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云十六州是北宋时期处理与辽关系时不可回避的政治话题，宋人念兹在兹以期恢复“汉唐旧疆”，辽人依之赖之以其临制中原，宋辽关系史可以说是一部围绕燕云而展开的政治博弈史。北宋诸帝对燕云十六州的经略与态度不尽相同，大体而论，或主张以战取幽：如宋太宗欲建不世之功而二次出兵北伐复燕，宋徽宗为实现神宗之志而联金伐辽谋复燕云；或以和为策：如宋太祖时雄州和议以稳定北边，宋真宗朝澶渊会盟以结束南北纷争，宋仁宗朝庆历增币以维持与辽和好；或持重“缓图”：如宋神宗志在恢复“汉唐旧疆”，积极经略西夏以断辽之右臂，但在河东划界之争中仍持隐忍退让之态，避免过度刺激辽朝，以保障汉地收复计划的有序进行。
以北宋前三朝而论，帝王经略燕云之策各有侧重，其心态转变也迥然有异：宋太祖专注于“先南后北”的统一大业，将燕云汉地作为对辽边患问题而待之，故有其无奈心境下置封桩库以金帛赎买之论：“石晋苟利于己，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
宋太宗有志于建立超越周世宗、宋太祖的不世功业，然二度北伐失利之下身心俱疲，在“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政治解说下逐步确立了“守内虚外”的统治政策，愿与辽朝化干戈为玉帛：“议定华戎之疆，永息征战之事。立誓明著，结好欢和”；宋真宗与宋太祖、太宗在乱世中搏杀历练的成长经历不同，“和戎”心态更为凸显，在南北均势之下签订澶渊和盟、承认宋辽既有疆理：“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
传统帝制时代，帝王政治心态变化直接影响着国家军政方略、内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宋初三朝在处理周边民族关系、重塑中古华夷秩序的过程中，宋太宗朝的燕云经略及其态度转变最为凸显也最为关键，“守内虚外”“不勤远略” 等诸项决策的形成与这一时期的内外方针紧密相关，深刻影响着宋真宗朝及其以后北宋王朝的内政走向和军政战略，并对宋辽“二元并立”天下格局的确立定型产生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一、即位之初（976-979）：从与辽通好的权宜之计到“不然则战”的强硬姿态
宋太祖时期的北部战略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割据河东的北汉政权，作为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方针的重要一环，宋太祖攻取态度极为坚定，先后于乾德元年（963）、乾德二年（964）、开宝元年（968）、开宝二年（969）、开宝九年（976）多次出兵北汉，开宝二年（969）甚而“决晋祠水灌城”，对于攻灭北汉、实现中原一统，宋太祖有着强烈的政治执念，北汉便是其“卧榻之侧”必然要除去的“他人家”；二是雄踞漠北的契丹政权，在其并有燕云十六州之后，凭借燕云要塞的战略优势和农耕经济的丰厚支撑，对 9-12 世纪中国北方权力结构的演进变化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实力不容小觑，为此，宋太祖实行“敦信保境”、积极防御的对辽政策。
至开宝七年（974 年），为避免南、北两线作战，北宋主动遣使与辽通和，辽朝同样有修好之意：“南北两地，古今所同，曷常不世载欢盟，时通贽币?”“今兹两朝，本无纤隙，若或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旧好，长为与国，不亦休哉?”此后辽宋互遣聘使，化干戈为玉帛，是为“雄州和议”。
