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被定义为对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或行为产生持久负面影响的心理上的不安经历。创伤可以在社区、国家或社会范围内表现出来，作为对灾难性损失或断裂的反应。它也可以是历史性的，包括对种族灭绝或殖民等事件的长久社区反应。而代际创伤指的是创伤从幸存者传递给后代。

创伤可以通过各种情感方式代代相传。首先，儿童可能会通过目睹和内化照顾者的痛苦来认同照顾者所受的创伤。其次，受害人可能会采取适应不适当的养育方式，例如以暴力、不信任或缺乏亲密感为特征的养育方式。创伤也可能通过沟通方式转移，例如口头讲故事，这会向后代灌输恐惧感。

对代际创伤研究得最好的例子之一是大屠杀对幸存者后代的影响。这些后代更有可能受到精神和情感问题的困扰，反映在情绪和焦虑症的发病率更高。

除了情感手段外，心理症状的遗传还具有潜在的生物学相关性。大屠杀幸存者的皮质醇水平下降——一种使身体在创伤后恢复平衡的应激激素——已经被记录在案，更普遍的是，在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中。令人惊讶的是，在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中也观察到皮质醇减少。这种荷尔蒙失调是表观遗传反应的一部分，表观遗传反应是指基因表达的可遗传变化，可以让后代为父母遇到的环境做好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创伤，特别是其代际形式，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并能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被种族化、被殖民化和被社会经济剥削的人所经历的日常创伤并不是有明确开始或结束的孤立事件。这些暴力是持久的、普遍的，而且往往是平凡的。鉴于其持续种族压迫的更大背景，即使是种族灭绝也不能解释为历史记录中的独立悲剧。

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其他疾病应结合系统性创伤进行批判性讨论。这是因为创伤的医学-科学病理学化可能使某些形式的创伤合法化，而不是其他形式的创伤，暗示创伤是可以 "修复 "的，并将其来源定位在随机的悲剧而不是社会功能障碍。

许多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AI/ANs）的研究集中在代际创伤的系统起源上。尽管历史创伤的类型针对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社区和时间上有所不同，但大多数人都报告了对历史和文化损失的关注。例如，关于部落传统损失的侵入性和重复性的想法经常困扰着个人。主导文化未能充分解决这些损失并提供赔偿，这可能会阻碍社区 "解决 "他们所承受的和继续承受的创伤。

此外，这些社区由于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微观侵略、身体暴力和对文化认同的威胁而遭受持续的压迫；殖民化的过程并没有在过去结束，而是在持续进行。

一个例子是在立岩苏族人的土地上修建达科他石油管道（DAPL）。该管道原本打算穿过白人占多数的城市，但由于安全问题，居民请愿将其改道。与此同时，立岩苏族人对水污染和破坏祖先土地的担忧被轻易忽视，随后的抗议活动遭到了身着防暴装备的警察的攻击。在立岩发生的事件标志着对原住民社区的解雇、剥削和军事化暴力的殖民主义遗产在继续散发着影响。

过去和现在暴力的累积创伤导致药物滥用和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增加——创伤症状周期性地产生和重现共同的痛苦。我们很难想象对这种创伤的有效治疗方法能从根本上重组改善现有的压迫系统。

通过历史与代际创伤等概念，创伤理论家在扩展传统的西方创伤定义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些定义优先考虑明显的身体暴力（如攻击或战争）。然而创伤研究领域因其有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创伤范式而受到批评。批评者告诫人们不要缺乏跨文化的伦理参与，这种参与会偏袒欧美白人的苦难，而忽视非欧美其他人的苦难。

例如，主流文化将大屠杀描绘成20世纪的主要悲剧，也可能是有史以来的主要悲剧根源，将与各种殖民历史相关的创伤下放到了社会边缘。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的长期殖民统治，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肯尼亚，以及其他无数次类似的殖民尝试，在这场历史创伤的编年史中，却很少被历史学家提及。此外，创伤理论家在研究边缘化压迫时必须小心，不要将西方背景下形成的创伤和康复概念普遍化。