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无论在内容形式上都有其独特之处。

唐彪认为，“石碑上记载的事情越多，就越需要叙述，如果刻意掺杂在讨论中，只会成为累赘；“事实稀少者，多有评论，独处无词”，将自己的评论融于作品中的观点是合理的。

可见，本文主要是以简洁优美的叙述方式，其间还能体现出作家的心境。

与此对应，皇帝题记由于其独特的叙事题材和叙事语言，往往可以更深入地体现皇帝意愿和情感。清世宗乾隆，一个备受争论的皇帝，在治理国家上，他果断，勇于破旧立新；但也被人视为心术不全，心狠手辣，专权专政。“我虽然比不上三位圣人，但也配得上汉唐、宋明两位皇帝的名号。”

文章从《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中所录的“乾隆天子”题记出发，对其在“帝王”写作中的表现形式进行剖析，并探讨了“帝王”写作产生的时代背景。

引用孔子的经书来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找理由，是我国古代君臣书写的一种传统。“圣王之政”是孔子所倡导的一种理想化的政体，其中“圣”指的是具有理想的个性、品德、能力的完善品格，而“圣王”则指的是具有道德、正义、能力的理想君主。

在《论语·泰伯》中，孔子说：“圣人之治，尧之治也。“巍峨，只有天威，只有尧。”天下之大，莫不可言。大获全胜，大放异彩。”

《孟子·滕文公下》：「若实行王政，则天下之人，无不仰视，而有称霸之心。」《天子制》文引经，正是对孔子经典中与圣王之政相关的内容进行了提取，其目标是要提高君德水平，“使君主、臣民在最高统治权合法性层次上，能够形成一个标准共识。”

上古皇帝制文称“引经据典”，是与“尊儒宗”的方针相联系的。皮锡瑞相信，在古代文献中，孔子的经文有着与普通书卷完全不一样的法律含义：“汉代崇尚经文，实行之时，天子之令，大臣之奏，皆以经文为依据，国家若有疑问，则以《春秋》为依据，故曰：用经文治官职。”

张舜徽说：“只有讲道理的文章，才是最难懂的。我常观《经典》中以思想为本的诸家之学。引用前人事例，以证其迹。”说明引用前人所说的“引用前人著作”，是一种借古来充实自己，增强自己的说理能力的方法。

汉文皇帝《除肉刑诏》引用了《诗·大雅·泂酌》中的“开兄，为人之亲”，说明了他“明教化，减轻严刑，造福于人”的思想；宋太祖在《访医术优长者诏》中，引用了《周礼·天官》中“疾医生治百家之患”这一事例，表明了对全国各地名医的寻觅和寻觅的意义。

明朝皇帝引用了《尚书·伊训》中的一句话：“为善而有百祥，为恶而有百殃。”《易·系辞上》中说：“天顺而行，人之从诚而行。”说的是，他与噶尔丹的战争，是因为他是顺应了上天的旨意，才会如此的理直气壮。

《天子制书》表面上是推崇，但实际上却是对《天子制书》中提到的“圣王”和“圣政”的尊重，这是一种追求“圣人”的潜台词，但却没有流露出来。

到清朝康熙皇帝时，御史书上才开始有了对先贤皇帝的具体描述和评价。康熙22年，康熙帝在五台县的郊外，射杀了一只老虎，并为此写下了《射虎川台麓寺碑》。

“专门用弓箭射杀野兽。虎豹为恶，为祸天下，为仁民故也。朕坐在轿子上，偶然在眼皮子底下，射出一箭，射死一头畜生，恰到好处，人人欢喜，传为嘉美。这与先王的勇武精神是一致的。”

康熙帝引用《周礼》中的文士为“仁民”而设置的官员“以攻猛兽”，表明射杀老虎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了君臣勇武的原则”。“服猛”二字，乃是圣王威仪之意。

《礼记·郊特牲》有云：“以虎为兽。”康熙帝把“服猛”理解为一种表现出的“威”，即表现出了一种“尊”的气度，并融入了一种“亲民”的思想，表现了一种“仁义”。他不但把自己与先贤相比较，而且对先贤的“服猛”进行了新的拓展，先贤写作的现像也逐步清晰起来。

雍正皇帝所写的这些石碑，大多都是援引了儒学的典籍，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是为了讲义，更多的是为了方便他根据自己的看法来诠释圣王之政，塑造圣王的形象，以此来表达对圣王的追求。而这一时期，乾隆皇帝所刻的石碑又采取了怎样的途径来达到“圣人化”，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收入了一部由乾隆年间乾隆年间所写的《乾隆年间所作的题跋》。按其所载，可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纪事碑、纪功碑。尤其是《记事石》，大约有30种文字，几乎占据了百分之九十的比例。

碑铭可分为三种：祭祀、宗教和德政：祭祀的碑铭，以祭祀为主，修筑庙宇，祈求神灵保佑；其中，宗教性的铭文，记录了寺庙和道观的建立过程，着重说明了政府的尊教和法律，希望百姓能够得到更多的祝福；这一段内容，是关于乾隆皇帝下令修建民生设施，树立了他的爱民的形象，同时也提倡了“重义行”，希望百姓能够得到安宁。