开宝九年（976）十月，宋太祖崩逝，其弟赵光义即帝位。在“斧声烛影”中继位的宋太宗，面对“远近腾口，咸以为非，至于二三大臣，皆旧德耆年，亦不能无异”的统治危机，对内声言：“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咨尔臣庶，宜体朕心。”以遵承太祖朝既定规制为论，稳定政局、安抚民心；对外“令缘边禁戢戍卒，毋得侵挠外境”，“诏罢河东之师”，践行宋辽“雄州议和”的既有盟约，在北部防线上重建宋、辽、北汉三方相安的军政格局。
即位之初的宋太宗，着力于稳定内部统治秩序、完成“先南后北”的中原一统大业，对辽采取通好之策，在其登位的次月（开宝九年十一月）即“遣著作郎冯正、著作佐郎张堒使契丹，告终称嗣也”，十二月，“契丹使鞍辔库使萧蒲骨只来修赙礼，上命引进副使田守奇劳于城外，加赐以遣之”。此后宋辽聘使往来如常。
太平兴国二年（977）二月，“契丹遣使来贺上登极，贺正”。四月，“契丹遣鸿胪少卿耶律敞等来助葬”。五月，“庚午，命起居舍人辛仲甫使于契丹，右赞善大夫穆被副之”。十月，“契丹遣使耶律摩里来贺乾明节”，十二月，“契丹遣太仆卿耶律迭列、礼宾副使王英来贺明年正。” 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宋廷“遣左补阙李吉使契丹，通事舍人薛文宝副之”，十月，“契丹遣太仆卿耶律谐里、茶酒库副使王琛来贺乾明节”，十一月，“遣供奉官閤门祗候吴元载、太常寺太祝毋宾古为契丹贺正使”，十二月，“契丹遣使萧蒲骨只等来贺来年正旦”。
宋辽之间不单在政治上互相遣使吊问，经济上的往来交流也在进一步加深：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鉴于“契丹在太祖朝，虽听沿边互市，而未有官司”，宋太宗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命常参官与内侍同掌，辇香药、犀、象及茶，与相贸易”。
燕云十六州在宋辽双方的有意回避之下似乎已跳脱于宋辽关系之外，实则不过是宋太宗践行“先南后北、先易后难”战略的权宜之计，当其平定南方割据势力后，必将调转方向，对准北汉与幽蓟。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平海节度使陈洪进“上表献所管漳、泉二州，得县十四，户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一万八千七百二十七”，五月，吴越王钱俶以“县八十六，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兵十一万五千三十六”献于宋廷，至此，宋太宗再无北伐的后顾之忧，十二月，“幸讲武台，观飞山军人发机石射连弩”，以“将伐北汉，先习武事也”，“是冬，诸州贡举人并集，会将亲征河东，罢之。”
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先遣常参官分督诸州军储赴太原”，“以宣徽南院使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河阳节度使崔彦进攻其城东面，彰德节度使李汉琼城南面，桂州观察使曹翰城西面，彰信节度使刘遇城北面”。粮草、调兵遣将，二月，车驾亲征，三月，宋辽白马岭之战，辽军惨败，五月，孤立无援的北汉主刘继元“率其官属素服纱帽待罪台下”，归降宋朝，“北汉平，凡得州十，军一，县四十一，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兵三万”。
