无条件地、一如既往地对组织保持忠诚。极权主义消除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达到一种新的状态。
极权主义公开以恐怖主义的行为作为其行动纲领，这一点同时吸引了精英和暴民，前者寄希望于在极权主义中获得在此前的政治体制中没有得到的利益，而后者则本着一无所有的态度，期待着砸烂原有的制度。
通过各种群众组织、秘密警察、集中营和灭绝营以及持续不断的内部的各种运动，极权主义创造出一种无所不能的内在心理和外在表现，同时切断了人与人的政治接触，让个体的行动能力和力量无处应用，即便是个体的经验、思考、创造能力的可能性都还健在，但在极权主义的体制之下，也都毫无作用。
由此，阿伦特得出了她最关键的结论——孤独，才是让极权主义得以横行的最终基础。
“孤独令人无法忍受的原因是，失去了可以在孤寂中实现的自我，但是又只能靠同类的信任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在这种情形下，人失去了对自身的信任（自身本应是他的思想的合伙人），也失去了存在于一个为提供经验而必须有的世界中的基本信心。自我与世界，思维能力与经验都同时失去了。”
在对极权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思考之后，阿伦特也明智的强调，她所得出的极权主义理论，并没有什么对未来的预言作用。那么这些内容有什么用呢？
“但是仍然存在着一种真理，历史的每一次终结必然包含着一个新的开端；这种开端就是一种希望，是终结所能产生的唯一‘神示’。开端在变成一个历史事件之前，就是人的最高能力；从政治角度来说，它与人的自由是一致的。奥古斯丁说：‘创造了人，一个开端形成。’这个开端由每一次新生来保证；这个开端确实就是每一个人。”
虽然阿伦特对人类就此可以避免极权主义抱有悲观的态度，但从另一面，她也肯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自由，即成为开端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只要人们能够虚心的吸取历史的教训，能够更多的彼此联结避免孤独的个体的堆积，极权主义的幽灵，就不至于一次次的在人类社会中还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