通过对乾隆皇帝题记的整理，可以看出，题记往往是引用了一些经籍，在这一背景下，也曾多次发生过“圣人题记”的现象。

乾隆皇帝非常重视对题记的阐述，他是如何实践了孔子著作中所描绘的“圣人之治”，并期望能与圣人之治相媲美。

他把《周礼》奉为“圣王”法门，并把《周礼》中记载的古代制度，与之相符，称为“圣人”的法门。

广宁门是一条重要的道路，但由于年久失修，到处都是泥泞，所以，在这条道路上，有一条《广宁门外石道碑文》，上面引用了《周礼》的话：《周礼·地官》中记载了“令野修道”的“太守”，《秋官》中记载了“统领天下大势，通达四方”的野庐氏，这些都是古代圣人经国治理百姓的手段。而修行，则是另一种意义。

雍正皇帝引用了《周礼》中设官掌路的旧法，并说：“稽于典章，事关王政，当因时而修”，着重指出了在典章中王政的重要性，所以，广宁城门的修整是必然的政策。

还有一条《朝阳门至通州石道碑文》，笔锋相似，引用了同样的话，写道：“此项工程，以古圣王之美之意，以求修筑公路，以求效仿“古先圣王”。”

康熙帝在引用《左传》中指出，“安养众”是“献祭”和“祈求”的先决条件，并着重指出帝王应“致力于神”。

同时，他又提出，不管是上苍赐予祝福，都“默然于“诚敬”，首先，康熙帝把“诚”和“敬”解释为“天地之道，不在诚心之上”和“幽明昭格之数，一个是最高的自然之道，一个是身体的“诚”。

康熙四年（一七二六年），秦晋豫数省报告黄河从浑浊转为清澈，康熙大帝视之为“吉兆”，亲手写下《黄河澄清碑记》，记载：“吾皇有神明，显于苍穹，恩泽教化，甚是深刻，甚是厚重”。我只是受其影响，心生畏惧，嘉诸君，以正治之。《书》上说：

“称神，天其申命。”“先王，以天为尊。”君臣不能忘记这一点。吾也只惧严恭寅，莫说平安，只怕不负老天，皇考锡，佳香。

这篇文章在许多场合都突出了乾隆皇帝对上天的敬畏之情。

《尚书·益稷》："禹说：'安汝止'。其正而行，唯其动势。惟愿奉主，天其申命。”“凡其事，必有天之恩”，既是禹对舜施政要慎重的规诫，又是《尚书》中体现出的圣人治国思想.

不管是汉文帝和宋太祖的《圣旨》，还是明朝太祖的《圣旨》，都可以看出，《圣旨》的使用，对于皇帝来说，都是一种获取政权正当防卫的方式。即使偶尔被引用，也多是表示对圣人的尊敬。

比如汉文皇帝，就在他的《除肉刑诏》中，为自己的“德行不足，无法管束”而忏悔。宋太祖在《即位谕郡国诏》中说：“臣下于两个君主。”

明朝皇帝在《免山西陕右二省夏秋租税诏》中说，他是为了“恢复中原，继承先贤，建立新的国都，”诸如此类。即便是明朝皇帝所说的“继承圣职”，也只是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一个政治兴衰的表达，而没有超越对传统君主立宪文本的认识。

康熙帝时期出现的“天子题记”的出现，与清朝早期特有的思想观念有很大的关系。康熙帝推崇程朱，视其为“经世致用之道”。

他命人编写《诗经传说汇纂》，在朱熹和蔡沈注的指导下，对各自的见解进行了选择；他更推崇朱熹为“博采众家之长，承袭数千年前的失传，开创了先河，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的儒学之祖。

康熙帝还把“道统”和儒家联系在一起，认为“千秋万代的传承，把原本分开的政体和文化体，集中到了君王身上。于是，把康熙帝比喻成儒家心目中“治统”、“道统”的帝王，便成了文人歌咏康熙帝的一种重要方式

雍正皇帝击败众子，顺利登上皇座之后，立即引起了朝廷对其皇权的怀疑，从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反对。

外面的人散布谣言，说雍正宠爱十六弟，让他继承了庄王的爵位，继承了他的财产。我身为一国之主，又怎会因这庄亲王之位，而对十六弟另眼相看？若派一人去，便是为我寻仇；提拔一个人，说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今日各位王和重臣都在，我用佛格和（永）泰他们，岂有私心？

这道圣旨的声音很是焦急，显然是被皇帝陛下逼得走投无路了。小事用圣旨来反驳，大事用“出奇料理”来解决。

同时，康熙帝也十分注重“以天治地”和“以君治世”，把“敬天法祖”作为君临世界的“首务”，并以此作为治国的要旨。

因而，《康熙》书中频频引用。体现了“治国要有章法可依”这一“原则”，可以从其对民意的不断干涉和坚持“敬天法祖”的理念中找到其渊源。

总之，“圣人”在《康熙皇帝铭志》中说，是以“新诠释”的形式而实现的，“圣人”从“儒家”的角度出发，以“吕祖谦”、“朱熹”和“蔡沈”为代表的宋代儒家“圣人”之说。

雍正皇帝铭刻的“先贤”写作，是康熙雍正皇帝力主儒学，以确立皇权至高无上的威严的一种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先贤”写作的新情况，它完全符合雍正皇帝论证继位合法性和塑造他仁爱的君主的社会需求，从而为雍正皇帝巩固自己的政权，创造了一种有力的政治支撑。

1.《清代世宗圣贤纪事》

2.《朱批谕世宗宪皇帝》

3.《世宗宪皇帝御前诗选》

4.《吕祖谦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