在南北聘使往来不绝、和好政策继续推行（自 974 年雄州和议以来）的政治前提下，宋太宗亲征河东之举着实让辽景宗错愕不已，毕竟雄州和议辽方是将北汉纳入和好体系之内的，因之遣使质问“兴师伐刘继元之故”。宋太宗一改此前与辽交好之态，直接以“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为复，态度十分强硬，并不惧于打破辽宋和局、与之战场对垒。
太平兴国三年（978）漳泉献土、吴越归地的有利局面给予宋太宗极大信心，纵使宰臣集团以“昔世宗起兵，太原倚北戎之援，坚壁不战，以致师老而归。及太祖破敌于雁门关南，尽驱其人民分布河、洛之间，虽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辟土，舍之不足以为患，愿陛下熟虑之”为言，劝谏太宗慎重出兵，但终究抵不过“太原我必取之”的政治执着：“今者事同而势异，彼弱而我彊。昔先帝破此敌，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为今日事也。”
在“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政治承继之下，完成宋太祖“燕、晋未复”的未竟之业，建立超越周世宗、宋太祖的不世之功，堵塞“远近腾口，咸以为非，至于二三大臣，皆旧德耆年，亦不能无异”的舆论非议，提高其统治威望与政治威信，是宋太宗即位之初的迫切需求。
从太平兴国三年（978）冬到次年年初调兵遣将、调运粮草，虽是针对北汉的军事行动，但若作为宋辽缓冲地带的北汉被平定，燕云十六州必将是北宋的下一个战略目标，为此辽景宗在派兵增援北汉的同时，着力加强幽州（今北京）一带的防御力量，“诏北院大王奚底、乙室王撒合等以兵戍燕”。宋太宗虽未言及恢复，但对于幽蓟汉地的企图之心已是昭然若揭。从“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的与辽通好到“太原我必取之”的战略出击，宋太宗朝北边经略与对辽态度的转折变化，预示着宋辽燕云之争即将拉开序幕。
二、挥师北上及败北之后（979—985）：从促师夺燕的战略进攻到异时收复的政治畅想
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平定北汉后，宋太宗的自得之情溢于言表：“上作平晋赋，令从臣皆赋；又作平晋诗二章，令从臣和”；“车驾发太原，以行宫为佛寺，号平晋，上自记之，刻石寺中”。当大军返至镇州（今河北正定）时，“遽有平燕之议”，欲以进胜之师“伐契丹，取幽蓟”，一统天下。六月初，“遣使发京东、河北诸州军储赴北面行营”，十三日，亲督大军北上复燕，十四日，至定州（今河北定县），十九日，至金台顿（今河北清苑东），二十日，“躬擐甲胄，率兵次岐沟关”，二十一日，至涿州（今河北涿州），二十二日，至盐沟顿（今北京良乡附近），二十三日，“迟明，次幽州城南，驻跸于宝光寺”。
从十九日始入辽境至二十三日进抵幽州城下，行军速度极快，仅四日。二十五日，宋太宗分遣诸将攻城：“定国节度使宋偓南面，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北面，彰信节度使刘遇东面，定武节度使孟玄喆西面”；二十六日，宋太宗，“移幸城北，督诸将攻城”。从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仅三日之内，已肃清外围、部署方略，开始攻城。宋军如此高效疾速的攻城之势，确实在交战之初给予幽州城防巨大压力：“宋兵围城，招胁甚急，人怀二心。隆运登城，日夜守御。”三十日，宋太宗“乘步辇至城下，督诸将攻城”。
七月四日，宋太宗“复至城下，督诸将攻城”，六日，“幸城西北隅，督诸将攻城”，宋军与辽援军耶律沙交战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宋军大败，宋太宗身中敌箭，留高琼“夜作引龙真乐于御营”，脱身南归；七日，“以幽州城踰旬不下，士卒疲顿，转输回远，复恐契丹来救，遂诏班师”；八日，至涿州（今河北涿州），“微服乘驴车，间道而走”，主力部队仍在幽州城下；九日，车驾至金台驿（即金台顿，今河北清苑东）；十一日，至北宋边防重镇定州（今河北定县），宋太宗稍作逗留，部署河北防线，“命崔翰及定武节度使孟玄喆等留屯定州，彰德节度使李汉琼屯镇州，河阳节度使崔彦进等屯关南，得以便宜从事”，而后南返开封。初次北伐以失败而告终。
宋太宗欲“乘敌无备”发动军事突袭，然辽景宗时期一改穆宗保守政策，政治态势发展良好，治国御边皆有其道，且宋军“攻围太原累月，馈饷且尽，军士罢乏”，对于伐燕之议，“诸将皆不愿行，然无敢言者”，自镇州（今河北正定）出师幽燕之际，即有“扈从六军有不实时至者”，军心涣散、“人和”难寻。以“地利”而论，幽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自古以来便是边防重镇，攻城难度较大，华北平原地势平坦，并无险要关隘可供据守，若攻城不胜，退师途中更利于辽朝骑兵的追击截杀。冷兵器时代所倡导的天时、地利、人和等战争要素中，北宋皆不占上风，宋太宗虽数度亲临幽州城下，“督诸将攻城”，然“踰旬不下，士卒疲顿”，高梁河之战更是惨败而归：“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击宋余军，所杀甚众，获兵仗、器甲、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
亲征之际，宋太宗信心满满，“遣使告祀北岳”，“作《悲陷蕃民诗》，令从臣和”，欲“乘敌无备”以军事突袭的方式一举夺回燕云汉地；败北之后，“窃乘驴车遁去”、“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的狼狈惨状，使其内心始终耿耿于怀，对内不时高唱北征曲调：太平兴国五年（980）十一月契丹南扰雄州（今河北雄县），宋太宗“诏巡北边”，驻跸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十二月，契丹回师之后，宋太宗高调部署将帅：“以保静节度使刘遇充幽州西路行营壕寨兵马部署，睦州团练使田钦祚为都监；威塞节度使曹翰充幽州东路行营壕寨兵马部署，登州防御使赵延溥为都监”，“欲进攻幽州”，然部署完毕后却并未挥师北上，而是“复命宰相问翰林学士李昉、扈蒙事之可否”，与太平兴国四年（979）“促师夺燕”的杀伐果断截然不同。
在李昉、扈蒙二人“幽蓟之壤，久陷敌人，慕化之心，倒悬斯切，今若拥百万横行之众，吊一方傒后之民，合势而攻，指期可定”、“竢府藏之充溢，洎闾里之完富，期岁之间，用师未晚”的“缓图”建议下，宋太宗即刻“下诏南归”，北伐之议就此作罢。班师回京后，“议者皆言宜速取幽蓟”，可见当时朝野之中主张趁契丹南下失利而攻取幽蓟的主战者应不在少数，这也是宋太宗为何在作出攻幽人事部署后，复令宰相询问李昉、扈蒙二人可否的原因所在。
太平兴国六年（981），宋太宗试图联合渤海、定安国以联合伐辽：“上将大举伐契丹，遣使赐渤海王诏书，令发兵以应王师”，“将讨击契丹，乃以诏书赐定安国王，令张掎角之势”。较之此前尚在大名府玩弄政治伎俩而不敢出师北征的胆怯之态，仅隔一年便欲“鼓行深入，席卷长驱，焚其龙庭，大歼丑类”，虽然最终目的仍不过是收复幽蓟：“幽、蓟土宇，复归中原，朔漠之外，悉以相与”，并不欲将大漠之外纳入统治范围。
然而这样的雄心壮志、跃跃欲试也仅是昙花一现，太平兴国七年（982）十月，宋太宗颁发旨在“屈己息兵”的《保疆诏》，严令边将“不得阑出边关，侵挠帐族。及掠夺畜产，骚动边陲。宜令所在州县，严切侦逻。违者重论其罪。生口羊马等，并送于塞”，重新定义太平兴国四年（979）的促师夺燕之举：“契丹一邦，素无雠隙。顷岁交通使命，保守封疆，亭候无虞，烽尘罢警”，之所以“靡辞再驾之勤，亲略全燕之地”，实因契丹“朋附逆党，弃背欢盟，辄率强悍之民，来为唇齿之援”，否定了北伐以收复汉家旧地的战略本意。
对北伐性质的重新界定，是宋太宗对内着意淡化收复论调的重要标志。经历高梁河之败后的宋太宗，虽在 980 年大名府扬言亲征、982 年试图联合渤海与安定共同伐辽，但更多的是情势之下不得不做出的帝王表态。“屈己息兵”已然宋太宗保疆政策的核心指导，对于燕云旧疆，其所期冀的不过是“异时”之下的收复可能：“幽州四面平川，无险固可恃，难于控扼。异时收复燕蓟，当于古北口以来据其要害，不过三、五处，屯兵设堡寨，自绝南牧矣。”对内，或试图以宣示帝王功业、受命于天的封禅大典来彰显其统治下的太平盛世，或以赐天下大酺的方式来渲染“四海混同，万民康泰”的盛世景象，以期转移朝野内外对北伐失利的过度关注。在对内刻意营造的安逸政治环境中，宋太宗鲜少提及幽蓟之复，纵然偶有论及，也是痛惜前人之失、欲求而不得的政治感慨。
三、雍熙北征与后期政治（986—997）：从力雪前耻的收复尝试到修德怀远的战略退却
高梁河之败后，宋太宗欲求不得的无奈心理暂时压制了收复燕云之念，但内心深处仍怀着一丝期盼，这样的侥幸心理恰给予了冒进求功之人可供发挥的历史空间。雍熙三年（986）初，知雄州贺令图与其父岳州刺史怀浦及文思使薛继昭、军器库使刘文裕、崇仪副使侯莫陈利用等相继上言：“自国家伐太原，而契丹渝盟，发兵以援，非天威兵力决而取之，河东之师几为迁延之役。且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宋太宗“遂以令图等言为然，始有意北伐”。
其中，贺令图与其父怀浦是“首谋北伐”者，“令图少谨愿，隶太宗左右，洎即位，补供奉官，改绫锦副使、知莫州，迁崇仪使、知雄州”，“握兵边郡十余年，恃藩邸旧恩，每岁入奏事，多言边塞利害，及幽蓟可取之状”，然“性贪功生事，复轻而无谋”；军器库使刘文裕“尝依晋邸”，“太宗在藩邸，多得亲接”，与贺令图同是太宗藩邸旧臣；侯莫陈利用，“幼得变幻之术。太平兴国初，卖药京师，言黄白事以惑人。枢密承旨陈从信白于太宗，即日召见，试其术颇验，即授殿直，累迁崇仪副使。” 以擅长幻术而获太宗宠幸；文思使薛继昭更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在其后北伐中“临阵先谋引退”、扰惑军情。
可以看出，此次提出北伐复燕之议者，并非参与国家战略决策、拥有一定政治话语权的宰执要臣，而是依附恩宠的太宗亲信或蕃邸旧人，并不具备洞察边情的军事才能和明辨时局的政治判断，若说贺令图尚有依契丹国情（虽然判断失误）而提议出兵伐燕的事实基础，其他如薛继昭、侯莫陈利用等人则更多的是附和其后，迎合宋太宗对幽燕旧地的念兹在兹、一雪前耻心理。
雍熙三年（986）正月，受贺令图等人北复幽蓟之扰，宋太宗决议出师北征，颁发《北伐谕幽州吏民诏》：
朕祗膺景命，光宅中区。右蜀全吴，尽在提封之内；东渐西被，或归覆育之中。常令万物以由庚，每耻一夫之不获。睠此北燕之地，本为中国之民，晋、汉已来，戎夷窃据，迨今不复，垂五十年。国家化被华夷，恩覃动植，岂可使幽燕奥壤，犹为被发之乡；冠带遗民，尚杂茹毛之俗！爰兴师律，以正封疆。拯溺救焚，聿从于民望；执讯获丑，即震于皇威。凡尔众多，宜体兹意。今遣行营都部署曹彬、崔彦进等推锋直进，振旅长驱，朕当续御戎车，亲临寇境。
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灌爝火之微，宁劳巨浸；折春螽之股，岂待隆车！应大军入界，百姓倍加安抚，不得误有伤杀，及发掘坟墓，焚烧庐舍，斩伐桑枣，掳掠人畜，犯者并当处斩。应收复城邑，文武官皆依旧任，候平幽州日，别加擢用。若有识机知变，因事建功，以节度、防御、团练、刺史州降者，即以本任授之，仍加优赏。军镇城邑亦如之。其乡县民户，候平定日，除二税外，无名科率，并当除放。凡在众庶，当体朕怀。
“拯溺救焚”、“以正封疆”强调了宋军出师的正义性，与首次伐辽所作《悲陷蕃民诗》异曲同工。在决议出师北征的同时，为加大胜算，宋太宗试图联合高丽以分辽势：“幽、蓟之地，本被皇风，向以晋、汉多虞，契丹因而盗据。《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国家照临所及，书轨大同，岂使齐民，陷兹胡虏……惟王久慕华风，素怀明略，输此忠勤之节，抚兹礼义之邦，而接此犬羊，困于虿毒，舒泄积闷，其在兹乎。便可申戒师徒，相为犄角，叶比邻国，同力底平，奋其一鼓之雄，戡此垂亡之虏。” 当然，无论高丽是否应诏出兵，宋军北伐已成定局：遣兵分三路进军，“曹彬、崔彦进、米信自雄州入，田重进趣飞狐，杨业出雁门，克期齐举焉”。
二次北伐的宋太宗，对于幽蓟汉地的收复欲念极为强烈，直言“我疆我理，南东其亩”，然五月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之败的消息传至京师，宋太宗即刻下诏收兵：“诏诸将领兵分屯于边，召彬及崔彦进、米信入朝，田重进率全军驻定州，潘美还代州”。赵普三奏北伐失策，言语尖锐：“伏睹二月中，忽降使臣差般粮草。及详敕命，知取幽州。迩后虽听捷音，未闻成事”，“思陛下非次兴兵，必因偏听，小人倾侧，但解欺君，事成则获利于身，不成则贻忧于国。昨来议取幽蓟，未审孰为主谋？虚说诳言，总应彰露，愿推首恶，早正刑章”。
“奸人但说契丹时逢暗主，地有灾星，以此为词，曲中圣旨。殊不知蕃戎上下，幽州俱置生涯，土宿照临，外处不可征讨。”“是何微类，误我至尊。乞明验于奸人，愿不容于首恶。”以“小人”“奸人”“微类”等词形容首谋之人，可见朝野中大多数人着实不知此次北征为何而行、因谁而起，“及详敕命”才知朝廷有北伐之举，宋太宗的北征决策又是短时期内谋定。雍熙二年（985）宋太宗君臣尚沉浸于“恢复旧境，亦应有时”的政治畅想之中，三年（986）年正月即议出师，二月转输粮草，三月发师北上，与太平兴国四年（979）“促师夺燕”之行如出一辙，皆是宋太宗“圣心独断”下的军事征伐。
“初议兴兵，上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既不与宰相商议征讨事宜，又不顾众臣反对，一意孤行，只能全然承担战争失败所带来的边防危机。面对赵普的指责陈言，宋太宗再次强调自己“念彼燕民陷于边夷，将救焚而拯溺”的“恢复旧疆”之志，将战争失败的责任推脱到将帅“不遵成算”上。
然宋朝边帅的应战部署与攻防策略在太宗朝时处处受到限制，作战灵活性大大降低，较之宋太祖时虽收诸将兵权，但仍给予边防将领充分发挥的军事空间，宋初十四将能有效镇守北边即是其戍边政策的最好体现，宋太宗即位后一改太祖朝驭将政策，多方制约将帅权力，“将从中御”等掣肘政策的实施，使得边将无法灵活应对战场形势的诡谲变化，宋太宗既不敢御驾亲征、又要求将帅务遵“成算”，在这样的战略部署和御将政策下，宋军的实战能力，实难以与宋太宗夺回幽蓟失地的收复雄心相匹配。
雍熙三年（986）的主动北伐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一年之内宋军先后经历岐沟关、陈家谷、君子馆等大败，中原北边沦为疮痍之地，军队士气大跌：“曹彬及刘廷让等相继败覆，军亡死者，前后数万人。缘边创痍之卒，不满万计，皆无复淢志。河朔震恐，悉料乡民为兵以守城，皆白徒，未尝习战阵，但坚壁自固，不敢御敌。敌势益振，长驱入深、祁，陷易州，杀官吏，卤士民。所过郡邑，攻不能下者，则俘取村墅子女，纵火大掠，辇金帛而去。魏、博之北，咸被其祸。”宋太宗内心懊恼不已,雍熙三年（986）六月，“及败，召枢密院使王显，副使张齐贤、王沔，谓曰：‘卿等共视朕，自今复作如此事否？’上既推诚悔过，显等咸愧惧，若无所容。”自此无论朝野内外和战之争如何，宋太宗始终不再提及幽燕旧地。
雍熙四年（987）四月，虽“以契丹频岁入寇，将大发兵讨之，遣使往河南北诸州，募丁壮为义军”，但最终仍在陈王元僖劝谏下，“于河朔缘边诸州点集，止令本处守捍城池，河南诸州一切停罢”，所谓的“发兵讨之”也仅是面对契丹报复性南下而必须作出的军政表态，不然一向固执于北复幽燕的宋太宗何以如此轻易便会听从他人之谏。是月，下诏“询文武御戎之策”，殿中侍御史赵孚“议定华戎之疆，永息征战之事。立誓明著，结好欢和”和戎之论，宋太宗并无异议，反而“嘉之”。换言之，雍熙北伐后的第二年（987），宋太宗便果断放弃了以武力攻取幽蓟汉地的收复可能，愿与辽朝“议定华戎之疆”，回复到“雄州和议”条约之下南北平等而立的往昔格局之中。
端拱元年（988）四月，宋太宗诏“诫沿边毋得侵掠”：“朕凝命上元，居尊中土。唯思禁暴，岂欲佳兵。至如幽蓟之民，皆吾赤子。每闻交斗，衋然伤怀。近者已许边疆，互相贸易。自今沿边戍兵，无得辄恣侵掠。务令安静，称朕意焉。”以“幽蓟之民，皆吾赤子”的族群身份与文化认同，来缘饰放弃以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略退却。
淳化二年（991）八月，宋太宗言于近臣：“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统治重心由对外经略转向内部治理；淳化四年（993）十一月，宋太宗提出“治国在乎修德尔，四夷当置之度外”[1]758 的治国理念，反思出兵北伐之举，“朕往岁既克并、汾，观兵蓟北，方年少气锐，至桑干河，絶流而过，不由桥梁。往则奋锐居先，还乃勒兵殿后，静而思之，亦可为戒。”自此，“修德以怀远”的经略理念遂成为北宋君臣的普遍共识。
从雄州议和、二次北伐、庆历增币，再到熙宁划界之争、宋金“海上之盟”，燕云十六州贯穿于宋辽关系的始终。北宋“守内虚外”的统治方针、“不勤远略”的军政战略、“谨华夷之辩”的文化思潮等诸项决策的形成皆与燕云经略的态势变化息息相关。宋太宗即位之初，选择与辽通好的权宜之计，当内部统治平稳、南方诸割据政权相继消除之后，调转兵力攻克太原、直抵幽蓟，试图通过完成乃兄宋太祖“燕、晋未复”的未竞之业，堵塞“远近腾口，咸以为非”的继位非议，提高自身统治威望，故而以“不然则战”的强势姿态回应辽朝质问，不惧与其一战；高梁河之战宋军失利，宋太宗心虽不甘却又无力攻取，只能以“异时收复”的政治畅想来慰藉心中的燕云情结。
雍熙三年（986）的二次北伐是宋太宗力排众议下付诸全力、一雪前耻的收复尝试，较之初次北伐时作《悲陷蕃民诗》为舆论渲染，雍熙北伐则口号鲜明地提出“北燕之地，本为中国之民”、“爰兴师律，以正封疆” 的旧疆观念，但三路大军并头进发的强大攻势，依然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地。宋辽均势不易打破的政治现实，促使宋太宗朝的统治重心开始由恢复燕云的对外经略转向“奸邪无状”的内部治理，并日渐安逸于自我刻意营造的四方无事、海内升平的盛世景象之中。
宋太宗朝的燕云经略，经历了从“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的积极进取到“议定华戎之疆，永息征战之事”的战略退却，北宋王朝“不勤远略”、“守在四夷”的内守路线由此正式确立。宋太宗朝对幽燕政治态度的转变，也直接影响了宋真宗朝的内政导向与军政走向，对内，宋真宗谨守其父专注内政的治国方略；对外，更是谨守疆界，安于现状，若非辽朝大举南下、直逼澶州，真宗朝会沿着宋太宗朝后期的政治路线继续发展下去。纵使澶渊之役，也并未影响到宋真宗朝既有的发展方向，从一定角度而言，澶渊之盟的签订正太宗朝后期欲与辽朝“议定华戎之疆”的现实实现。由此观之，宋太宗朝的燕云经略及其政治转向，深刻影响着宋真宗朝及其后北宋王朝的内政走向和军政战略，并对宋辽“二元并立”天下格局的最终定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